12宫与28宿-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牡胤揭惨傩校⒂凶ㄖ肮僭备涸鹌涫隆Ｒ虼硕杂谌帐常匦胧孪茸龀鐾扑愫驮けā！ �
推算和预报日食，是古代中国星占学家一项极其重要、极其神圣的任务。关于中国古代一向特别重视日食预报的传统，这里不打算详加讨论，而是想通过叙述两个故事来了解这一传统。下面这两个故事，如视之为信史恐不可靠，但通过它们来理解中国古代对日食预报的重视则非常生动。
第一个故事是著名的“书经日蚀”，见于《尚书·胤征》：相传夏代仲康在位时，某年秋季第三月朔日，发生日食；而当时的皇家星占学家羲和，因酗酒误事，未能事先提出预报，结果造成混乱。羲和为此得了死罪：“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因为“《政典》曰：（预报日食）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预报时刻不准确都要“杀无赦”，何况根本不作预报？羲和自然是罪不容诛。当然，预报日食不准而被杀头的事，只是传说中如此，由后世信史中的记载看，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一般至少会受到皇帝的责备，日子也不会好过。
第二个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七十六：太史令李淳风根据新校订的历法，推算某日当有日食，唐太宗闻之不悦（我们前面说过，日食对君王尤为不吉），问李淳风，要是届时日食不发生，“卿将何以自处？”李淳风表示，如果预报不准，甘当死罪。于是到了那天唐太宗和他一起在庭中等候，许久未见日食，唐太宗认为李淳风的预报已经失误，就对他说：朕放你回家去和妻子儿女诀别一下吧。李淳风却并不惊慌，说是时刻还未到。他在墙上画了一条线，说日影移动到此线时日食就发生，结果他的预报“不差分毫”。这当然是小说家言，意在渲染大星占学家李淳风造诣之深。但故事中李淳风表示预报不准甘当死罪，确实可以使人联想到《尚书·胤征》中“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的古之遗风。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7节 月食占
月亮也是富有星占学意义的天体，这在各主要的古代文明中都是如此。中国星占学理论对月亮的基本观念，有如下表述：
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晋书·天文志中》。
前面说过，太阳是人君之象，则根据阴阳相对的观念体系，“太阴之精”的月亮，自然对应女主（后妃）之象和诸侯大臣之象。所谓“比德”，将太阳与恩赏对应，那么月亮自然要与刑罚对应，所以司马迁说“月变省刑”。
月食发生的次数较日食为多，推算起来也不像日食那样复杂；而且一般来说，一次月食的可见地域远较一次日食为大。月食当然也被认为是不吉的天象，这里举一些由李淳风编集的占辞为例：《乙巳占》卷二。
凡师出门而蚀，当其国之野，大败，军死（凡军队出国门时遇到月蚀，月蚀所发生的宿之分野又恰好对应该国，则该国军队将大败死伤）。
月蚀尽（指发生月全蚀），光耀亡（无），君之殃。
蚀不尽，光辉散，君之忧。
月生三日而蚀，是谓大殃，国有丧。十日至十四日而蚀，天下兵起。十五日而蚀，国破灭亡。
春蚀，岁恶（收成坏），将（将领）死，有忧。夏蚀，大旱。秋蚀，兵起。冬蚀，其国有兵、丧。
月食发生于二十八宿的不同宿中，其星占学意义又各不相同，这被称为“蚀列宿占”。“蚀列宿占”对于日、月都有。这里以月为例，举四宿占辞以见一斑：
月在角、亢蚀，刑法官当黜（主管刑事法律的官员将被罢黜），将吏有忧；国门四闭，其邦凶。《乙巳占》卷二。
月在危蚀，不有崩丧，必有大臣薨（不是皇帝死，就是大臣死），天下改服；刀剑之官忧；衣履金玉之人（指贵族高官）有黜。《乙巳占》卷二。
月在张蚀，贵人失势，皇后忧。《乙巳占》卷二。
关于太阳的“蚀列宿占”，情形也类似。
如果月食发生于某宿，而此时恰好又有行星运行到该宿，则又另有星占学意义。李淳风称之为“月蚀五星”，不很确切，容易使现代读者误认为是月掩行星（一种确实会发生的天象）。其实只要一看占辞就可明白其意，举两例如下：《乙巳占》卷二。
月行与木（木星）同宿而蚀，民相食，粟贵，农官忧。
月行与水同宿而蚀，其国有女乱而国亡。
对于月食，也有禳救之举。仪式中通常都要击鼓，照汉儒郑玄为《周礼》所作的注中说，还有“王者必亲击鼓”的规定。同时根据阴阳对应的理论，要由皇后率领后宫搞一套禳救仪式。不过毕竟阳尊阴卑，君贵臣贱，男重女轻，为月食而举行的禳救仪式，其隆重程度无法与为日食而举行者相比。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8节 月位占
与日食之备受重视不同，在关于月的星占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月食占，而是“月位占”——月球在星空中作周期运动时，它与恒星、行星发生视觉上的关系，由此呈现出来的各种天象及其星占学意义。
月球每天相对于恒星背景移动约13°（注意这不是指月亮东升西落的周日运动——周日运动相对于恒星背景是固定的），这就会产生月亮逼近、甚至遮掩某些恒星或行星的天象，这类天象的具体情况多种多样，而且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成为古人进行各种星占学预言的大好题目。难怪在许多经典的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月位占占了月占占辞的绝大部分。
在《开元占经》中有“月与列宿相犯”的星占名目，这又被分为“月犯星”与“星入月”两类，先各举占辞一例：
月犯列宿，其国（按照分野理论所对应之国）有忧。《开元占经》卷十三引《河图纬帝览嬉》。
星入月中，其国君有忧。一曰：不出三年，臣胜其主。《开元占经》卷十三引《海中占》。
所谓“星入月中”，是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极常见的说法，而实际上这种天象不可能发生，因为月球比所有的恒星和行星都离地球近得多，所以只可能有月掩星，绝不可能有“星入月”。古代星占学家盛称此说，原因或有两端：一是将流星恰好与月亮在同一视方向上出现误认为“星入月”；二是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真实结构了解太少，对于月球与恒星、行星距地孰远孰近不甚了了，故相信“星入月”是可能发生的。
月位占中最重要的是“月犯列宿”，先看几条占辞：
（月）在尾宿有变，后宫不安，妃后争人君子孙，不吉在宫中矣。《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郗萌占》。
月以十月至四月入南斗中，天下大赦。近期六十日，中期六月，远期一年（皆指应验的时间）。《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黄帝占》。
月变于须女，有兵不战而降。又曰：有嫁女娶妇之事。《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郗萌占》。
月蚀张，贵臣失势，皇后有忧。《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黄帝占》。
古人所谓“犯”，是指月球运行进入某宿所属的天区。而具体进行星占预言时，又要结合月本身所呈现的状况来考虑。上引第一、三条占辞都是根据月在某宿时发生“变”来占吉凶，但这“变”是什么情况则未明言。第四条占辞明确说“月蚀张”，即月在张宿发生月食，可视为“月变”之一。第二条占辞则只言月“入”南斗，未言其“变”。
月球运动的恒星周期为273日，也就是说，月球每273日就要在星空中绕行一周。因此月入某宿之后，再过273天就会再次进入该宿。由此可知“月犯列宿”是极常见的天象。与此类似的还有如下系列的天象：
月犯石氏中官
月犯石氏外官
月犯甘氏中官
月犯甘氏外官
月犯巫咸中、外官
上述五种情形中，并未遍列甘、石、巫咸三大门派的全部星官——那些远离白道的星官，月球不可能“犯”到它们。如将上述天象中的“犯”字改成“晕”，则又可构成一套关于月的天象系列：月在二十八宿和三大门派中、外官处发生晕（一种大气光象，但古人认为是月球本身发生的现象），也各有其星占学意义。所有这些以273日为周期的月位天象，其占辞可以窥一斑而想见全豹，基本上不外各种灾祸之兆。只有极个别的吉兆，如：
月晕尾（月在尾宿时出现晕），有益地（扩张领土）者百里以上。《开元占经》卷十五引《东观占》。
由上所述，月位占中名目如此之多，这些天象出现的频率又如此之高，以致在每个晴朗或多云的夜晚都会有不止一种；而这些天象又绝大部分皆为凶兆，如此夜夜凶兆不绝，岂非天下将无一日安宁，古人时常憧憬讴歌的所谓“太平盛世”又何时会有？这固然可以用来说明星占学之不可信，但在这背后还另有奥妙。事实上，这里触及了中国古代星占学运作中的一个关键机制——不祥的凶兆虽然夜夜都有，但是星占学家并不会、也不可能每个凶兆都去向皇帝报告，他们只有在适当的时机才会提出星占报告。中国星占学是古代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合格的星占学家必须懂得，对于司空见惯的种种凶兆天象，什么时候应该视而不见，什么时候应该轻描淡写，什么时候应该郑重报告。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9节 行星之占（1）
行星占是中国星占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成分。不了解行星占也就不了解古代中国的星占学。
集唐以前中国星占学理论之大成的《开元占经》，全书120卷，行星占独占42卷之多。行星星占学在古代受到特殊重视是不难理解的：恒星在天球上固定不移；日、月各只有一个；而行星则周期性地穿行于恒星背景之中，与二十八宿和太阳、月亮都会发生视觉关系；况且古人已知道的行星有五颗之多，每颗的运行速度和周期又明显不同；再和五行之说附会在一起，更是变化多端。
一、国师与丞相之死：行星占的重要
行星星占学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它对古代中国军政大事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历史事件来观察这一点。
第一件事是王莽当政时的一次宫廷军事政变。事变始末见《汉书·王莽传下》。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刘歆，就死于这场失败的政变中，而原因正是他本人和同谋者对行星星占学的迷信。当时王莽以伪善与阴谋篡窃国柄，因为肆无忌惮，倒行逆施，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之境。他的亲信之一卫将军王涉，被星占学家西门君惠用星占学的预言说动了心，就与大司马董忠、“国师公”刘歆等策划发动军事政变，打算劫持王莽，然后向南阳军事集团（后来东汉光武帝就是从这个集团起家的）围攻长安的军队投降，以免为王莽殉葬。本来早就可以动手，但刘歆是当时研究星占、谶纬之类神秘主义学问的大权威（王莽因此封他为“国师公”），他认为“当待太白星出，乃可”——那时金星恰好运行到太阳附近，古代称为“伏”，此时它被掩没在太阳的光芒之中，所以无法看到。要等金星走出“伏”才能重新出现。听从了刘歆的意见，密谋者们迁延等待了一些日子，不料这期间有人告密，事情败露，王莽立刻进行无情镇压。董忠被杀，刘歆和王涉都自杀了。王莽为了掩饰众叛亲离的窘境，对外只说“大司马发了疯病”。
这里必须考虑刘歆的星占学造诣。他说“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并不是盲目坐等金星出现——他完全知道金星要到什么日子才出现。预先推算行星运动的速度、位置是古代历法中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而刘歆正是历法大家。他所作的《三统历》，是现今传世的最早一部完整历法；《三统历》正文第一章不是别的，正是“五步”，即推算五大行星运动所用的公式和法则。很可能，刘歆认为“太白星出”之时是发动政变的最佳时机——正是南阳军队破城的前夜。
第二件事是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因为一次非常可能仅是谎报的行星天象而被迫自杀。事件始末详见《汉书·翟方进传》。绥和二年（公元7年）春天，据报有“荧惑守心”的天象（火星停留在心宿。关于这一天象的星占学意义详见本节四），当时就有李寻利用这一“大凶”的天象向丞相施加压力，说他在相位上毫无功劳，尸位素餐，难免要遭斥逐，甚至还进而暗示翟方进应该自杀谢罪。翟方进正忧惧不知所措，又有善言星占之学的郎贲丽上书说：荧惑守心这样的不吉天象，“大臣宜当之”——应由大臣来负责。于是皇帝颁下一道“册”给翟方进，这是一份严厉责备他并逼他自杀的文件：
皇帝问丞相：……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何以竟对自己的失职安之若素，毫无报效朝廷之意），将何以辅朕，帅导群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
翟方进当日就自杀身死。
行星星占学在古代对于军政大事的影响力，是现代人很难想像的。在上面两个事例中，金星的运行状况决定了政变成败，而一次所谓的“荧惑守心”竟被利用来逼死丞相。然而，这两个例子既非孤立，也不极端，在本节下文的论述中，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的受到行星星占学影响的历史事件。
二、五大行星与五行
五行之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在行星星占学中，五行学说的成分更为明显——古人所知道的行星，恰好只有五颗。今天这五大行星通用的中文名字，本身就是五行之说留下的一个显著印痕。
不过古代中国人对此五大行星的称呼，并不像今天这样总是直呼其名，而是另有一套习用名称：
金星：太白
木星：岁、岁星
水星：辰星
火星：荧惑
土星：镇�
![(真人同人)[江口拓也]身高差28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22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