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4-如彗星划过夜空:近距离看美国之四-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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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布莱特立即再给国防部长写信，希望国防部长能够采取“更合作”的姿态。他告诉国防部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能不能接触这一套文件，涉及宪法所规定的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参议院要行使自己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宪法责任，外交委员会就必须能接触到有关外交事务的背景资料，而这种资料只有行政部门才掌握。　　　　
　　　　这个道理，莱尔特难道不懂吗？当然不是。莱尔特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前，自己就当过联邦众议员，他自己是从立法分支转到行政分支的。可是，现在在国防部长的职位上，他自己也不愿多受国会的约束。他客气地给富布莱特回信，说以后再联系，然后就杳无音信了。　　　　
　　　　与此同时，艾尔斯伯格千方百计在背后推动富布莱特，想要参议员先生用五角大楼文件采取行动。在1970年初，他一下子给富布莱特的助手送去了从25卷五角大楼文件中复印下来的3000页文件，有些他干脆直接就从邮局寄过去。因为反正美国的邮局是不检查印刷品内容的。　　　　
　　　　富布莱特有这么些文件在手里，他在考虑怎么做。参议员有参议员的思维习惯，他不会贸然公开这些文件。他后来说到，他知道可以用这些文件做一些文章，但是不经过官方的正式发布程序而公开文件内容，就在程序上留下了漏洞。这样做不仅可能使外交委员会招致攻击，而且破坏程序是对制度本身的伤害。他认为，他还是必须遵从合法的听证会的程序要求。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他们以前也曾经要求行政部门送交保密文件，用于国会的不公开的会议。在保密规定上，只要有一个细小的失误，行政部门以后就可以拒绝向国会递交同类文件。这是他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　　　　
　　　　结果，富布莱特就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他知道有这样的文件，他甚至看过一些文件复印件，但是在任何公开场合或在听证会上，他不能提到五角大楼文件，更不能引用其中的内容，因为它们还没有正式发布。富布莱特再一次给国防部长写信，要求正式调阅五角大楼文件。这一次，他连回信也没有收到。　　　　
　　　　这个时候，艾尔斯伯格在另外想办法。他出席了一个有关审判战争罪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向一些国际律师说明，如果国际上有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那么他知道有这么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他宣称这些文件对于审判的意义，相当于“二战”末的纽伦堡文件。他甚至向一些律师描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并且表示，只要有审判的机会，他个人可以作为被告，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从而让法庭发出传票，强迫五角大楼交出文件。他甚至怂恿一些宪法律师发起民事诉讼，想用这个办法促使法庭发出命令，把五角大楼文件作为证据公布出来。　　　　
　　　　这条思路，就是走司法程序来公开秘密文件，尽管很困难，因为美国的法庭一向避免涉足国防和外交领域，这也是分权和制衡的结构决定的，但是并不一定走不通。美国的法庭有司法自制，对接受案件有明确的要求，但是一旦法庭认为有理由启动程序，别的政府部门通常尽量避免公开对抗法庭命令，这也是三权分立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的：法庭是平时权力最小的分支，一旦动起来，威力最大。　　　　
　　　　可惜，律师们没有被他说动，因为他们认为启动司法程序的条件还不具备，法庭还不会就这样接受他们的案子的。　　　　
　　　　1970年5月，美军入侵柬埔寨，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在反战示威骚乱中，肯特大学的四名学生被维持秩序的国民卫队枪杀。我们多次看过当时的资料和纪录片。至今为止历史学家也难以搞清，在一片混乱之中，是怎么开起枪来的。很多大学为此停课。基辛格的一个助理，安东尼·雷克，愤而辞职抗议入侵柬埔寨。富布莱特召开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艾尔斯伯格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指出，美国对越政策所依据的国家战略利益的内在逻辑严重不足，所以，要理解美国对越政策的连续性，必须考察这些决策的国内政治背景。他指出，历届行政分支对越政策有一个从不在正式文件上反映的动机，就是都想避免在自己手上遭受“失败的屈辱”，为此而长期在越南支持一个腐败的、不得人心的独裁政权。　　　　
　　　　富布莱特再一次向国防部长写信要求五角大楼文件，国防部长回信，再一次明确表示拒绝。　　　　
　　　　富布莱特发现，他仍然无法摇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固执，机密在行政分支手里，而且他们一意孤行，而他自己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还得小心不要在程序上破坏保密规定。1970年8月7日，富布莱特在参议院讲话谴责了国防部在五角大楼文件问题上的态度。他说：“行政分支又一次让国会吃了闭门羹。”但是，他警告说：“有一句老话，在华盛顿，没有什么可以长久保持秘密的。我希望第一个得到这套历史文件的记者，能够和我们委员会分享。”　　　　
　　　　国会这条路不通，下一条路就是新闻界了。　　　　
　　　　好了，下封信再给你聊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走进新闻界的故事。　　　　
　　　　祝好！　　　　
　　　　林达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四部分柳暗花明找报纸（1）

　　　　柳暗花明找报纸　　　　
　　　　卢兄：　　　　
　　　　我接着把“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给你讲下去。　　　　
　　　　艾尔斯伯格试图通过美国政府的正规途径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努力，屡遭挫折。其根本原因，是国会议员们受严格的保密规则制约，即使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不会越轨行动。因此，艾尔斯伯格试图发动立法分支来制约行政分支的努力，无法得到预想的效果，这是很好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然想到要走的路，就是寻找更为民间的途径，这样的途径更为间接，但却是永远可以走的，而且这样的途径受宪法的保护，因为涉及言论自由。权力制衡的路不通，就走言论自由的路。这条路最有效的是新闻途径。　　　　
　　　　在这期间，艾尔斯伯格成为一个反战积极分子，多次出席民间会议，有些是反战组织的，有些则是学术界的。同时，他还继续给报刊杂志写信，发表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在这一阶段，艾尔斯伯格的观点更加明确了。他不再相信很多人的观点，即美国是由于不了解情况，由于粗疏而在“二战”后误入越南的泥淖。通过对五角大楼文件的研究，他认为，“二战”后历届总统一步步踏入越战是有其主观原因的，他们有时明明知道决策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睁着眼睛往里走，其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政治逻辑，谁也不愿意在自己手上认输，谁也不愿意在下一次大选前表现出失败。　　　　
　　　　如彗星划过夜空艾尔斯伯格已经准备通过媒体把五角大楼文件暴露出来。既然国会议员们不公开五角大楼文件，那么只有找新闻界，看看新闻界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他知道，新闻界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或许胆量要大一些。可是，当他和一些律师朋友商量的时候，律师们无一例外地劝他还是走国会的路。因为只要找到一个国会议员愿意在国会公布五角大楼文件，那么至少这个国会议员由于立法豁免权的原因，还不至于进监狱，而他自己把文件捅到新闻界去，新闻界或许没事，他却免不了要吃官司的。　　　　
　　　　艾尔斯伯格感到，他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走向新闻界。主意一旦打定，然后就是找谁的问题了。他去找《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尼尔·希汉。希汉是新闻界报道越战的一个名记者，当年为合众国际社派驻越南的时候，艾尔斯伯格刚好也在越南，他们在越南的时候就相识。希汉的反战观点和他对越战的报道是非常有名的。在亲临越战前线报道的西方新闻界，合众国际社的希汉、《纽约时报》的大卫·霍布斯坦和美联社的布朗，被记者们誉为“三无畏”。希汉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指出，决策越战的美国领导人，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美国法律对战争权力的规定，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在指导战争中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　　　　
　　　　1971年春天，艾尔斯伯格要希汉到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布里奇，交给他几千页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复印件。　　　　
　　　　希汉拿到这批匪夷所思的秘密文件，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通报。他们俩商量下来，认为有几点是必须考虑周到的。第一，当然是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即使它们是真的，它们是不是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了越战决策的真实历史？因为片面就不是真实。　　　　
　　　　第二，当时，尼克松总统已经开始逐步从越南撤军，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民众的反应将会是什么？　　　　
　　　　第三，希汉的消息来源，即艾尔斯伯格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必须确定，他们是在和怎样的一个人打交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美国新闻界的道德标准是，他们必须保护他们的消息提供者，为消息来源保密。这里不仅有新闻界利益的成分：你不为消息来源保密，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冒风险向你提供消息，等于断了长远的消息来源。还有在新闻业成熟之后，有一种自我要求的文化和道德完整性：新闻报道是在做一件道义上正确的事，保护冒着风险提供消息的人，就是必然的道德要求。即使这种道德要求和法律冲突，也要去做。《纽约时报》记者Caldwell曾经报道过６０年代闻名的黑豹党，后来在加州的一件刑事案件中，大陪审团要求Caldwell秘密作证，提供关于黑豹党的消息来源，Caldwell断然拒绝，宁可以藐视大陪审团的罪名无限期入狱。现在，同样，希汉和《纽约时报》明确约定，他将不公开五角大楼文件的来源，甚至连他的顶头上司也不告诉。　　　　
　　　　第四，用这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作为材料写的报道，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反面意见，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的规矩是，不愿意任何报道表现出自己有倾向性。这也是成熟的美国新闻业的行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纽约时报》写出来的东西，不能是苏联《真理报》的，不能一边倒。　　　　
　　　　对报纸的生存来说，当然是新闻性第一。希汉的顶头上司，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在读了希汉提供的部分文字以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金矿”。他马上向《纽约时报》的总编罗森塔尔等高层人员通报，说有庞大的阅读工作量，要求增援人手。　　　　
　　　　艾尔斯伯格告诉希汉，参议院富布莱特手里也有这套文件，他一直在促动国会公布这套文件，只是至今暂时还不成功。他还告诉《纽约时报》，关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事情，他已经在一些学术界会议上提到过，有些民间反战组织也知道。这下，《纽约时报》更有了紧迫感，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动作，那么其他报社可能很快就会得到这批文件。特别是他们的竞争老对手《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　　　　
　　　　美国新闻界“刺探”政府机密来做有新闻价值的报道，这有着长久的传统。新闻界受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权力，使得他们较少法律上的负担。他们主要是自己在新闻价值和客观影响之间做出衡量，一旦为泄密而闯了祸，政府很难让新闻界记者因泄密本身负刑事责任而入狱。政府能够抓的是那个把机密捅出去的家伙。而民众和新闻界在道德上的舆论则是，新闻界有义务保护消息来源，这种保护是道德的。提供消息的人也确实往往受到新闻界的刻意保护。很多重量级的记者，他们的主要力量就是在政府内部的一些内线关系，这是他们的饭碗，他们职业的资源。这样一来，有些政府官员也就利用新闻界，故意把一些机密捅出去。“泄密”有时候就成了一种政治游戏。　　　　
　　　　保护新闻来源，一直是一个大的题目，也是法庭和新闻界经常发生冲突的焦点。美国有将近30个州有保护新闻来源的相关法律，但是规定各不相同，也不适合于以联邦法审判的案子。由于2004年，发生了几次相关的案子，从保护新闻自由的角度出发，最近又有参议员提出要制定联邦法保护新闻来源，以期一劳永逸地免除记者为保护新闻来源而坐牢的危险。可是，联邦能不能真的立法，仍然不那么简单。其原因是，这又是一个两难命题。　　　　
　　　　法庭要求记者交出新闻来源，往往是涉及对被告的证词。例如，某被告在法庭上，面对着记者宣称自己调查出来的证据时，依据宪法有权要求面对证人。这个时候，法庭为了维持公平的审判，就必定要求记者交出调查的来源。因为假如记者的来源是不可靠的，或是诬陷，就是侵犯了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因此，经常是法庭要求记者交出来源，记者站在新闻业利益和保护消息来源的道德立场上，就可能拒绝交出。这时，法庭就必须依法判记者为藐视法庭罪入狱。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近期都有过好几次。一般来说，记者入狱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审判结束，对证据的需要消失，也就放出来了。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四部分柳暗花明找报纸（2）

　　　　《纽约时报》面对希汉手里的五角大楼文件，还有一些别的顾虑。虽然这些文件都是反映历史的老文件，但是它们却会揭开美国陷入越战的伤疤，可能触痛各方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社会的反应又会如何？另外，如此庞大的文件量，都是从国防部的机密中“盗窃”出来的，怎样用来报道才是妥当的？这也是一个问题。　　　　
　　　　《纽约时报》的外交新闻编辑格林菲特曾经在国务院工作过，比较熟悉政府部门可能的反应，他又是罗森塔尔的好友，罗森塔尔就要求他总体负责这个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定下一个名字：“X项目”。　　　　
　　　　格林菲特立即派他的助手高尔德前往首都华盛顿协助希汉。1971年4月5日，高尔德就在离白宫不远的16大街的希尔顿饭店订了两个房间。他们俩关在房间里通读五角大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