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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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闱榭鱿鲁鱿值摹靶潞Ｅ晌难А币约啊靶滦略а旌伞敝嗟淖髌肥呛懿淮摹Ｕ庥肽昵崛说奈难ё髌肥欠衤鸫壳嗪腿似泛没岛廖薰细穑皇且桓鏊饺说奶厥庀埠枚选Ｒ虼嗣娑浴�80后”，尤其是出生“新概念”的“80后”，我往往采取“你写你的，我看我的，我们两不相干”的态度。然而同样出生“新概念”的胡坚，却以其赌博般专注的写作，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丝久违的阅读快感。
相比太多的“天才少年”，胡坚的思维具有了一种让人折服的机敏与冷酷。这可能跟他的身材甚至脾性有关，攻击力强大，防守得体。他的杂文里的攻击与防守之间的转换，确实显得挥洒自如。杂文之道，其实也就是“物不平则鸣”。如同是行走江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然，少年得志，因此难免也会说些过头与出格的狂话，就好比当他愚蠢起来的时候，居然会拿区区一个单行本来跟北大较量，结果若不是武大仗义出手，我想胡坚现在最多会和现在那个什么“80后五大才子”之一的集文学家、艺术家、图书策划专家、伪摇滚音乐家田禾一样：表面上博大精深而实际上不过是全方位抓瞎。
说句实话，我很不喜欢胡坚以“王小波门下走狗”而自居，从他当初走出这步臭棋开始，他就把自己锁在一个固步自封的格调里去了。所以当他的《愤青时代》打上清韵书院新书排行榜的时候，作为FANS之一，我很奇怪自己对此书第一时间的追踪激情已经消失了。然而我又无法因为对一代宗师门下走狗的歧视而无视一位“80后”非常出色的作家的存在。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愤青时代》以外的作品。
相比那些个依样画瓢的小说，我看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杂文。在天涯网站的“关天茶社”里，我看完了他的《独木桥上的报告》。从NO。1到NO。100，那些个文字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放血式的、疯狂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小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似的写作方式与激情，耗费了我整整一个夏天的阅读时间。读完后我才意识到，《独木桥上的报告》和《愤青时代》完全不是一回事。假如说，胡坚对王小波的模仿使得他的小说毫无创新意义的话，那么在《独木桥上的报告》里他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正是《独木桥上的报告》让我不得不承认，胡坚已经具备了一名作家最起码的良知。他的语言具有一种放荡而纯洁的力量。相比于一些同龄的写作者们来说，胡坚的作品是凌厉且高贵的。当那些坐在明亮的大学课室里衣食无忧的写作者们竭尽所能地表达出一些令人恶心的颓废和忧伤时，胡坚，这个理想主义的“宠儿”在遭到北大的拒绝后愈发的显得愤世嫉俗起来。胡坚后期的文字越来越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文字间强烈的跳跃感，明朗而坚韧，连迷惘也显得特别的思路清晰，让人不得不对他的语言能力大为敬佩。
对于像胡坚这样才的年轻写手来说，北大因为他不是“新概念”作文状元而拒绝了他的请求，或者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不幸。一个好作家往往需要在一种郁郁寡欢的气氛里才能有所成就，这是一个很有规律也很有传统意义的谶晦。就像当年寂寞的王小波与路遥他们那样，天妒英才，英雄必死，否则毫无出路，或许胡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说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的立场：即使胡坚自甘沉入深海去与珊瑚为伍，但作为与胡坚同一时代的读者，我始终相信他的潜力不可忽视，他的文字也不应该被同龄人遗忘。
这是一个崇尚小资的年代。铺天盖地、乱七八糟的报刊杂志上遍布着小资情调和鸳鸯蝴蝶派的闲言碎语，高雅的音乐、昂贵的小物件，躺在床上成就生活，为自甘堕落和无知寻找高尚的借口。可以说，胡坚及其《独木桥上的报告》与这个大环境正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实际上胡坚的文字非常灵秀机智，其作品文采斐然的程度，较之其他的几位“80后”写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差就是文字中充满了类似革命群众指点江山的气魄，无产却胸怀天下。他的杂文短小精悍，气势磅礴，区别于同时代写手铺天盖地的靡靡之音与功成名就，他本人的心态与生活状态也是非常健康的。对于短期内的沉默，胡坚是这样说的：他们宁滥毋缺，我是宁缺毋滥，我们的本质是不同的。以此看来，胡坚当年的激进以及现在的沉默，无疑可以称之为一个天才给予一大批“天才”们的当头棒喝。
胡坚批判由宠儿到青皮：胡郎从此多郁愤（2）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激进不仅是个思想潮流，它更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大勇气和大气魄。在积重难返的文化困境和社会缺陷里，激进绝不是所谓的标新立异。相反，它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激进是思想生命和个人良知的亢奋状态，通常人们称其为书生意气。激进者大都来自边缘，较少顾忌。有“想说就说”的癖好。其实他们的观点并非石破天惊，他们的声音也并非格外刺耳。所谓“愤青”与“激进”，不过是别人的命名而已。
然而历史证明，激进者往往也会无法避免地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激进派话语在反对话语霸权的同时，往往沦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因为汹涌澎湃的激进常常会切断思想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说过：“思想只有同他人的思想发生重要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以及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可见，当年的激进者胡坚不仅要有努力超越现实的精神准备，同时还要学会冷静，学会思考，学会倾听，学会与他人对话。
历史上的激进者都是特立独行的，狂飙突进的。他们不媚俗、不盲从，时刻保持着思想的独立与自由。而在这个时代，当人类的每一个领域都被商业洪水洗刷个遍之后，就连激进者也免不了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是激进者们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以获取金钱为主旨的文化明星包装活动总是以商业利益为基本动力，所以每一位少年作家成名的背后总是离不开相关的媒体策划。处于目前这个日益时尚化、公开化的狂热造星运动的氛围里，要保持清高又想一夜成名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已经是一个已经热衷于文化作秀的时代，一个思想媚俗的时代。在各种浪潮汹涌而至的冲击下，胡坚还未在浪尖上风光多久就搁浅了。一批又一批更加年轻的写手又被吹捧出来，一本又一本粗制滥造的文字又被批量生产。
“出名要趁早”的口号正冠冕堂皇地构筑起当下文学领域里一道蔚然壮观的繁荣景象，伴随着商业包装学、概念轰炸学和广告设计学的日益发达，大规模、大面积登场的造星沙尘暴已经温柔地强奸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一方面使得本来就不安分的文学创作者们心如猫抓，另一方面却是各种派别的文化明星，诸如美男派、美女派、少妇派、光棍派、实力派、偶像派、技巧派……（就差没有反动派了）前所未有的大批量地诞生。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与其说热闹非凡的2004年算是我国文学创作队伍正在获取的年度大丰收，倒不如说，文学领域内大规模造星的2004年必将在未来成为文学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年度笑话。
有一个非常雄辩的例子，当古代神童方仲永在其弱智老子的率领下不得不沉迷于一场场毫无意义的作秀时，他纯粹是以一个古代白痴的面貌而存在于我们这些后代人的内心的。“业精于勤而荒于废”、“养精蓄锐”、“厚积薄发”，……诸如此类，我想这些普通的道理大家也都明白。而胡坚这个当代的“天才少年”的路在何方？他又会不会重蹈方仲永的覆辙？下任何结论都还为时过早。与其让自己的文字泛滥在鲍鱼之肆，我想还不如胡坚所说的“宁缺勿滥”。
“天才少年”将永远都是个闪光的词汇。胡坚的才气尽管不容置疑，而且还名如其人地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但是它能否抵制得住商业大潮的侵袭，能否不甘示弱继续写下去？一切都还是未卜之数。如果有可能，我倒很是愿意在有生之年不断追寻胡坚的文字，以便完成一项微型实验，看一看这位仗剑行走文学江湖的大个子书生真的是已经胡郎才尽，还是正在酝酿更加残酷的杀伐。若事不凑巧，将来的媒体又因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出现而大放卫星的话，那就看看一代新人踩旧人的闹剧吧，反正有句话我早就已经说过了，我说大浪淘沙，是金子的，迟早要发光；滥竽充数，是镀金的，终归会脱落。不信我们以时间为证，策马向前，走着瞧好了。
胡坚批判胡坚：在卡车巨轮上飞驰的自行车（1）
中国人似乎非常喜欢制造偶像神话，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补天救世的女娲，偶像接踵而来，而且光心里想想还不够，要摆在供桌上拜一拜，狠狠磕几个头才爽。从性学的角度来解释，这叫虐恋心理。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偶像之风亦如江河泛滥，愈来愈成为那种花上百十块钱就可以从商店“请来”的菩萨般的商品。所以世人对偶像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商人对偶像的制造也就越显得理直气壮，于是，大家都乐此不疲了。
正是出于对批量制造的民偶像商品的躲避心理，我读王小波和胡坚，都是在其风火之势消退以后。那时候，《青铜时代》已经摆在新华书店五折销售区里，让人感叹潮流的时过境迁。后来一个少年风风火火的弄出了个《愤青时代》，欲借此敲开北大大门，于是我又认识了胡坚。但他的文字很快就让我从最初的欣喜中冷却下来。读完《愤青时代》后，他与王小波惊人的相似反而使我更加摸寻不到这个“宠儿”了。
胡坚在《愤青时代》中出口便是“众所周知”、“古往今来”，展示出一副典型的“王小波门下走狗”之症状。当时新浪网开了个“文嚎”专栏，第一次为一个高中生而设，其势牛逼哄哄，“饭丝”人数火速上升。王小波被供上神台以后，紧接着胡坚也大大地风火起来，真可谓是“一人飞升，泽被鸡犬”。模仿的游戏，趋利的炒作，看似美满。但如果冷静的看来，这种虚假的风光背后其实正如同几千年前老子说的“福兮，祸之所伏”。
海子卧轨了，顾城杀妻了，食指进精神病院了，于是他们成为神话。同样，王小波英年早逝了，他留下来的小说杂文，于是便又成为炒作的焦点。死后成名，古往今来似乎早已成为惯例，而成名又会不会造成新的天才的早夭呢？骚人墨客的歌功颂德的吹捧实在是如同方仲永那白痴老子一样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担忧。
“我无法预料到未来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叫王小波。”艾晓明在纪念王小波的文章中不惜血本地说道。生活告诉我们，当一件事被看得过于玄乎其神的时候，必是应该被仔细审视的时候。当钱理群、温儒敏、曹文轩、丁东、孔庆东、马立诚、余杰、尹丽川等新老文化名人，对于胡坚不惜挥洒文人特有的浪漫情怀，激情四射地感叹天才的横空出世谁与争锋时，我们反倒有必要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集体心理暗示”，即在一群体当中，一个人的情绪往往极易感染整个人群，而最早的感染者无疑成了这种情绪的“祸首”。这样说倒并非是完全否定了这些名人的意见，而是要指出，任何过于泛滥的赞扬、叫好，都是不理智的，同时也是极其不负责的。在一个人还没有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时就把他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是要顶礼膜拜的地步，这不是“虐恋心理”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他们的做法不是要捧起一个新的王小波，反而是要把一个新的希望给棒杀在襁褓中了。他们动辄将胡坚与王小波相提并论，或是升华到独特思想的高度，结果只能使胡坚的眼前被一叶障目了，除了王小波已经别无它物！
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字坦然、幽默、罗嗦而有趣，含蓄而锐利，是个优秀作家。但中国优秀作家似乎并不少，才在其上的也有很多，之所以王小波成为一个神话，甚至再度掀出“门下走狗”这一典故，真正的原因仅仅在于，这是一个比以往更容易和更乐于构筑神话的时代。于是无论王小波还是胡坚，或者是在媒体的大平底锅里炒来炒去的少年写手们，都不过是响应供需原理而批量制造的玩具偶像。尤其是当互联网兴起后，极大地推动了这种供求心理的膨胀。“宠儿”胡坚便是借着这个时机，在王小波的风头正旺之时紧紧跟随其腚后，然后如沐春风地坐上王小波第一门人的交椅。加之由于“用小说上大学”一事在当时的巨大炒作性，双管齐出，“宠儿”转眼声名远播。
返回《愤青时代》的文本本身，只有一篇《宠儿》还算有些自己的特色。胡坚在《宠儿》里把自己的青春特质发挥得生动有趣，但这种以青春写青春的路线又能够贯彻多远呢？接下来的《杨家将》与《岳飞传》，其文无论从叙事手法还是精神内核上，无疑都是些原原本本的对王小波的复制，其所谓独创性实在不值一提。做人、作文都没有自己的东西，而只是一味模仿，无疑会落得个邯郸学步的下场。
语感是可以传染的。在习惯了一种叙述、一种演绎方式的同时，自身的叙述与逻辑便极易因传染而随之变化，尤其是当面对的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叙述语言时，初学写作者往往会轻易的迷失掉自己。不单是胡坚，在急躁地嚷着出名要趁早的年代，绝大多数的少年写作者都并不具备自己的语言与思维，而又急于求成，于是一味模仿变成了一条终南捷径。临摹之作也好，空洞乏味也好，从张悦然的苍白无力到郭敬明似的拷贝专家，写作已经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