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4-如彗星划过夜空:近距离看美国之四-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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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态的荒谬和“危险”。这种“危险”在于，如果以“民主”的口号做外衣，去利诱和号召民众破坏法制，是很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一个法制的底子非常薄弱的地方。在纽约州，州议会也曾赞成滥印纸币，有着起码金融知识的汉密尔顿，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的行为。
汉密尔顿的岳父在州长竞选中，输给了对手乔治·科林顿。他和他的支持者还能够做的，就是使得汉密尔顿能够成为州的代表，进入费城会议。
结果，在费城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在纽约州的三人代表团中，成了一个异数。因为他在本州代表中是少数，也就不能影响纽约州的投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另外两个代表离会回纽约去了，临走却撂下了话，说汉密尔顿一个人不能代表纽约州投票。这样一来，汉密尔顿就成了一个没有投票权的代表。
可是他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并不沉默。
1787年6月18日，当“弗吉尼亚方案”的诸条款经过一轮讨论后，小州提出了“新泽西方案”，大州和小州形成僵局的情况下，汉密尔顿要求发言。他显然是有备而来，滔滔不绝地讲了五个小时，提出了他的完整方案，史称“汉密尔顿方案”。
汉密尔顿的政府方案，就是仿照英国体制的方案。他有他的理由。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没有宪政共和的榜样，他们只知道，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政府就只有三种：一种是帝王政府，一种是贵族政府，还有一种是民主政府。帝王政府是一人专制，贵族政府是一群精英的集权，而民主政府是多数人的统治。经验告诉他们，这三种政府形式各有弊端：帝王政府导致个人专权，贵族政府导致少数人的专权和腐败，而民主政府的结果会是无政府。汉密尔顿认为，历史事实证明，比较理想的统治是三种政府的混合形式，这就是不列颠的君主立宪制。
不列颠的权力构架是：王室、上议院（贵族院）和下议院（平民院）三者各占一份，互相制约，既有效力，又避免了单独一种形式的弊端。汉密尔顿认为，在不列颠体制下，国王和国家完全结为一体，国王会尽一切可能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在“朕即国家”的体制下，国王是最不可能腐败的。由国王任命的或者世袭的贵族院，代表了社会的智慧和保守，成为稳定国家的机制，而民众选举产生的下议院，成为代表民众参与代议制管理的机制。这三者互相制约。但是这种制约是在三者结合组成的权力结构内部，不会造成互相刁难，互相置对方于死地的局面。这样的三者结合是稳定的，既有效力，又符合分权制衡的原理。
所以，汉密尔顿提议，设立一个最高行政长官，赋予他相当于国王的权力，而且是终身制，有绝对的否决权。权力要集中到国家级政府手里，国家级政府有权否决州法律。在汉密尔顿的脑子里，只有这样的一个政府，能够保证美国成为一个强盛而长久的大国。
如果仅仅从国家强盛的角度来看，汉密尔顿的道理是不难为人理解的。在国家处于分散分裂而且很贫弱的情况下，有效的、集中的行政权力，控制好了，可以说是通向稳定强盛的捷径。汉密尔顿冒着酷暑，整整讲了一天，听得代表们筋疲力尽。然后，会议进入了微妙的沉默。没有人附议，也没有人反驳，没有人提出讨论或表决。事实上，经历过独立战争的建国先贤们，无法接受设立“国王”这样的方案。而且，行政权力的过强，是他们一直在担心的问题。强有力的集中权力，控制好了当然有效，可是权力过强就可能失控。汉密尔顿方案就这样被会议忽略了。
汉密尔顿由于求“统一强国”心切，在处理州权问题上，可以说是走了“国家主义”的极端，从整体气氛上，非常不利于各州放下疑惑，寻求妥协，所以，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汉密尔顿一番宏论，把麦迪逊的“头发都要急白了”。
可是，要说汉密尔顿的思路全盘被忽略，也是不准确的。国家必需有一些集中的权力，政府权力的分权制衡必须设计成一种内在的制衡，行政分支必须稳定而有效。汉密尔顿把这些观点以特别强调、甚至极端的方式说了出来。尽管他的方案被会议放弃，但是汉密尔顿政治观的要点，仍然成为当时的主流政治观之一。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二部分第一届内阁（3）
制宪会议之后，代表们回到各州，全力投入各州通过宪法的说服工作。以汉密尔顿为主，约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在当年和第二年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解释宪法的文章，其中2／3是汉密尔顿的作品。这些文章就是后来著名的《联邦党人文献》。持汉密尔顿政治观点的人，就被称为联邦党人。可以预料，宪法在纽约州通过得十分艰难，而纽约州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詹姆斯·麦迪逊放下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活动，常驻纽约，支持汉密尔顿。他们发表的这些文章，主要就是说服民众，只有一个统一的、稳定有效的政府，才是全民长远的福利。你已经知道，在费城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对宪法深感失望，因为与他的方案有很大距离。所谓“伟大的妥协”主要就是他的方案被腰斩；而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的观点，离开通过的宪法距离就更远了。但是现在，他们全力以赴，说服民众认同宪法，他们原来的不同意见，已经被他们自己深埋得无影无踪了。
1788年7月23日，纽约州好不容易通过了新的联邦宪法。汉密尔顿功不可没，随后他就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联邦党人的思想领袖。他在纽约的声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此刻达到了最高点。当年纽约市的庆祝独立大游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船型的花车，花车被命名为“汉密尔顿号”。
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总统的关系非同一般。华盛顿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而汉密尔顿是他在战争中亲手提拔、一起度过戎马岁月的人。他称赞汉密尔顿具有少见的广博知识，忠于自由事业，并曾经称赞汉密尔顿有一颗“银子般的心”等等。可见华盛顿当时对汉密尔顿非常信任。
华盛顿总统接受莫利斯对汉密尔顿的推荐，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构想的了解。早在1783年，华盛顿就收到过汉密尔顿的信，讨论如何摆脱财政危机。在信中，汉密尔顿提出了四点解决办法，形成一个明确的框架，成为他后来财政方案的基础。1789年9月11日，参议院通过了华盛顿总统的任命，汉密尔顿担任了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此时，他34岁。
事实上，那时的美国，几乎没有别人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美国的经济前途有清晰的图景和信心。
要说，汉密尔顿还是科班出身，他在17岁的时候，就进入纽约的国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财政。他深受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期经济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大卫·休谟。休谟指出过相对落后的苏格兰农业经济融入英格兰经济的可能性。英格兰的经济，包括以庞大的国债集资，由国有银行发行纸币，控制纸币流通和利息。休谟认为，债券能够提供大笔资金，如果让工商业家能够有机会利用这种资金，就能促进投资和贸易，使得产品更便宜更丰富，还能促使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使全社会得益。
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状态很像落后的农业的苏格兰。休谟的思想给这样的农业国家指出了一条富强的道路，那就是发展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工业经济，而不是固守在土地上的农业经济。
说来叫人不相信，当时的美国政府没什么收入。汉密尔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国家政府有收入。联邦的收入主要靠征收进口税。他上任以后，立即向全国各地的商家和钱庄发出调查，搜集数据。他要把进出口贸易搞清楚，由此计算出国家征税的数量，提出法案让国会批准，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国会众议院有权立法征税。
可是，休谟也警告过，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是有危险的：借债筹资的办法需要有税收来保证偿还利息的能力，贫富差距会扩大，外债会导致对外国的倚赖，会产生一群玩弄市场的股票持有人。但是汉密尔顿倾向于更多地看到这种新经济的正面效应。作为财政部长，他认为这种经济体系的前途是好的。“国债”是汉密尔顿所设想的新经济的主要支柱，他要鼓励投资，刺激人们冒险和发财的欲望。
为此，第一步，他必须恢复在战争中被毁坏了的美国的信用。
你已经知道，战争期间各地发行的债券非常复杂，内债外债都还没有偿还。债券贬值，被抵押买卖。如独立战争结束时，大陆议会发的债券，已跌到面值的２％。
欧洲大银行已经不肯再和落后的美国来往，因为美国已经没有信用。美国如果孤立在欧洲市场之外，一切经济构想都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恢复信用。汉密尔顿提出，由联邦政府担下以前为独立战争筹款而发行的一切内外债务。各种债券的持有人，都可以向联邦政府换成联邦债券。联邦政府承诺按照原有面值偿还本息。同时，决定发行联邦政府纸币，就是逐渐统一货币，促进商贸，发行新的债券筹措资金，鼓励投资，以此恢复美国的信用。
1790年1月9日，汉密尔顿分别向国会提交了关于重建美国公共信用的报告。他的方案却遭到以麦迪逊为首的弗吉尼亚人的反对。
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曾坚决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他在家乡遭到另一个著名政治家派屈克·亨利的反对。麦迪逊被选为弗吉尼亚州在国会的众议员，却没有被选为地位更重要的参议员。可是凭着他的能力，他在众议院自然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而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关财政的法令必须通过众议院。也就是汉密尔顿的方案必须得到众议院批准，而麦迪逊却领头坚决反对。
麦迪逊的反对，是出于对“公正”的考虑。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长期来州政府无力兑现，民众却急于脱手。这就出现了一些做金融投机的人，低价收购贬值的债券。尤其是参加独立战争的老兵们，他们打仗的时候，拿的军饷就是债券，现在却大部分到了投机者手里。现在由联邦政府出面，用进口税收入，来按照原始票面价值偿还本息，麦迪逊认为，这对那些被迫将债券脱手的原始持有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境遇很差，却因已经卖掉了债券，失去原本理应属于他们的可怜的财产。另一方面，反对派对发行新的债券，负债经营，也不能接受。
同时，麦迪逊的反对，也隐含着农业社会观念和对工业化社会的不适应。在农业经济下，作为农庄主的弗吉尼亚政治家们，看不到工业高潮的必将来到，这是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不理解以信用、负债经营为基础的城市工业经济；他们也不能理解，对于新的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投机和股市操纵等等，只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批判，并试图阻挡时代的变化，并不是一条出路。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二部分第一届内阁（4）
你看，即便是都出于公心，政治分歧也必然在第一分钟就形成了。政治家必然不断地分化。而大众参与的政治运作，完全不同于精英之间的商讨，自会显露它自己的规律，也会呈现它不理想的一面。
汉密尔顿一度到了绝望的地步。国会在激烈辩论，领头反对的却是他以前的盟友。在麦迪逊的带领下，反对声音占上风。同时，报纸媒体上的文章也在批评他的方案。民主伊始，民众还缺少自律的修养，批评必然会滑向对他的人身攻击，他的非婚生的出身，成为现成的目标，他被公开骂成是“东部的杂种投机家”。
他对报纸上的这种谩骂毫无办法。任何一个刚刚运行民主制度的地方，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民众先知道言论自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而要经过很多很多年，民众和媒体，才会理解人身攻击和谩骂，不属于健康的民主生活。建国后，报纸上对华盛顿总统也一样谩骂，华盛顿是个老派的绅士，他显然并不适应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只是不去看报纸，不去理睬。汉密尔顿面对恶意的人身攻击，心灰意懒，他对美国前途感到绝望。他站在这个职位上，深知只有照他的方案办，国家才能恢复信用，只有恢复了信用，才能融入欧洲市场，才能发展商贸。只有经济上去了，合众国的统一才有保障。可是，宪法规定了，有关财政的法案必须经过众议院，因为这是人民的钱，众议院代表人民。
汉密尔顿觉得，假如他的方案通不过众议院，那么，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在财政部长这个位置上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如果是这样，他就打算辞职算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汉密尔顿偶然遇到从法国回来出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佛逊。华盛顿总统的第一届内阁只有四个部长，除了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以外，汉密尔顿管财政，杰佛逊管外交。他们两人后来的尖锐分歧和对立，在1790年初还没有显露。交谈之后，杰佛逊愿意帮汉密尔顿一把，由他做东，邀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晚宴，商量一个妥协办法。
在这次晚宴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交流了意见，达成一定的相互理解，最后，还是一次政治妥协：麦迪逊答应在众议院协助通过汉密尔顿重建国家信用的方案，而汉密尔顿动员国会里的联邦党人做出让步，通过把联邦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边的法令，也就是说，把首都建立在南方弗吉尼亚附近。这是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一次妥协。
1790年12月13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报告，为重建国家信用，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银行。汉密尔顿设想的全国性银行由一个私人董事会领导，以避免由国家官员领导的银行导致腐败。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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