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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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去读最好的学校。
“父母对我的要求，大概就是学习了。”益肇后来说。
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是个教师，两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一代人中间并不多见。中国有句老话：“忠厚传家久，诗书万世长。”海峡两岸的人们都相信，都喜欢把它贴在家门两侧。由上几代人的延续来说，张家也是个书香世家，从来就有读书传统，曾祖父是个秀才，祖父是个医生，一代又一代的家训延续到父亲，再传给益肇：“财产不重要，知识最重要。身外之物不重要，脑子里的东西最重要。”
学校的教育采用传统方式。一个班大约50个学生，每天上课下课，按部就班，做一大堆练习题，再背诵一段课文。像《三字经》这种课本，中国人已经背了千百年，爷爷背过，爸爸背过，现在又轮到益肇来背诵。老师们都说，学习中国的文字就是要靠背，他们看到记忆力好的学生就两眼放光。益肇到今天还记得，当他流畅地把“九九乘法表”当堂背诵出来的时候，老师投给他的笑容是多么灿烂。这让益肇小小年纪就在脑子里不断猜测：“学习大概就是吸取知识，好学生就要把知识全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
老师评估学生的方法形形色色，同大陆这边如出一辙：没完没了的考试卷子，统一的分数标准，成绩单，排名次，给前几名颁发奖状，把后几名数落一番。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区别完全在分数，哪怕你只差0。1分，就有可能落后很多名。
益肇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以为学校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直到他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那是中国式的教育，“美国是没有这种作法的。”
让孩子们到美国去读书，是这个家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决定。
1979年的台湾有点奇怪，尽管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的访华让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冷淡下来，现任总统卡特又在这一年的第一天让美国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可是台湾的民众似乎更加关注美国。一句新的民谣就是在那时流行起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每个家庭都在谈论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的可能性，这成了一股潮流，也成了张家的话题。
像开复的母亲一样，益肇的母亲也相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想让孩子有出息，就必须把他们送到那里去。
“反正大学毕业后也是去美国留学，”父亲说，“那不如早一点过去。”
母亲同意父亲的看法，她唯一的担心是孩子太小，不能独立生活。
于是母亲辞去教师工作，带着5个孩子投奔大洋彼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舅舅家里住下来。父亲留在台湾继续挣钱，供养孩子们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
那一年益肇11岁，碰巧和开复离台赴美时的年龄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需要有第九个观念：有钱花在教育上。
第一章 “起跑线”第14节 新发现
读者看到这里，应当已经发现“E学生”的第一个秘密：不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智力。
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30个“微软小子”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聪明过人，他们在后来之所以有超越常人的表现，乃是缘于后天的教育，而非天赋。首先，他们在教育的起点上，就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念。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新发现：
1、80％的人出生在小城小镇，并且在那里度过童年。
2、至少有两个发育不良的例子，仅仅由于教育，他们才能后来居上。
3、朝向“E学生”的“起跑线”，几乎百分之百出现在6岁到12岁之间。
4、“E学生”在他们的起点上，也会有恐惧感，也会有糟糕的成绩，也会做“涂改成绩”这样的事。
5、区别“五级学生”的标志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习态度。事实上，“E学生”的考试成绩，有可能不如其他学生。
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第15节 自信是成长之路上的第一路标
2003年5月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也是“非典”入侵北京城的最危险的时刻，冷清多日的香江俱乐部里，有一阵忽然热闹起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三位院长，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相约在一起，这一次他们不是讨论科研的方向，而是讨论教育的问题。
他们的谈话有一位朋友录音。后者一直在想：既然大多数孩子在教育的起点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走向不同的方向？
接着大家就这个问题争论起来，持续了一个下午。
张亚勤说：“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张宏江说：“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
沈向洋说：“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计算机科学领域中三位世界级的科学家，渐渐倾向于一个结论。那正是“E学生”的第二个秘密：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尽管我常常不如别人好，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是最聪明的。我能做好。”
——张宏江
今天全世界数以万计的计算机科学家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张宏江。他就是当年那个走进河南叶县顿觉眼界大开的小男孩，而现在，他的专长是“对多媒体信息内容的理解、检索和浏览”。他的理想是让人们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设备，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想要的信息，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带宽、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语言，都不会感觉到有任何障碍。用专家们的话来解释，这叫做“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这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是张宏江在8年以前开拓出来的，其功绩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道。张亚勤说他是“先驱”，李开复说他是“鼻祖”，意思都是一个：他在“视频检索”方面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没有人能取代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他的“叶县故事”。
“叶县故事”的第一个情节出现在1973年那次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全国都在恢复学校的秩序，学生们回到教室里，老师们回到讲台上，有个说法描述这种情形，叫“复课闹革命”。叶县的中学也复课了，宏江刚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那是他第一次走进一所正规的学校，第一次经历正常的教育。
但是这孩子的精神世界还在随心所欲的状态中。有一天自习课，他不肯做作业却埋头画画，被老师发现，当场一顿训斥，揪出教室。这是那时候学校里面最严厉的体罚，对这孩子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屈辱。走回教室的时候，他哭了。那感觉直到30年以后还能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唯一被人逼过的一次，我还从来没有被当众揪出去呢。”
“等着瞧吧，”他一边哭一边对老师说。
这有点像一句中国成语说的，“知耻后勇”。很多孩子都曾有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只不过没有遇到持续的激励，所以不能长久。事实上，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们的自尊自信就不断地受到侵犯，就像一块石头，被一把坚硬的凿子敲打着，一点一滴地被击得粉碎。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破坏力量，都是来自那些自称要教育孩子成才的人——父母和老师。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孩子，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似乎是敲不碎的。因为他们内心里的力量更强大，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说起过的那种情形：“没有你的同意，谁都无法使你自卑。”
几天之后，宏江迎来他期待的时刻。这是学校复课以后第一次正规考试，老师和同学都认定意义重大，而宏江心里还有一个更加强烈的愿望。结果他如愿以偿，在360个同学中得了第一名。老师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学生，可是他却发现原来那个让老师“等着瞧”的念头，一点也不重要了。他拥有了更重要的东西：“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而且是突然意识到的。”
事实常常是，一般最平常的孩子其实和头戴“神童”光环的孩子一样，也具有潜在的能力。就像亚勤、宏江和向洋这三个人说的，每个孩子都是潜在的天才。不幸的是，大多数孩子往往不相信自己拥有才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也不相信，所以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一次表现的机会。
宏江的幸运不在于他拥有超越其他孩子的能力，而在于他有机会发现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有机会表现出来。那一瞬间，他看到了自己的长处、能量和潜力。他对自己的看法从此发生改变。
“我相信我是最聪明的。”他对自己说：“是的，我是最聪明的。即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不如别人，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能比别人做得好’。”
成功驱使他远离自卑，向着自信走去。但几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临近的驻马店市有一个女学生自杀，报纸上引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造成的恶果”。大批判的高潮再度掀起，干校扩大了，工厂也扩大了，工农兵再次呼喊着口号占领“上层建筑”，惟有正规的学校在沉寂。张宏江离开了给他带来那么多“第一”的县中学，回到父母工厂的学校去读书。
这里学生很少，但老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读书的时间。语文老师似乎格外眷顾这个曾经“考试第一”的孩子，他也在老师的眷顾和偏爱当中巩固了自己的信心。对于今天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者“恨铁不成钢”的老师来说，这些往事也许能够证明一件事：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的知识都重要。
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第16节 灾难发生之后
如果我的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一个低沉的家庭，一个怨天尤人的家庭，那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周明
周明清楚地记得1974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以及在那之后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两个姐姐双双死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妈妈的精神世界几近崩溃，而周明当时还不到10岁。别人的成长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男孩子却是在那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每天上学走在那条小路上，他就渴望着找到一些踪迹，能证明两个姐姐都还活着。路边的高墙重新矗立起来了，那一天，就是这堵墙倒塌了，把姐姐压在下面。现在，它对着他，默默无言，没有生机。他也看着它，祈祷奇迹能够发生，姐姐能从高墙深处飘然走出。一年又一年，小男孩长大成人，他自己的孩子也和记忆中的姐姐一样高了，可姐姐还是没有回来，她们成了这个家庭永远的痛。
那一年周家住在承德。这城市坐落在塞外崇山之间，交通不便，却在中国相当有名，因为它是旧时皇家的避暑胜地。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京城有些权势的人家每年夏天总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戴河，另一个就是承德。但周家是平民，住在城乡结合处的一处破旧的平房里，父亲当年大学毕业后从湖南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避暑，而是想要为国家寻找矿藏。
周明出生在“大萧条”结束后的年代里，中国开始短暂的休养生息的阶段。这以前的三年中，饥荒造成千万人死亡和一亿儿童的营养不良，现在，物质紧缺的情形稍有改变，但精神的匮乏却更加严重。接着，“文革”开始了，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所有学校全都停止上课，还把那些有点知识的人赶出城市，赶到乡村。那时候，把一个城里人赶到农村去，是除了坐牢杀头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公开的舆论却把这叫做“教育”。党的领袖毛泽东那时候颁发的一个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周家来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是不那么分明的。父亲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之家，50年代从中南矿物学院（现在叫中南地质大学）毕业了，这在当地农村是个大新闻。方圆百里之内的乡亲都来祝贺，可是按照那时的说法，这叫“臭老九”。幸亏他当初拼命要求当一个地质工程师，算是半个工人阶级，所以没有受到政治冲击。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从南方到北方，随地质队出入在荒山野岭间，餐风露宿，居无定所，在野外结婚，然后带着整个家在野外到处跑。妻子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却生活在地质队，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也是出生在野外营地里。直到周明上学那年，这家人才定居在这城市的边缘。
父亲一生都在寻找宝藏，这有点像武侠传奇故事中的那些大侠，但是他的故事没有那么浪漫，他找到很多矿藏，有金矿、银矿，还有形形色色周明说不出名字来的有色金属矿，那都是国家的。他本人一直都是穷人，还是个老实人，妈妈也是一样。这对夫妻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让孩子们拼命读书。
姐妹两人在5个孩子中最聪明也最用功读书，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那一年，姐姐读初一，妹妹读小学五年级。一天下午，姐姐放学后被老师留下检查同学作业，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不放心，让妹妹去找。
姐妹两人携手回家的时候，天黑了。那条路并不遥远，30分钟就能走到家，何况这条路也是天天走的，所以没人想到会发生意外。但就在这时，下起雨来，开始是小雨，很快就成了瓢泼之势。姐妹俩顶着大雨继续前行，经过那堵土墙下。墙倒了，把姐妹俩埋在下面。
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女儿回来，急坏了。丈夫在野外找矿，长年累月不回家。家里也没有电话，不能报信。她只好独自跑出去，沿着女儿上学的路，跑到学校，再跑回来，在风雨中奔跑了一整夜，好几次走过倒塌的土墙，竟没有发现异常。
天亮了，她在断壁残垣旁边看到女儿的雨伞，突然明白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