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3-冷血 :犯罪实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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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宣布要走的是西杜·阿西达太太。她带着四个脸蛋红扑扑的孩子来到了咖啡馆。她让孩子们在餐桌前站成一排，然后对哈特曼太太说：“给布鲁斯一盒玉米花核桃饼。博比想要一杯可乐。邦妮·琼要什么？我们知道你的内心感受，但是邦妮·琼，过来吃点儿吧。”邦妮·琼摇了摇头，阿西达太太接着说道：“邦妮·琼有点儿伤心。她不想离开这儿。这儿有她的学校和所有的朋友。”
“唉呀，我说，”哈特曼太太冲邦妮·琼笑了笑，说道，“那没什么好伤心的。从霍尔科姆学校转到加登城高中会有更多的男孩的。”
邦妮·琼说：“你不明白。爸爸想把我们带到内布拉斯加州去。”
贝丝·哈特曼太太看着做妈妈的，仿佛希望她否认女儿的说法。
“这是真的，贝丝。”阿西达说道。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哈特曼太太说，她的声音充满惊讶和失望。阿西达一家是霍尔科姆社区的一部分，人人都欣赏他们。这家人总是高高兴兴的，工作勤奋、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虽然他们没有多少可慷慨的东西。
阿西达太太说：“我们讨论搬家已经很久了。西杜，他认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许会过得更好。”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把东西卖光以后就走。但是不管怎样，不会在圣诞节前走。因为我们已经和牙医签了一份合同。是给西杜的圣诞节礼物。我和孩子们打算给他三颗金牙做圣诞礼物。”
哈特曼太太叹了口气。“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你们别走，别卖光东西，离开我们。”她又叹了口气。“看起来我们正在失去所有的人。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离开这儿。”
“唉，你以为我愿意离开这儿吗？”阿西达太太说，“尽管去过很多地方，但这里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但是西杜，他是男子汉，他说我们可以在内布拉斯加找到一个更好的农场。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事，贝丝。”阿西达太太想皱皱眉头，但她那张圆鼓鼓的、光溜溜的面孔不太容易做到。“我们以前常为这件事争论不休。有一晚我说：‘好吧，你是一家之主，我们走吧。’赫伯家出事后，我觉得这一带有什么事完结了。我说的是我自己，对我而言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再争论，我说‘好吧’。”她的一只手伸向布鲁斯的那盒玉米花核桃饼。“唉，我忘不了这件事，我没办法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抹去。我喜欢赫伯。你知道吗，我是最后见他活着的人。啊，我和孩子们。我们去加登城参加4ˉH俱乐部的聚会，赫伯开车送我们回家。我对赫伯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象不出他会害怕，不管形势如何，他总有办法对付。”她若有所思地嚼着玉米花核桃饼的仁儿，大口喝着博比的可乐，然后说道：“有意思，但是，你知道，贝丝，我敢打赌，他当时不害怕。我的意思是，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我敢断定，直到最后，他都不相信会发生。因为这不可能，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阳光炽热。一艘名叫“埃斯特雷利塔”的小船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船上有四个人，迪克、佩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人和一个名叫奥托的有钱的德国中年人。
“求你了，再唱一遍吧。”奥托说道。佩里弹着吉他，以嘶哑但悦耳的声音唱了一首《在那烟雾山顶》：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
被一些人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
但是当我们死去，躺在棺材里的时候，
他们却总是把百合花塞进我们的手中。
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给我鲜花……
佩里和迪克在墨西哥城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驱车南下：库埃纳瓦卡、塔克西科、阿卡普尔科。在阿卡普尔科的一家备有“自动电唱机的下等酒馆”里，他们遇见了汗毛浓重、长着一双长腿、精神饱满的奥托。迪克和他“萍水相逢”。但是这位绅士，这位从汉堡来此度假的律师“已经有了一个朋友”，一个自称是牛仔的阿卡普尔科年轻人。“他证明自己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佩里有一次提起牛仔时说，“虽然有时候卑鄙得像犹大，但是，哦，老兄，一个有趣的家伙，一个手脚麻利的真正的赛马骑师。我们相处得很好。”
牛仔在自己舅舅家为文身的流浪者找到一个房间，还答应帮助佩里提高西班牙语水平。他和那个来自汉堡的度假者的关系令他们获益匪浅，他们一起喝酒、吃饭、玩女人，而这些费用都由奥托承担。奥托似乎认为他的比索花得值，单从他喜欢迪克讲的笑话就可以看出来。每天，四个朋友驾着奥托租来的深海捕鱼船“埃斯特雷利塔号”，沿着海岸钓鱼。牛仔担任船长；奥托画速写、钓鱼；佩里给鱼钩装饵，做着白日梦，唱唱歌，有时也钓鱼；迪克无所事事，只是一味地无病呻吟，对动来动去抱怨不止，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活像一只午睡时的蜥蜴。但是佩里说：“终于对了，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然而，他知道这是不能继续的———实际上，这种生活就将在那天结束。第二天，奥托就要返回德国，而佩里和迪克将驾车返回墨西哥城———迪克坚持要这样做。“必须如此，宝贝儿，”一天，当他俩正在为此争论时，迪克说，“这种生活的确很好，太阳照在你的背上。但是钱却哗哗地流走。等把车卖掉后，我们还剩什么呢？”
答案是所剩无几，因为那天在堪萨斯城乱开支票所得到的东西，照相机、男式衬衫的链扣、电视机，已经全都当掉了。而且，他们把一副双筒望远镜和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都卖给了一位迪克熟识的墨西哥城警察。“我们要做的就是重返墨西哥城，把车卖掉，我也许能在修车厂找到一份工作。不管怎么说，那儿的待遇不错。那儿的机会更好。上帝啊，我肯定可以更好地利用伊内兹。”伊内兹是个妓女，是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台阶上和迪克勾搭上的（这次参观是观光旅游的一部分内容，是为了满足佩里的要求）。她十八岁，迪克答应娶她。但是他也答应要娶玛丽亚，一位五十岁的女人，是个“非常出名的墨西哥银行家”的遗孀。他们是在一家酒吧里相遇的，第二天早上，她就给了他相当于七块钱的东西。“所以，你看怎么样？”迪克对佩里说，“我们把车卖掉。找一份工作。攒点儿钱。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仿佛佩里无法准确地预见将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会用那辆老雪佛兰换两三百块钱。迪克，如果他了解迪克，他的确了解迪克，现在他真正了解了，会立刻把钱花在伏特加和女人身上。
《冷血》 第二部分第五章（6）
佩里唱歌的时候，奥托在速写本上给他画了幅素描。画得还算像，画家注意到坐着的人的一个不甚明显的面部特征，恶作剧，孩子般的逗乐的恶念，这种恶念令人想起某个心怀恶意的丘比特射出的毒箭。他的上半身脱得精光。（佩里“耻于”脱掉裤子，“耻于”穿泳裤，因为他担心他的那条伤腿会令看到的人“感到恶心”，所以尽管他幻想着水下的事情，老是谈起潜水，但却一次也没下过水。）奥托复制了许多文身，用来装饰那个胸肌发达、手臂粗壮、像女孩子似的小手上长满老茧的素描对象。奥托把这个速写本作为分别礼物送给了佩里，速写本里还有迪克的几张画像是“裸体习作”。
奥托合上速写本，佩里放下吉他，牛仔收起锚，发动了引擎。起航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离岸十英里外的海面上，海水呈现出暗黑色。
佩里催迪克赶快钓鱼。“我们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说。
“什么机会？”
“抓一条大鱼的机会。”
“上帝啊，我抓到的是条杂种，”迪克说，“我不舒服。”迪克常犯剧烈的偏头疼，他管这叫“杂种”。他认为这是那次汽车事故的后果。“求你了，宝贝儿，让我们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然而没过多久，迪克就忘记了头疼。他站起来，激动得大喊大叫。奥托和牛仔也叫了起来。佩里钓到了“一条大鱼”。一条十英尺长的旗鱼跃出水面，它忽而跳起，弯得像条彩虹；忽而潜水，深深地躲在水下，使劲把鱼线拉紧。就这样上升、飞跃、落下又上升。一个小时过去了，又过去了不到一个小时，汗水湿透的垂钓者终于将上钩的鱼收线拉起。
有个老头儿带着一架老式的木头盒子的照相机在阿卡普尔科海港徘徊，“埃斯特雷利塔号”驶进码头时，奥托请他拍了六张佩里在猎物旁摆着姿势的照片。老头儿的拍照技术糟透了，照片发黑、模糊不清。不过这些照片仍然引人注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佩里的表情，洋洋得意的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就像出现于他梦中的那只黄色大鸟终于带着他飞向天堂一样。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保罗·赫尔姆正在小花园里修剪枝叶，正是这个花园使邦妮·克拉特成为加登城园艺俱乐部的一个成员。这是一项令人忧郁的工作，因为这使他想起那个做着同样事情的下午。那天，凯尼恩来帮他的忙，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凯尼恩，也包括南希以及全家人。几周来，赫尔姆先生过得很难。他“健康不佳”（比他知道的还糟；不到四个月，他便去世了），为许多事情忧心忡忡。他的工作就是其中之一。他怀疑这个活儿自己还能做多久。这似乎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明白那些“姑娘们”，贝弗里和伊芙安娜想把农场卖了，虽然他曾在咖啡馆里听一个年轻人说：“那件神秘的案子一天不破，那一大片地就一天不会有人买。”他想这样不行，一些陌生人住在这里，耕种“我们的”土地。赫尔姆表示异议，他是为赫伯着想。他说：“这是该由一个家族管下去的地方。”有一次赫伯曾对他说：“我希望克拉特家一直经营这座农场，而赫尔姆家也一直住在这里。”赫伯说这话时还仅仅是一年前。天啊，要是农场卖掉了，他该怎么办呢？他觉得自己“太老了，难以适应别的地方”。
不过，他必须工作，他想工作。他说自己可不是那种踢掉鞋子、坐到火炉边的人。但是今天的农场的确令他感到不安：房屋紧锁，南希的马被遗弃、孤独地在田里等待，被风吹落的苹果在树下腐烂，以往的那些声音，凯尼恩召唤南希接电话的声音、赫伯的低语声、他那愉快的“早安，保罗”，统统消失了。他和赫伯一直“相处甚好”，彼此从未有过一句争执。但是，为什么那些从县司法长官办公室来的人老是问他问题？难道他们认为他“隐瞒了什么事情”？也许他不该提起墨西哥人。他曾告诉艾尔文·杜威，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谋杀案发生的那天，大约下午四点钟，有两个墨西哥人：一个留着小胡子，另一个满脸麻子，曾出现在河谷农场。赫尔姆先生看见他们敲了办公室的门，看见赫伯走出来，和他们在草坪上交谈，可能十分钟之后，他看见两个陌生人走开了，“似乎很生气”。赫尔姆先生认为他们是来找工作的，结果被告知没有工作可做。不幸的是，虽然赫尔姆先生多次被召唤去讲述那天发生的事，但他却是在案发两个星期后才提起这件事，因为就像他跟杜威解释的那样，“这件事是我突然想起来的”。可是杜威和那几个调查人员好像并不相信他，仿佛他想讲一个故事误导他们。他们倾向于相信鲍勃·约翰逊，那个保险推销员，星期六他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里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和后者商谈，他“绝对肯定”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十分，他是克拉特先生唯一的访客。赫尔姆先生同样很明确：两个墨西哥人，一个留着胡子，一个满脸麻子，下午四点。赫伯要是活着一定会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相信他，相信保罗·赫尔姆是一个“诚实安分的人”。但是赫伯已不在人世了。
邦妮也不在人世了。她的卧室的窗户可以俯瞰花园，通常在她“情况不佳”的时候，赫尔姆先生会看见她长时间地站在窗前，痴痴地盯着花园，仿佛她所看到的东西对她施了魔法。（“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对一位朋友说，“我确信花朵、树木与鸟或人是一样的。都可以思考，可以相互交谈。如果我们努力去听，就能听见它们在说话。只要把所有其他声音从脑子里撵出去，就可以。静静的，努力倾听。有时我确实相信这一点。但是人永远也达不到足够的安静……”）
回忆着邦妮站在窗前的情形，赫尔姆先生抬起头来，仿佛希望看见她，看见玻璃后面的鬼魂。假如真是那样，并不会使他惊奇，但令他惊讶的是，他确实看见了，一只把窗帘拉开的手和一双眼睛。“可是，”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太阳照在房屋的这边”，这使得窗户玻璃闪闪发光，扭曲了藏在窗后的东西。等到赫尔姆先生手搭凉棚，定睛再看时，窗帘突然合上了，窗户后面空空如也。“我眼睛不太好，我怀疑是不是看花了眼，”他回忆说，“但我确信眼睛没有欺骗我，我肯定绝对不是鬼魂，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有鬼这回事。那么会是谁呢？在这儿鬼鬼祟祟的。除了执法者，没人有权利进入这里。而且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所有的地方都锁上了，就好像收音机预报龙卷风要来时做的那样。这是令我迷惑不解的地方。但是我希望能找到答案，不是由我自己来找。我放下手里的活儿，穿过农田跑到霍尔科姆。一到那儿，我就给鲁滨逊司法长官打电话，告诉他有人在克拉特家屋子里走动。他们很快就呼啸而至。州国民警卫队、司法长官和他的手下。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艾尔文·杜威也来了。当他们包围了房子，正准备采取行动时，前门突然开了。”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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