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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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40 多种书籍，主要幅篇是采录本草和医方书。对于唐氏在保存医药古
文献上的历史功绩，李时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本草纲目》序例中说：
“慎微貌寝陋，而学读博。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
皆其功也。”
唐慎微对本草学的整理研究，既继承了传统的整理方法，又在前人的
基础上加以发挥，有所创新。唐氏的创造精神主要是从医疗实际应用出发，
将药物炮炙和有关处方汇集于本草著作中，从而大大地丰富本草学的内
容。中药的炮炙直接关系到药物的疗效，宋代医家很重视遵古炮炙。唐氏
将炮炙的内容充实于其著作中，反映了宋代医药界重视中药炮炙的治学趋
向。关于炮炙知识，从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有对药物“阴
干”、“曝干”等记载，历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且产生了第一部专书
——《雷公炮炙论》。唐氏《证类本草》是我国本草著作中首次大量引述
《雷公炮炙论》内容，据有人统计，《证类本草》中有277 味药名下引述
了炮炙论的文献。通过唐慎微的整理研究，将药物的加工炮炙和本草产地、
采集、鉴别形态和主治功用等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丰富了本草学内
容，而且更切实用。同时，《雷公炮炙论》这部医药文献也赖唐氏著作而
流传于世，后人引用该书大都转引于《证类本草》。
唐慎微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临床医生，他在编撰本草著作时，在传统的
整理方法上加以发展，创造了“以方证药”，医药结合的体例，从而使得
本草书更便于临床医家应用。宋以前的本草书，大多只是单纯记载药物形
态与功效，不涉及附方，唐代孟诜《食疗本草》中曾附有食疗方（或者可以
说这部本草书本身就是从补养方增补改编而成的，所以方药结合一体），而
其他书籍均是本草与方书分开。中医临证用单味药治病比较少，而多数为
几味药君臣佐使构成复方，所以中药主治与功效往往在处方中体现。依据
中医学特点，唐氏编撰本草著作时，创造性地发展了本草文献整理研究方
法，采用“以方证药”，方药对照的新体例。唐氏“因本草旧经，衍以证
类”（《政和本草》曹孝忠序），虽然他博采经史百家，及至仙经道书中有
关知识，但主要还是大量摘录医方，以证其类。他将医方资料各从其类，
以印证有关药物的功用。唐氏在因循本草旧经基础上所作的这种推衍发
挥，进一步体现了医药结合的优势，使得本草著作有了更广的实用价值和
增添了生命力。自唐氏以下本草诸书，多沿用以方证药的编写体例，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书中附方内容更加丰富，唐氏治学方法广泛为后人所
采纳。
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不仅仅限于汇集前人本草文献，他在引述每
味药历代本草文献记载之后，附列医方以印证同类药物功用，对本草学内
容作了较大的推衍发挥。《证类本草》书中大约收录附方近三千首，这些
方剂引录于历代方书。唐氏广征博引，从《证类本草》（晦明轩本）前所列
“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查看，其中有方书80 余种。唐氏摘录资料一是
来源于唐代《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古代方书，另一部分引用于宋代
新编的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宋朝时，我国朝野普遍重视搜集验方和
编纂方书，例如宋太宗曾亲自收集名方千余首，其后又命翰林医官院，把
医家经手家传应效药方献出，合起来共万余首，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
年）着手编纂《太平圣惠方》。除官府组织人力、物力编纂大型方书外，民
间个人编撰的方书亦不在少数，这些丰富的素材为唐氏著作提供了宝贵的
资料。前面提到唐慎微的著作汇集了宋朝官修本草和全国性药物调查研究
的成果。不仅如此，这部巨著还大量吸收了宋朝多年致力于方书整理研究
的成果，通过方药对照的方法，征引医方“衍以证类”，因而使得本草学
面貌一新。《证类本草》是在宋代官修本草《嘉■本草》的框架上编写的。
李时珍评价《嘉■》“其书虽有校修，无大发明”，虽然评语不免失于苛
求，但此书仅拘泥于“校修”的说法比较中肯。唐慎微编撰《证类本草》
时对传统的“校修”本草方法有所突破，由于开拓了“以方证药”的新体
例，使得这部著作比宋代两次官修本草内容丰富，学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
度。该书特点为医与药相兼，更切合临证应用。因此，朝廷主持编纂《圣
济总录》（一部大型方书）的医官曹孝忠认为：“《证类本草》诚为治病之
总括”（《政和本草》曹序）。唐氏的著作经由官府刊刻为《大观本草》、
《政和本草》、《绍兴本草》等多种刻本，广泛传播于世间。自宋代以来，
此书在我国风行四百余年。至明代李时珍以此书为蓝本，编著出一部更为
杰出的本草著作——《本草纲目》。
综上所述，唐慎微编撰的《证类本草》，全面继承了前代本草文献，
成为此之前本草渊薮；同时，在本草旧经基础上加以推衍发挥，大幅度地
充实了炮炙加工内容，并将本草与医方结合，以方证药，从而使得本草学
面貌一新，将宋朝本草整理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了
一项艰巨的工作，在我国本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证类本草》的编撰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唐氏
处于北宋时期，当时本草由手抄转向版刻，这时采用汇纂方法，忠实原书
的照录很有必要。唐氏只着眼于辑录，很少表述个人学术见解、用药心得
及辨药经验等，这是美中不足之处。《证类本草》在药物分类上悉遵唐代
《新修本草》（分玉石、草部、木部、禽兽部、虫鱼、果部、米谷、菜部等），
仅禽兽部细分为人、兽、禽部，其他的分类方法没有大的进步。书中对每
味药物的记述拘泥于古人的辑录方法，是按文献年代先后堆积诸家本草资
料，而不是按药学专题分项论述。唐氏著作中的局限性，随着本草学的发
展而为后世医家所突破。唐氏的著作在数百年间被视为官方本草书范本流
存于世，至明代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取代，唐慎微在本草史上起到承
上启下的作用，为中国医药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献
原始文献
＇1＇（宋）唐慎微：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扬州季范重氏藏晦明轩
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7。
＇2＇（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柯逢时重校刻本，1904。
研究文献
＇3＇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李诫
郭黛■
李诫字明仲。河南管城人。生年不详；北宋大观四年（1110 年）
二月壬申卒。建筑工程管理学、建筑学。
李诫出身于官吏世家，其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官阶至金紫
光禄大夫。祖父曾任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官阶至司徒。父亲为
龙图阁直学士，官阶至大中大夫、左正议大夫。元丰八年（1085）其父趁哲
宗登基大典为李诫恩补了一个小官——郊社斋郎，不久便调至济阴县任县
尉。当时，该县境内盗贼时常出来扰民，群情激愤，李诫练卒除器，为民
除害，受到褒扬，升迁为承务郎。自元■七年（1092）始入将作监任职，直
到其逝世前约两年离职。在李诫官场生涯前后总共24 年中有17 年均在将
作监，从最下层的官员开始直至担任将作监的总负责人，他一生的主要精
力均贡献于将作。
将作监的职能按宋史《职官志》记载：“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令
总焉。辨其才干器物之所须，乘时储积以待给用，庀其工徒而授以法式；
寒暑蚤暮，均其劳逸，作止之节。凡营造有计帐，则委官覆视，定其名数，
验实以给之。岁以二月治沟渠，通壅塞。乘舆行幸，则预戒有司洁除，均
市黄道。凡出纳籍账，岁受而会之，上于工部。”由此可知，将作监不但
领导具体建设项目，而且还负责制订建筑管理之政令，储备人力物力、管
理工匠并向其传授技术及法规，劳动日定额的制定，建设账目的汇总上报，
乃至治理河渠、修路等等。为了完成这些繁杂的工作，于将作监中设有
“监”、“少监”、“丞”、“主薄”等官员，“监掌管宫室、城廓、桥
梁、舟车营缮之事，少监为之二，丞参领之”。李诫初入将作之时，为其
最下层之小官——主薄，具有承奉郎官阶。4 年以后，即绍圣三年（1096），
以承事郎官阶升为将作监丞。6 年后即崇宁元年（1102）以宣德郎官阶升为
将作少监，在这次晋升之前，他曾主持完成皇家重要工程建设项目——五
王邸，同时在建筑工程的管理方面已有相当经验，并掌握了建筑技术的若
干基本知识，即所谓“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
运皆已了然于心”。于是，被指定承担由皇帝下令编修的《营造法式》一
书。此书完成后，皇帝下诏，颁之天下。李诫因此而被晋升为将作监的少
监。崇宁二年（1103），他曾被调离将作监，以通直郎官阶出任京西转运判
官，但“不数月，复召回将作任少监”，主持建造重要的礼制建筑“辟雍”。
辟雍建成后，大约在崇宁三年（1104），被升为将作监的最高官职“监”，
此后主管将作监共五年，最后因为父奔丧，去职返里。
李诫出任将作监的5 年中，完成许多重要建设项目，同时，官阶也随
之递增。例如尚书省建成时升为奉议郎，龙德宫、棣华宅建成时开为承议
郎，东京的皇城之朱雀门落成后升为赐五品服的朝奉郎，皇城之景龙门和
九成殿落成后升为朝奉大夫，从此步入高级官阶。以后又完成了开封府廨，
太庙、慈钦太后佛寺等工程，同时晋升为朝散大夫、右朝议大夫（赐三品服）
和中散大夫。李诫自承务郎升至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属于“吏
部年格迁者七官而已”。其余九次多因其在将作监的工作成绩卓著而升迁。
大约在大观三年（1109），李诫因父病，被皇帝恩准陪同国医返家为父
治病，父病逝后李诫居丧不久又被委以新职——知虢州，但“未几，疾作，
遂不起。。”，于大观四年二月病逝。
李诫一生的主要活动可以他在将作监的17 年为代表，他作为当时北宋
在建设方面的高级官员兼技术专家，不但领导建成了宋代著名的建筑多
处，还领导过园林建筑的建造活动。例如龙德宫就是一例，据《汴京遗迹
志》载：“景龙江北有龙德宫，初，元符三年以懿亲宅潜邸为之，及作景
龙江，江夹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其地岁时次第展拓，后尽都
城一隅焉，名曰撷芳园。山水秀美、林麓畅茂，楼观参差”。从时间上可
推知，龙德宫原来是宋徽宗的潜邸，后来次第展拓，成为宋东京的一座皇
家园林了。李诫在崇宁二年修建龙德宫之时，正是徽宗当朝后将私邸扩建
成皇家园林之时，这一工程之重要和质量要求之高是可想而知的，恐怕只
有李诫这样经验丰富的官员才能胜任。从史籍中还可看到，当时修建国家
级重要工程，都有皇帝必召李诫的材料，例如“崇宁四年（1105）七月二十
七日，宰相蔡京等进呈库部员外郎姚舜仁，请即国丙已之地建明堂，绘图
以献上，上曰先帝常欲为之，有图，见在禁中，然考究未甚详，仍令将作
监李诫同舜仁上殿。八月十六日李诫同舜仁上殿”。由此可见李诫在国家
建设中的地位之重要。
除从事建筑事业外，李诫还有着广泛的爱好，他博学而多才多艺，书
画兼长。家中“藏书数万卷，其手钞者数千卷”且“篆、籀、草、隶皆能
入品”，曾用小篆书写“重修朱雀门记”，被刻石嵌于朱雀门下。皇帝得
知他的画“得古人笔法”，便派人送去谕旨求画，李诫以五马图进献皇帝。
他还写过许多著作。有《续山海经》10 卷，《续同姓名录》2 卷，《古篆
说文》10 卷，《琵琶录》3 卷，《马经》3 卷，《六博经》3 卷。但遗憾的
是这些著作均已失散，使今人难以鉴赏李诫之文采。幸好仅存《营造法式》
这一重要典籍，它虽无法代表李诫一生所取得之全部成就，人们却可从中
窥见一斑。
《营造法式》是李诫奉朝廷之命编修的一部带有建筑法规性质的专
书。它产生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之下，目的乃是为了加强对官办建筑
行业的管理，并对国家重要建设项目从礼制等第到财力上加以控制。北宋
王朝在开国几十年以后已处于积贫极弱、民穷财困的局面，又由于朝廷理
财无道，财政亏空严重。因此王安石提出“变风俗、立法度”。从当时在
建设方面的状况看，王安石变法的确势在必行，北宋开国以后，大兴土木
之风甚盛，而又管理不善，官吏在建设过程中肆意挥霍浪费。例如据《汴
京遗迹志》卷八记载，大中祥符七年（1014）建成的玉清召应宫“二千六百
二十楹，制度宏丽，屋宇少不重程式，虽金碧已具，必令毁而更造，有司
莫敢较其费”。其“土木之工极天下之巧，绘画无不用黄金”。贪官污吏
虚报冒领更是屡见不鲜，至使仁宗天圣年间，曾有几百项工程，累年不能
结绝，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针对这样的情况，在变法过程中便提出“凡
一岁用度及郊祀大事皆编著定式”。于是在熙宁五年（1072）朝廷令将作监
编修一部《营造法式》，以加强管理。将作监用了20 年的时间，于元■六
年（1091）完成，此即所谓“元■法式”。但由于这部法式仍然“工料太宽、
官防无术”，不能达到变风俗、立法度的目的。到了哲宗这位积极主张变
法的皇帝当政以后，便废掉“元■法式”，并于绍圣四年（1097）又发出谕
旨，命李诫重别编修。
李诫于元符三年（1100）完成《营造法式》，崇宁二年（1103）经过皇帝
批准，以小字刻板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