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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像园丁那样管理-第14部分

小说: 像园丁那样管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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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洛普公司高级副总裁马库斯·白金汉先生则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对全球700家公司的200多万名员工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决定员工去留的最大影响因素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而不是公司的福利政策和利润分享计划。他解释说:“如果你的主管理解你、信任你、对你寄予厚望,并且对你投资,那么,即使公司没有发放红利,你也不会在意。”

  本田汽车美国分公司服务培训部经理约翰·鲍尔先生记住了这些专家的话,他说:“我知道,优秀的人才需要主管对他们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我总是试着关掉电脑,离开自己的座位到他们那儿去待上一会儿,看看他们正在做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否需要帮助。我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评价约翰·鲍尔先生的话,他似乎是一个懂得无为而治的管理者。只有像园丁那样无为的管理者才会懂得员工为什么热爱工作,而那些试图有所作为的管理者却总是陷入自作聪明的误区。

  主张有为的保罗·赫塞先生在强调领导力,主张有为的中国企业家们在强调执行力,其实他们在表达同一个意思,那就是:通过某种力量把员工们变成像机器人那样听话的工具。然而,中国企业之所以落后,并不是领导力和执行力的问题,而是创造力的问题。强调领导力和执行力的企业变成了机器人的工厂,强调创造力的公司才能变成创造者的乐园。

  只有像园丁那样无为的管理者,才会懂得员工为什么热爱工作的真正原因。他尊重每一位员工的人格尊严和存在价值,他理解他们,支持他们,欣赏他们。他懂得“主管无为,员工才能有为”的管理哲学,他既不强调自己的领导力,也不强调员工的执行力,而是致力于培养员工的创造力,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够用创造的方式成就一个杰出的自己。

  无为的管理者深深地知道,即使是一位清洁工也有他的人格尊严和存在价值,即使是一位清洁工也有他的创造力。当他工作过后,清洁被创造出来了,他在欣赏自己的杰作,像一位刚刚整理过客厅的家庭主妇,他的心里充满了自豪。

  当一个人在热爱工作的时候,他是那样地投入,以至于他常常会废寝忘食。他看似辛劳,其实却乐在其中。他用不着和老板玩那种尔虞我诈、你输我赢的博弈游戏,因为那并不是人生的重点。人生的重点,就是有一份热爱的工作。

  他甚至不在乎有没有高薪的待遇,因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享受。他享受着工作中那种创造性的乐趣,心里充满了妙不可言的灵感。他是如此热情地工作着,以至于他总是能够创造出奇迹般的工作绩效。

  爱是决定员工忠诚度的精神要素。只有像园丁那样无为的管理者,才会懂得如何付出自己的爱。他是那样善解人意,以至于他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帮助他的员工。他看上去是那样无为,却有着无比高超的情境领导技术。他既不强调自己的领导力,也不强调员工的执行力,可是他却拥有一支无比忠诚而又富有创造力的团队。

  主张有为的管理者,只能发挥有限的领导力。他们的员工,也只能表现出有限的执行力。然而,如果你是一位像园丁那样无为的管理者,你爱你的员工,你帮助他们学会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就会用令人惊叹的灵感,极具创造力地完成公司既定的目标。尽管你并不是很强势的人,他们却是那样地尊敬你、爱戴你、信赖你。真正的领导力,大概就是像园丁这样令人尊敬和值得信赖的品德吧?

 
■寻找管理学的正确答案  

  2005年11月11日美国当地时间7:20,彼得·德鲁克以96岁的高龄告别人世。这位被许多人看作“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学者,生前有39部管理学著作问世。他一直都在不停地表达他对管理学的思考,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就是“目标管理理论”。

  他在《管理的实践》中写道:“管理者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以实现企业的目标……指导和控制管理者行为的,应该是他的绩效目标,而不是他的老板。”事实上,他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2 500年前,《孙子兵法》就有过“君命有所不受”的论述。

  斯图尔特·克雷纳认为,德鲁克的思想与《孙子兵法》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但《孙子兵法》更为深奥和玄妙。他非常肯定地说,目标管理其实脱胎于军事战略,那就是:首先确定一个军事性的目标,然后运用和整合所有的资源去占领它—你从占领一个山头到占领下一个山头,直到征服整个天下。

  让美国人最难以理解的是《孙子兵法》中关于“道”的论述。他们往往习惯于把“道”翻译成gateway(做事的途径、方法),有时也翻译成morality(做人的道德信条),这实在让懂得国学的中国人哑然失笑:行而上的道,怎么变成了行而下的途径、方法和信条呢?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呢?因为“道”是一种神秘的生命体验,只可意会,却实在难以言传。我想,所谓“道”,大约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the will of God(上帝的意志)吧?

  价值观不同的人对于“道”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甲骨文中,“道”这个象形字,是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所措的样子,非常有意思。因为人们对于“道”的认知差异,于是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主张和管理理念。斯图尔特·克雷纳在他的《管理学的世纪》里,就以白描的方式,描述了从弗里德里克·W·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到加里·哈默尔和普哈拉德合著的《竞争大未来》其间100年来的各种管理理念,可谓是蔚为大观。但事实上,管理学的历史远不止美国人看到的100年。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学的历史。

  彼得·德鲁克是不是一位得道的管理学大师,我们可以另外用专门的文字来讨论。但相对于大多数强调管理技术和管理工具的专家,他的目光显然要深远得多。德鲁克认为,管理者的见识、奉献精神和诚实的品行才是决定管理绩效的首要条件,而管理技术是次要的。

  我同意德鲁克的看法,morality当然比gateway更重要。如果管理者的morality错了,那么他的gateway就怎么也对不了。换而言之,morality是决定gateway是否妥当的关键因素。可是,我要进一步地问:决定morality是否妥当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关键因素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也是《孙子兵法》开篇所提到的“道”。

  斯图尔特·克雷纳在写完《管理学的世纪》之后,曾经苦恼地说:“管理学似乎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总是有那么多问题没完没了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可是,如果你能够领悟老子和《孙子兵法》所说的这个“道”,你就能懂得管理学的真正奥秘,并且找到管理学的正确答案。

  令人遗憾的是,在斯图尔特·克雷纳看来,《孙子兵法》中对于“道”的描述实在太抽象了,其中许多精辟的论点,也只能当作莫名其妙的战争格言。

 
■“道”的五种词义  

  不仅是西方人难以理解“道”的文化含义,甚至连许多中国人也难以理解,否则老子就不会感叹“道可道,非常道”了。大致说来,在中国的汉字文化中,“道”有五种词义:

  1。 行而上的“道”,犹如西方人所说的the will of God,或者divine providence(神的旨意)。
 
  2。 做人的道德信条,犹如西方人所说的morality,(行为准则)。

  3。 做事的方法、技巧、谋略,犹如西方人所说的gateway或者strategy。

  4。 路线、航线,犹如西方人所说的route或者itinerary。

  5。 可供行人往来和交通运输使用的路,犹如西方人所说的path或者road。

  在这五种词义中,只有第一种词义才是我们需要用心去寻找的生命之“道”。老子说,“道”有着水一样自然而又柔美的运动规律。你可以用静心的方式,用冥想和感知的方式,进入你的生命深处去寻找它。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

  历史上有很多中国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觉悟了“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陀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会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禅宗。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一位不识字的和尚竟然用顿悟的方式,忽然理解了人间的佛法,生命的大道,成为禅宗的一代大师。他就是六祖惠能。

  如果你能够像惠能那样觉悟,你就会懂得人生的意义。你会懂得如何正确地做人,如何正确地做事,那些工具一样生硬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方法和谋略,都会洋溢出“道”的光辉。也就是说,当你理解第一种词义的时候,后面的四种词义就会被赋予“道”的灵性。

  与此相反,如果你不能理解第一种词义,后面的四种词义就会沦为被古代中国人称为“术”的技巧和权谋。就像《思考中医》的作者刘力红所说的那样,医生有上工与下工之分,上工懂得医道,而下工只懂得医术。

 
■发现与转变 

  管理学专家们常常谈到组织文化,也常常谈到组织文化与管理技术之间的关系。亚伯拉罕·马斯洛、彼得·德鲁克、保罗·赫塞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组织文化对于人的影响,虽然他们之间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还会互相指责。更多的管理学专家却只是一味地强调管理技术和管理工具的有效性,尽管他们并没有找到一种长期有效的管理技术。

  那么,组织文化与管理技术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的组织文化是正确的,那么你的管理技术就是正确的。与此相反,如果你的组织文化不正确,那么你的管理技术就没有办法用对。古人云:“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理,道理,有“道”才有理。同样地,合乎“道”的文化才是正确的文化。在英文词典中,文化(culture)就有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的意思,这就意味着,西方的文化起源与中国的农业文明有一种异曲同工的妙趣。也就是说,园丁文化才是人类文明最初的曙光。可是,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渔夫的哲学迅速升级为海盗版本,并以海洋文明为旗帜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园丁文化开始成为一种古老的回忆,尽管我们还在沐浴和古代一样温暖的阳光,还在欣赏和古代一样迷人的鸟语花香。

  渔夫有渔夫的生存哲学,海盗有海盗的管理制度。我收集过一些海盗的资料,包括海盗的历史文化、海盗集团的组织纪律、职务分工和利益分配方案等等,很值得研究。其中有一首歌,豪迈而又悲凉,是这样唱的:

  我们是海盗,勇猛的海盗。左手拿着酒瓶,右手捧着财宝。

  我们是海盗,有勇有谋的海盗。美丽的姑娘啊,请你来到我的怀抱。

  我们是海盗,放荡不羁的海盗。在骷髅旗的指引下,为了生存而辛劳。

  我们是海盗,没有明天的海盗。永远醉生梦死,在汪洋大海上飘荡的海盗。

  有人说,海盗的历史文化已经融入了那些崇尚力量和权谋的商人们的血液,成为了一种时尚的商业精神。于是,从现代社会的商业活动中,我们总是可以隐约看到海盗的身影。尽管人们普遍看不起狡猾和不诚实的人,但老谋深算、狡诈奸猾、玩弄手段、残酷无情却依然成了企业管理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利益的诱惑使得企业的管理者背弃了重视社会责任的道德传统,把管理变成了一种说谎和欺诈的骗术,甚至变成了一种巧取豪夺的霸术。

  企业的经营管理成了海盗一样的冒险事业。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公司怎么可能健康成长、基业常青呢?让我们抛弃这种错误和可耻的管理学吧,我们需要一部正确的和高尚的管理学,那就是园丁的管理学。

  你问:“那些优秀的企业为什么管理得比较好呢?”我曾经和一些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说,优秀的企业往往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的形成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可能实现的。我说,你们在描述现象,但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的。用积累的方式能够存有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可是如果没有新的发现,你就只能用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去论证一个错误的观点。事情的真相是,有的企业在管理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起因相关的规律,并及时地对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做出了调整和转变—正是这些发现和转变,才使得他们能够从众多的创业者中间脱颖而出,成为存活到今天的优秀企业。

  那么,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又做出了怎样的转变呢?在每天还在层出不穷的各种困难面前,他们还需要继续做出哪些转变呢?

  当代中国的企业家们所需要学习的,其实就是这种探索、发现和勇于转变的精神。

 
■两种管理学的文化比较  

  我把管理学的文化分为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两种类型。所谓渔夫指的是那些财富的掠夺者,包括水面上的掠夺者—渔夫、海盗(pirate)和官方海盗(piracy,由政府授意、组织和提供支持的海盗集团);陆地上的掠夺者—猎人、被称为绿林好汉的土匪、以政府名义组织的具有侵略和掠夺行为的军队;以及其他类型的掠夺者。所谓园丁,则是指那些用培养和创造的方式为社会奉献财富的人。 
 
  两种不同的文化,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学:渔夫的管理学和园丁的管理学。那么,这两种类型的管理学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举例说明如下:

  1。 渔夫的管理学:认为人生是一个满足心理欲望的过程。

  园丁的管理学:认为人生是一个满足成长需要的过程。

  2。 渔夫的管理学:主张有为,急于表现自我。

  园丁的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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