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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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绷Α！ �
问：你个人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中国的学生？
答：真正接触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的时候是在读博士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位中国的同学，算是第一期出国的研究生。他年纪比较大，但是对学习比谁都卖力。我记得有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把他的编程作业给我看，居然是手写在纸上的。他说在中国学计算机，几乎很难上机器，所以都是在纸上写编程。当时我就感觉，中国学生真是很勤奋，很有毅力，但是中国很落后。
第一次接触大批的中国学生是在90年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机会，就是联合国有一个资助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的计划，我自愿回到中国教学。那时的感觉仍然是中国科技和市场都很落后，但是中国学生的上进、好奇、踊跃发问给我很深的印象。从那次以后，我每一两年都争取机会回中国讲课，每次都一定要到大学将一堂课，见见学生，无论工作有否需要。直到98年搬回中国。
问：你曾经在中国的大学进行过200多场的演讲，是关于技术的还是教育的？
答：技术方面的也有，但是我听说最受欢迎的是非技术方面的，有做人方面的、谈教育、谈领导方面的。
问：你是不是帮助过很多的中国学生？请举一个例子？
答：我回美国后，每一封来自中国学生的信，我都有回。我也帮助了数十位在中国认识的学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或出国读书。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是我帮助了一个“少年院士”，也就是凌先生书中曾提到的14岁的学生。回到美国后，我常常与他交换电子邮件。有一回他提到美国路易威尔大学。向他发出邀请，他问我他该不该去，我给了他很多的意见。最后他的申请被接受，但是那个学校提供的奖学金不是全额的。我帮他打电话给他们学校的院长。我对院长说这个学生有可能是你们学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校友，你就为了这点钱放弃这种机会吗？后来这个学校接受了我的意见。他确实是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几个月英文就很流利，而且每科都拿A等成绩。
问：所以你帮中国学生写了很多推荐信吗？
答：不，我愿意回复任何一封学生的来信，但是我绝不随便写推荐信。我真的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我才去写推荐信，我一年最多写五六封推荐信，而且一个人如果希望我推荐他，我又不熟悉他的话，我会拒绝的。当一个人有影响力的时候，他有义务更小心的去使用他的影响力，因为他可以造成不公平的事情发生，而且也会伤害自己的信誉。
附录改变我们的教育文化（1）
问：从您在《成长》中的发言，你对中国的教育很失望？
答：我对凌先生曾说“看到那么多学生被浪费了，真可惜”。中国大学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师资问题。我认识很多中国的老师。他们大都是尽责的老师，他们也尽力做好他们的工作。但是因为他们知识比较陈旧，所以他们未必是足够好的老师。而中国大学教授的薪资，在象计算机这样的热门行业，远远落后于业界。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职。这形成了一个中国师资的恶性循环：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来。
问：在美国的大学有么有类似的情况？
答：没有。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绝没有赶不上科技演变的情况。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那位得到青睐被雇佣的助理教授将有50％的概率在7年后被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制度淘汰掉。唯有经过7年考验，证明是最优秀的助理教授，才能成为“副教授”。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待遇。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这造成了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待遇造成师资上升、师资上升造成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学生的崇拜造成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继续提高。
问：有人说盲目的崇洋也是不对的，中国需要的教育系统不应是完全抄袭美国的。你怎么看待这个看法。
答：丘成桐教授前一阵在中国青年报上曾说，“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比美国学生扎实”的想法，是可怕的自我麻醉。也有人反对他，不认为美国教育是最合适中国的。我基本上同意丘成桐教授的看法。中国的学生无比优秀，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是落后的，中国的教育思想仍然沿袭了过时的科举思路。当然，完全抄袭美国是不合适的，彻底的改革也是不合实际的。但是中国应该开始考虑如何逐步引入美国成功的教育系统，加上中国的特色，让中国的学生能拥有中美人才的所有优点。
问：你和邱教授的意见，是属于多数的还是少数的？
答：这些话其实不只是我心里头的话，也是我很多朋友心里头的话。这些朋友包括了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也包括了在中国工作的人。对他们来说，直率敢言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些话他们会对我说，但是不会公开的发表。我在美国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公司或私人的利益，所以我更可以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说一些话。这些话也许由我来说，比他们可以有更大的效果。
问：在来见你的路上，凌志军说你有出众的识人才能。你的特长是可以在五分钟内判断一个人是否优秀，请问是如何做到的？
答：面试时，五分钟，看他的思路，回答的问题。应该基本上能看出他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可信的人，也可以大约看出他的思考方式和他的能力。
问：对于你刚才讲的，我有一些疑惑啊，如你刚才说的，你在招人的时候，能在几分钟之内，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看错的时候吗？
答：当然也有看错的时候。有些人有多次面试的经验，会“包装自己”，所以说我不能五分钟断定一个人，但是应有95％的把握。所以，我们面试要经过7…8位“考官”，还要看过取得成绩、业绩，并得到以前同事、老师、同学的评语，才作最后决定。
问：这种95％把握仍然是惊人的高，它来自于什么呢？
答：这主要是依靠经验。我面试过上千个人，所以我总是可以和以前见过的人和他们后来的优缺点比较。另外，我会问一些很特殊的难题来理解一个人的思路。我不会接受一个很广的答案，我会追根问到底。在压力下更能看清一个人。最后，这也是情商的一个例子。我想，自觉很高的人应是能识人的人，因为他会观察、注重别人的感觉。同理心很强的人应是能识人的人，因为他能将心比心。
问：什么时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
答：在来到微软之前，我曾领导的一个两百人的团队在一个财力有限的公司做先进但是不挣钱的技术。当公司碰到财务的困难，我的队伍面临要解体的危机。公司要求我把技术出售，把最好的人留下来，把其他人解散。这件工作对我是很大的一个打击。那时候压力很大，两百人命运决定在我手上，得帮他们找出路。后来，部门卖掉了，但是很多人失业了。我对这件事一直很愧疚。但是回顾往事，我从失败学到的比从成功学到得更多。我学到了怎么在面临危机时不让士气崩溃，学到自控的能力，更学到了以后要更务实的设定方向，以避免这样的灾难。创新固然重要，有用的创新更重要。
附录改变我们的教育文化（2）
问：您有没有怀疑过自己工作的意义？
答：有，在1988…1990年的时候，我在美国一个很优秀的大学教书。在这段时间感到很困惑，不是说这个学校不好，而是说这个工作不适合我，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不是很大。当时我感觉做教授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得到终身制，怎么样去找到最好的学生，怎么样去发表论文，这些本身都是好事，但是这些事情对社会看起来，意义不是那么直接。我希望去做一些直接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做一个很多人使用的技术或产品，或是去帮助一些学生发掘他们的潜力。后来就离开学校了。
问：你在“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里曾提到终生的学习，成长。你个人是如何成长的？
答：我会从工作上自我批评、自我进步。我也会经过书本，和经过我佩服的人身上学习、成长。
问：2003年您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哪本？
答：2003年有很多本好书，例如《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很深刻地介绍比“战略”、“技术”更重要的“执行”。“Primal Leader ship：Realizing the Power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对情商有深刻的描述，并作了科学化的统计。“Presenting to Win：The Art of Telling Your Story”是我的演讲教练写的一本书，可以帮助任何人的演讲技术更上一层楼。
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从优秀到卓越》。其中重点是从优秀跨入卓越的公司都有一位“第五级的领导”。第五级的领导是谦虚的，勇敢的、执著的。第五级的领导不自我膨胀、不吹嘘自己，不霸占大权，而总是以公司为重，放权给能干的人。很多业内知名的领导虽然有战略眼光，商业头脑，也有号召力，其实只达到第四级。我觉得凌志军的书里的第四级（“D”）学生和第五级（“E”）学生的划分与这本书中的四、五级领导不但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有相互关联和印证的地方，值得有心人对照和参考：
•；第四级领导果断；第五级领导执著。第四级领导在前台煽动；第五级领导在后台指导。第四级领导有激情；第五级领导谦虚。
•；第四级学生自信；第五级学生自主。第四级学生积极学习；第五级学生热爱学习。第四级学生有高智商；第五级学生有高情商。
问：2003年您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答：卓越的领袖是经过良好成长后变得高情商、高智慧的人。我们公司的总裁鲍尔默是2003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自从认识他，一向认为他是一个全能，又有商业头脑，又有战略眼光，又能鼓舞士气，又有激情，又懂技术。他是一个果断，凡事喜欢一手抓的人。从1990到2000年，他是一个完美的第四级领导。但是这三年我亲眼看到了他从第四级到第五级的跨越。
这三年来，鲍尔默隐藏了自己果断的一面，放权给公司七大部门的负责人。他不再做每件大事的最后决定人，而更支持者七个负责人的成长。他不再做一个最有煽动力的拉拉队员，而成为一个幕后的教练。他把自己对竞争对手的研究转换成对人才的研究。
看到鲍尔默对公司的奉献，和他对自我批评、自我调整、自我改进的毅力，作为属下我感到非常有启发。在我对任何要求回答“我做不到”之前，我总会想到鲍尔默可以做到，我为什么不试试？他的榜样已经帮助了我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