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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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系数之后,整个四元式再上、下、左、右移动。上述四则运算也就是
莫若《四元玉鉴》序言中所说的“阴阳升降,进退左右,互通变化,错综
无穷”。在当时中国数学尚缺少数学符号的情况下,朱世杰利用中国古代
的算筹能够进行如此复杂的运算,实属难能可贵。
朱世杰四元术精彩之处还在于消去法,即将多元高次方程组依次消
元,最后只余下一个未知数,从而解决了整个方程组的求解问题。其步骤
可简述如下:
1)二元二行式的消法
例如“假令四草”中“三才运元”一问,最后得出如下图的两个二元
二行式,这相当于求解
。 (7 + 3z …z2 )x + (…6 …7z …3z2 + z3) = 0,
。 (13 + 11z + 5z 2 …2z3)x + (…14 …13z …15z2 …5z3 + 2z4) = 0;
或将其写成更一般的形式
ìAx + A = 0,
10
Bx + B = 0,
。 10
其中A0,B1和A1,B0分别等于算筹图式中的“内二行”和“外二行”,都
是只含z 而不含x 的多项式。朱世杰解决这些二元二行式的消去法即是“内
二行相乘、外二行相乘,相消”。也就是
F(z)=A0B1…A1B0=0。
此时F(z)只含z,不含其他未知数。解之,即可得出z 之值,代入上式
任何一式中,再解一次只含x 的方程即可求出x。
2)二元多行式的消法
不论行数多少,例如3 行,则可归结为
í
A x2 + Ax + A = 0, 1
。 2 10 ()
B x 2 + Bx + B = 0。 ()
。 210 2
以A2乘(2)式中B2x2以外各项,再以B2乘(1)式中A2x2以外各项,相
消得
C1x+C0=0。q (3)
以x 乘(3)式各项再与(1)或(2)联立,消去x2项,可得
D1x+D0=0。 (4)
(3),(4)两式已是二元二行式,依前所述即可求解。
3)三元式和四元式消法
如在三元方程组中(如下列二式)欲消去y:
Ay + Ay + A = 0, ()
。 2210 5
í 2
。 By + B y 1 + B = 0, 6
20 ()
式中诸Ai,Bi均只含x,z 不含y。(5),(6)式稍作变化即有
(A y 2 + A )y + A0 = 0, 7
ì 1 ()
í
(B y 2 + B )y + B0 = 0。 8
。 1 ()
以A0,B0与二式括号中多项式交互相乘,相消得
C1y+C0=0。(9)。。
(9)式再与(7),(8)式中任何一式联立,相消之后可得
D1y+D0=0。(10)。。
(9),(10)联立再消去y,最后得
E=0,。。 (11)
E 中即只含x,z。再另取一组三元式,依法相消得
F=0。(12)。。
(11),(12)只含两个未知数,可依前法联立,再消去一个未知数,即
可得出一个只含一个未知数的方程,消去法步骤即告完成。
以上乃是利用现代数学符号化简之后进行介绍的,实际上整个运算步
骤都是用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计算工具算筹列成筹式进行的,虽然繁复,但
条理明晰,步骤井然。它不但是中国古代筹算代数学的最高成就,而且在
全世界,在13—14 世纪之际,也是最高的成就。显而易见,在一个平面上
摆列筹式,未知数不能超过四元,这也是失世杰四元术的局限所在。
在欧洲,直到18 世纪,继法国的■.贝祖(Bézout,1779)之后又有
英国的J.J.西尔维斯特(Sylvester,1840)和A。凯莱(Cay…ley,1852)
等人应用近代方法对消去法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2.高阶等差级数求和
在中国古代,自宋代起便有了关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在
沈括(1031—1095)和杨辉的著作(1261—1275)中,都有各种垛积问题,
这些垛积问题有一些就是高阶等差级数问题。另外,在历法计算过程中,
特别是在计算太阳在黄道上的精确位置时,要用到内插法。在宋代历法中,
已经考虑并用到三次差的内插法。这也是一种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问题。
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又把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据研究,
朱世杰已经掌握了如下一串三角垛的公式,即
茭草垛
1 + 2 + 3 + 。 + n = r = nn + 1
(),
。 21
!
r=
n1
三角垛
1 + 3 + 6 + 10 + 。 =。 1
r(r + 1)
2
r=
n1
=
3!
1
nn + 1n + 2),(又称“落一形垛”)
( )(
撒星形垛
1 + 4 + 10 + 20 + 。 =。 1
r(r + 1)(r + 2)
3
=
41
!
n n ( + 1)(n + 2)(
rnn
=1
+ 3),(又称“三角落一形垛”)
三角撒星形垛
1 + 5 + 15 + 。 =。 1
(r + 1)(r + 2)(r + 3)
4
= 1
nn ( +
rn
=
11)(n + 2)(n + 3)(n + 4),
5!
(又称“撒星更落一形垛”)
三角撒星更落一形垛
1 + 6 + 21 + 。 =。 1r r ( + 1)(r + 2)(r + 3)(r + 4)
5
1
(
rn
=1
)。
= nn + 1)(n + 2)(n + 3)(n + 4)(n + 5
6!
从中不难看出前垛的求和结果恰好是后垛的一般项,即前垛的各层累计的
和刚好是后垛中的一层,因此朱世杰常把后一种垛积称为前一垛积的“落
一形垛”。这串公式可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
。 1
rr ( + 1)(r + 2)。(r + p …1)
1p!
rn
=
=
(p +
11)!
( + 1n + 2)。(n + p)
nn )( 。 (A)
当P=1,2,3,4,5 时,(A)式就是上述五个公式。
除(A)式之外,朱世杰还已掌握了
。 1
rr ( + 1)(r + 2)。(r + p …1)·r
1p!
rn
=
(p +
12)!
(
= nn + 1)(n + 2)。(n + p)'(p + 1)n + 1'。
(B)
当P=1 时称为四角垛,即
rr = ( + 1 2n + 1 ;
。 · 1nn )( )
3!
当p=2 时称为岚峰形垛,即
。 1 1( )( + 1 ;
r(r + 1)·r = nn + 1n + 2)(3n )
3! 4!
当P=3 时称为三角岚峰形垛,即
1
。 3!
5!
r r ( +
(
1)(r)(
+ 2)·r
+ 1)。
。
= 1
nn + 1n + 2)(n + 3)(4n
当然,《四元玉鉴》中也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垛积问题。
由于朱世杰已经掌握了公式(A),掌握了一串三角垛公式,这使他有
可能超越前人,提出高次招插法公式,从而有可能解决任何一类高阶等差
级数的求和问题。《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门最后一问中提出了一个需
用四次差(即四次差相等,五次差等于0)的招差问题。如以现代符号记
述,以△1,△2,△3,△4 表示一差、二差、三差和四差,朱世杰相当于
给出了招插公式:
fn = nD1 + 1
nn ( …)D2 + 1( …)(n 3
() 1nn 1 …2)D
2! 3!
41
!
nn …)(n …2)(n …)D4 。
+ (1 3
这是一个有关计算招兵人数的问题。朱世杰的解法是“求兵者:今招为上
积,又今招减一为茭草底子积为二积,又今招减二为三角底子积为三积,
又今招减三为三角落一积为下积,以各差乘各积,四位并之,即招兵数也”,
所描述的刚好就是上述公式。
因为朱世杰指出了上述公式各项的系数,刚好依次是一串三角垛的
“积”,从这一点出发不难推断朱世杰是可以将其推广至任意高次的高阶
等差级数和招差问题上去的。
在西方,是J。格雷戈里(Gregory,1638—1675)最先对招插法进行
了研究,直到牛顿的着作(1676,1678)中才出现了关于招插术的一般公
式。当然牛顿的公式采取了近代数学的形式,而且用途广泛,但朱世杰的
首创之功也是不可泯灭的。
朱世杰在数学方面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上述两点,例如《算学启蒙》中
所列各种歌诀、口诀(包括除法口诀)均已十分齐备,这为计算工具由筹
算到珠算的过渡创造了条件。但四元术和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两方面的
成就,仍显得十分突出,由于这两方面成就的出现,使到高度发展了的宋
元时期的中国数学,更放异彩。
清代数学家王鉴说,朱世杰“兼秦(九韶)、李(冶)之所长”,罗
士琳也说他是“尤超越乎秦、李之上”。清代末年还有人评论说“中法以
《四元玉鉴》为诣极之书”。20 世纪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G.萨顿(Sarton,
1884—1956)评价朱世杰是“汉民族的,他所生存的时代的,同时也是贯
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家”,说《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
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如此之高的评价,
朱世杰和他的著作都是当之无愧的。
文献
原始文献
[1](元)朱世杰:算学启蒙,朝鲜翻刻本,见罗士琳《观我生室汇
稿》,1843。
[2](元)朱世杰撰,(清)沈钦裴细草:四元玉鉴,清末抄本。
[3](元)朱世杰撰,(清)罗士琳细草:四元玉鉴细草,见罗士琳
《观我生室汇稿》,1843。
研究文献
[4]杜石然:朱世杰研究,见钱宝琮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
出版社,1966。
[5]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6]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下册,中华书局,1964。
王祯
郭文韬
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代初年(1271 年前后)生;元代中后期
(1330 年前后)卒。农学、农业机械。
王祯的家乡,在元初已是封建文人荟萃的地方。早在窝阔台时代,万
户严实就曾经在东平“兴学养士”,当时的名士,如李昶、王磐、徐士隆、
李谦等都曾在东平先后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为封建王朝服务的人才,著
名的有徐琰、申屠致远、孟祺等人。其中孟祺在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
曾任山东西道劝农副使,曾参与编写过《农桑辑要》一书。王祯可能受其
影响而开始接触农学,他在《王祯农书》中曾引用许多《农桑辑要》的资
料。
王祯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县
官),任职6 年,后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
广丰)县尹。他在县尹任内,为老百姓办过不少好事。据《旌德县志》记
载,他在县尹任内,一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从未搜括过民财。不仅如
此,他还捐出自己的部分薪俸,办学校、建坛庙、修桥梁、兴办了不少造
福于民的公共事业。此外,他还兼施医药,救济穷苦有病的人,深受当地
人民的称赞。王祯不仅是廉洁奉公的县官,而且是劝农兴桑、积极发展农
业生产的农学家。他认为作为地方官,如果不熟悉农业生产,不懂得农业
知识,就难尽到劝导农桑的责任。他不仅搜罗以前的历代农书,孜孜研读,
而且经常注意观察各地的农事操作和农业机具,从而为他撰写农书奠定了
坚实基础。他对那些只知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些人
自己都不懂“农作之事”,“安能劝人”。他们常以劝农为借口,前呼后
拥地下乡敲诈勒索,名为“爱民”,实是害民。他还说,这些当官的只以
“骄奢为事”,从来不想一想所享用的一寸丝、一口饭都出自“野夫田妇
之手”,他们横征暴敛,尽力搜括民脂民膏来养肥自己。他的言行充满了
对穷苦人民寄予的深切同情。
王祯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农学家之一,同汉代的■胜之、后魏的贾
思勰、明代的徐光启齐名。《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他继承了前人在农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总结了元朝以前农业生
产实践的丰富经验,全面系统地解释了广义农业生产所包括的内容和范
围。
中国先秦的农书,只在《吕氏春秋》中保存了一些片断;汉代的《■
胜之书》只残存了3700 字,已经无法见到它的全貌。后魏的《齐民要术》
虽然具有农业全书的性质,但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上不如《王祯农书》,它
在总论方面,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在粪田和灌溉等方面都没有
专篇论述。至于“农器图谱”就更是缺如了。南宋的《陈■农书》虽然在
理论体系方面有重要发展,但是囿于地区的局限性,只述及了南方地区的
水稻种植、耕牛和蚕桑,尚不具备农业全书的性质。早于《王祯农书》40
年成书的《农桑辑要》是元初官撰的农书,主要摘录元代以前农书的资料
编辑而成,新的创造较少,并且主要是适应北方需要的农书。
《王祯农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37 集本,包括“农桑通诀”6 集、
“百谷谱”11 集、“农器图谱”20 集。一种是22 卷本,包括“农桑通诀”
6 卷、“谷谱”4 卷、“农器图谱”12 卷。两种本子的内容大体相同,只
是后者将谷谱由11 集并为4 卷、将农器图谱由20 集并为12 卷。全书约
13。6 万字,插图281 幅。
《王祯农书》的突出特点有四:
一是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广义的农业。《王祯农书》中的“农桑通
诀”部分,可以说是农业总论。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广义农业的内
容和范围。开头以“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为题,叙
述了农事和蚕桑的起源,将王祯所处时代的农业同历史的农业联系了起
来,把元代的农业作为历史农业的一部分,使它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纽带。接下来以“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三才”理论
为指导思想,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狭义农业的各个方面。首先,它以“授
时”和“地利”两篇探讨了农业生产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强调了
农业生产中“时宜”和“地宜”的重要性。在尊重天时、地利等自然规律
的条件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垦耕、耙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