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4-如彗星划过夜空:近距离看美国之四-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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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人强调政府的强大和稳定、强调法律和秩序,对美国民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持谨慎的限制,是一种保守的倾向。而现在,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了。
另一方面,“第二次革命”在另外一些人那里,是指这次非同以往的执政轮换本身。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这是第一次由一个明确的反对党派通过竞选,从连续执政12年的对立党派手中,赢得政权,并且完成和平交接,从此开始推行某些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政策。
杰佛逊总统一上台,《惩治叛乱法》已经到期,当然就没有再续,等于是废除了这个法律。杰佛逊还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赦免权,赦免了所有因《惩治叛乱法》坐了牢的人。共和党领先的国会也做出决议,由国会归还了所有因触犯该法而缴纳的罚款,并且由国会支付了利息。杰佛逊还废除了华盛顿总统时代造成农夫暴动的威士忌税。民众看到了在联邦政府的层面,由于执政党派的轮换,做到了政策上的平衡和纠偏。但也有一些政策的改变,是引发很大争议的,例如,杰佛逊大大削弱了由前任亚当斯总统兴建的海军。亚当斯认为,鉴于12年来不断的战争威胁,美国必须开始建设常备军,而杰佛逊认为,这完全是浪费公款。
杰佛逊最大的政绩,是在拿破仑打算廉价出售法属北美洲殖民地的时候,非常及时、坚决地购置了这片土地。这就是著名的“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使得美国的土地在他的手里扩大了一倍。虽然当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可是,杰佛逊的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前任、已经退休的亚当斯总统的支持。事实上,亚当斯任上参与的对英和谈,签下的条约也曾经使得美国的土地比独立战争之前翻了两番。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而亚当斯总统的儿子、后来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是国会的参议员,在国会以自己的赞成票给了杰佛逊实际的有力支持。
杰佛逊理想中的幸福生活,还是田园牧歌式的农庄生活。面对移民潮,他非常关心美国是否始终有足够的土地,来提供给民众一个“幸福生活”。因此,在差不多整两百年前的1804年,杰佛逊派出了他的私人秘书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以及克拉克上校(William Clark),带领了31名探险队员,对刚刚购置的土地进行勘查;希望能探测密苏里河上游,寻找一条经由哥伦比亚河到太平洋的陆上通道。他们在1804年5月14日出发,翻过洛基山脉,直抵太平洋。1806年9月23日,全队33人全部平安回来。这次历史著名的西部大探险,成为美国开发西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
而杰佛逊在美国历史上表现的“革命性”,更多的是指,他一生在呼吁的:把“追求幸福的权利”向底层平民扩展,把上层的注意力引向民众的利益。他坚定地相信并呼吁:民众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权参与。他热情讴歌民众的自然权利,要消除精英们对民众管理自己的能力的疑惑。他是法国启蒙思想热情洋溢的直接继承者。他有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充满激情,因此,这些理论从杰佛逊那里出来,就会有极强的感染力。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三部分告别古典政治(10)
翻阅着当时美国这一批建国者们的资料,你会发现,在《独立宣言》之前,对于自然权利,对于自由政府的思考,杰佛逊绝不是偶然的孤例。一大批北美洲的知识精英们,他们分散在各个州,在用小册子、通信、宣言等等方式,阐述着几乎同样的声音。例如,被人们誉为“权利法案之父”的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再如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他在1774年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仅表述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还论述了“所有合法政府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方能成立”。又如我以前已经介绍过的约翰·亚当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是,在这样的共同目标之下,怎么就出来了这“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的说法?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在那个时代,甚至直至今日,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总是分为似乎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读着这些历史,感到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同时代人中间,特别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亚当斯和杰佛逊——这两个所谓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革命、代表了两个对立党派观点的美国总统。
他们曾经是那么相近。亚当斯比杰佛逊年长,因此,早在杰佛逊涉入政治十几年前,亚当斯在他起草的《布伦特里指示》里,就提出了殖民地在英国国会“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在《独立宣言》五年前,亚当斯就把自己称为“独立之子”。在和英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开始,“独立”并不是普遍的诉求,而杰佛逊和亚当斯两人,是最坚决主张独立的。后来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英国要惩处的叛逆名单上。当杰佛逊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抨击奴隶制的时候,最热情地为杰佛逊的文本辩护的,也是约翰·亚当斯。他们对于独立、自由、自由政府、政教分离、废奴的一系列观点,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差别。
杰佛逊和亚当斯的经历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曾经同时代表新生的美国出使欧洲。亚当斯在欧洲的时间更长一点。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在异乡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了解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假如说杰佛逊是前瞻的自由派,那么,亚当斯可以说是美国当时的保守派形象。而这是美国至今为止仍然存在的两大政治派别。
从最本质上来说,杰佛逊热衷于改造人性,也对人性的向善存着很大期望。而亚当斯只是认为有必要了解人性,却不认为人性是有可能改造的。这样的差别甚至使得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有些困惑。其实,这和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有关。
亚当斯的最终出发点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对亚当斯来说,他的自由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人的平等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也是以宗教为出发点的。亚当斯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从对自己心灵深处的开掘去了解人性,理解所谓“灵魂被救赎”之必要和艰难。他也受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因此,他从宗教体验出发,从对自己的深度了解出发,对人性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于是,在相信民众应当得到自由平等权利的同时,他又对民众本身抱有某种程度的疑虑和戒备。亚当斯是智慧的,却还留有“上帝之下”的最后一点愚钝。他眼中的世界不是百分之一百能够用理性解释的,他是有疑惑的。
杰佛逊的出发点更多是欧洲启蒙思想所坚持的科学和理性,他的浪漫性格也同时和法国的激情合拍。杰佛逊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从理性出发,凭着他的智慧,他毫无困难地就可以从逻辑推导出他的思想。他是自信的,由于没有亚当斯对人性的深刻怀疑,杰佛逊对人民大众的自治能力、对最广义的民主充满信心,并且尽一切努力去推动。
杰佛逊出使欧洲返回家乡的时候,给欢迎他的乡亲们写过这样的信:“让我们用实践来证明,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才是人权的惟一捍卫者,这是每个社会的自然法则。也许大多数人的意志有时也会出错,但它犯的错误是诚实、个别、暂时的。”
亚当斯在基本理念上和杰佛逊没有差别,他只是总在提醒大家人性的弱点,他在文章中不断强调不加约束和失去平衡的民主会产生危险。即便对代表民众的国会也是如此。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担心法国还要经受“好几次严峻的考验”,他认为,如果大多数的意志失去控制,可能会导致“恐怖的浩劫”。“我在政府问题上的一个信条是,永远不要将羊羔托付给狼。”在亚当斯看来,多数人如果没有约束,一样可能演变成“狼”。他对法国的担心不幸而成为事实。1800年大选,以及政治党派的相争,曾经一度严重地伤害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可是在此之前、和在他们晚年恢复友谊之后,他们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表达和交换过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杰佛逊虽然没有参加1789年夏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但是早在1789年9月,就在被召回国离开巴黎以前,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到想把他对美国宪法的批评和长久哲学思考写下来。他写了以后,就动身回美国了,已经没有必要邮寄,他可以在到了美国后当面交给麦迪逊。在海上漂泊的日子里,他还在思考。到了美国以后,当麦迪逊第一次来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自己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是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交给麦迪逊。他还在想信里思考的问题。一直到1790年1月,他作为华盛顿总统内阁一员到纽约上任,见到在众议院的麦迪逊的时候,他才把这封思考了几个月的信交给麦迪逊,并且附了一个纸条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现在提请你考虑。
托马斯·杰佛逊提出了什么想法呢?
托马斯·杰佛逊在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观念和制度,下一代人是否受其约束?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大地总是属于活着的一代人。”
这一思考,这一结论,这种表达方式,是托马斯·杰佛逊特有的。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杰佛逊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建国先贤,也不同于有史以来的所有政治家。他是一个手里有权的政治家,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国务活动家,但是他也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一个文人学者、一个思考者。
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认为,“土地的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不属于死去的人,这个原则,就像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样,也是“不证自明”的。人死了,就什么权力也没有了,也没有任何权利了,因为他们死了就消失了,和他们的生存状态一起的自然权利,也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了。所以,他们生前的权力和权利,不能用来约束后来活着的人。
根据这一原则,杰佛逊认为,具体个人的财产权不是神圣不变的。具体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大地属于活着的人类,大地是让人类来居住、耕作和利用的,这是人的自然权利,人人都有权来利用大地,生活在大地上。可是具体的地块的所有权,却是一种由人为法律保障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随着土地财产权持有者的死去,土地就回归为活着的人的自然权利。上一代人死了以后,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约束下一代活着的人。下一代活着的人,可以重新修正已有的法律,建立合乎他们需要的法律关系。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三部分告别古典政治(11)
所以,杰佛逊甚至推导出这样的想法,每一代人都应该修正宪法,让宪法符合新一代活着的人的需要。杰佛逊甚至对人的寿命进行一番计算以后,推算出修正宪法的时间是大约每隔20年。
杰佛逊因此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说,“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
区分人的自然权利和民事权利,是杰佛逊这一番思考的核心。杰佛逊这一思考的出发点,还是他十几年前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留在他内心的问题,什么是人人平等,怎样保障这种平等?现在,他的答案出来了,人人平等是自然权利的平等,其中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所需要的起码物质条件,原则性地包括在自然权利中。杰佛逊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包含这样的意思,人人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权分享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大地,土地应该有他的一份。他在这土地上,可以辛勤耕作,满足生存的需求,用自己的工作“追求幸福”。
杰佛逊是属于农业时代的人,他是南方的庄园主,他理想中的国土是农业国。他没有积极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没有想像到未来城市里脱离土地的庞大工业人口,想像不出工业时代的大银行大公司所拥有的惊人财富。在他的脑子里,“追求幸福”的物质条件,还是一小块土地。“大地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思想,为后世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做法,打开了思路。美国在一百多年之后完整地建立了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征收高额财产继承税,等等一整套抑制财富过度集中,扶助穷人的制度。追根溯源的话,都源于杰佛逊在两百多年前的思考,宣布富人死了就不再是富人,不应再占有大地和财产,宣布穷人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穷一辈子。杰佛逊的思考,预言了不断动态调整贫富的时代必将到来。杰佛逊的局限在于,在他看来,财富就是土地,可是他又无疑是反对“分田分地”,反对剥夺已有土地权,反对破坏财产秩序的。那么,怎样让未来将要出生的人,未来活着的一代,都能有“追求幸福”的自己的“一块地”呢?杰佛逊的想法是,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因为美国西部有广袤的未开发的土地。西进,这是杰佛逊长久的哲学思考,在现实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理想。由此,萌生了杰佛逊作为第三任总统期间最伟大的成就:勘查西部和“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的实现。
亚当斯对杰佛逊“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生活不是这样的。他说,假如杰佛逊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他们之间对未来的看法,显然存在根本差别。亚当斯在给杰佛逊的信中写道,“一代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取决于另一代人传下的文件。社会契约和法律最终必须归于书面材料。遵守这些文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惯例,这些文件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