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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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工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首先讲了抗美援越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开始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同志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江青后来在讲批《海瑞罢官》经过时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所说的“保密”，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阴谋活动，她所说的“担了很大风险”，一方面是指毛主席在此之前只是勉强同意批《海瑞罢官》，是她自己把她的“保留权”提前解除；另一方面是他们做贼心虚，生怕北京市委会揭穿他们的阴谋。有些研究“文革”史的文章推断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毛主席没有看过，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然，他就不会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了。
溪云初起违背江青意图，向北京、中南等地透风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发表之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给《文汇报》来信来稿，数量达一万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来信来稿对姚文提出不同意见，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特别是对姚文元牵强附会地把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责剧本是“大毒草”的霸道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江青秘密交代，要“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开辟战场”。张春桥对文汇报社领导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他还要文汇报社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会前说好这是内部座谈，听听意见，不算账，尽管放。许多知名人士不知是计，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对姚文元文章及其打“棍子”、戴“帽子”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结束时却宣布要把每个人的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大家纷纷惊呼“上当”！张春桥把这称为“引蛇出洞”，并指令报社把所有“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整理分类，凡不同意姚文观点的，都被列入“右派言论”，成为日后批判打击的对象。“文革”中这些人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迫害。
姚文发表后的十几天，除华东地区各省报和其他少数省报转载外，全国许多中央报刊和省市报都反应冷淡，特别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纸也未转载。这使江青、张春桥等人大为恼火。姚文发表的第三天，北京市委负责宣传的领导向上海摸底，由于江青、张春桥不让市委领导人把事情的背景向各地打招呼，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结果他们吃了“闭门羹”。当时我对江青、张春桥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但也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对上海直接点名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感到惊愕、不解和气愤。
与此同时，江青也大发牢骚，通过张春桥向我转达对北京等地不转载姚文的不满。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我，处在左右为难之中，因为当时毛主席就在上海，这些情况他当然知道。他不发话，我怎么表态？更使我不安的是，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的不满。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他本来可以指示北京市委如何如何做，可是他却要上海出单行本，看北京发行不发行。由于江青严令对北京市委封锁消息，北京市委不知就里，坚决抵制发行。于是，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顶牛”情况。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很多同志并不清楚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其实，我当时也不了解江青千方百计批《海瑞罢官》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更料想不到江青一伙竟会把批判吴晗作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突破口，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会使中央被动、北京被动，影响党内的团结。我心想，又要保密、不许打招呼，又要人家转载，这不是有意促使矛盾激化、促使毛主席生气吗？
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上海为史沫特莱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主席会见柬埔寨的朗诺。为维护党性原则和党内团结，我违背了江青的意图。罗瑞卿在中央分管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管警卫工作，彼此工作来往很多，相互很信任。在11月25日见到罗瑞卿时，我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主席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以及我的忧虑，并基于对他的信任与他商量说：“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清晨，我到锦江饭店南楼为总理送行，总理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总理一见到我便热情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说完，他又深情地望着我说：“感谢你，丕显同志！”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觉得自己为维护中央的团结做了一件应当做的事，即使江青怪罪我，我也问心无愧。我想，总理知道了情况，一切都好办了，这样就不会再“顶牛”了。
据罗瑞卿女儿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回忆，罗瑞卿得知我告诉他的消息后，专门找了一份姚文元的文章。11月26日下午他见到毛主席时还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找了一份，还没看。”毛主席笑了笑，未说什么。这天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发牢骚：“北京报纸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把这些情况打电话告诉彭真，并对彭真说，他已打电话要《解放军报》转载，他还向彭真同志建议，北京的报纸也应尽快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19天之后，即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第二版转载了该文，各自加了“编者按”；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了姚文，也加了“编者按”；12月2日，《光明日报》把《人民日报》连姚文带“编者按”来了个一字不动的大搬家。不同的版面安排和“编者按”反映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态度。《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要求其读者“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北京日报》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实际上是在周总理和彭真同志参与和修改下写出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此时，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大姐因事也来到上海。我和曾志大姐很熟悉，1957年在中央高级党校一起学习时，我们都分在研究班第二期。她见我不善针线活，经常一面帮助我，一面笑我手笨，还说：都是过去小谢太好了。我也回敬她说，我就不信老陶会干这些。陶铸同志当时是中南局第一书记，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曾志大姐这次来沪住在兴国宾馆，她也问起《海瑞罢官》的事，我便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告诉了她，她立即打电话给陶铸。
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揭发出来的事实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春桥和邓拓其实是老相识。在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时，任副总编辑的张春桥有一次写了一篇“寻章摘句”学马列的文章被邓拓扣发。为此，张写了一封告状信给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的干涉，张春桥告邓之事未遂，张春桥对此却一直耿耿于怀。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就说过“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否则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并故意说成是“学术之争”来迷惑邓拓。姚文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即1965年底，彭真到上海时曾“会见”张春桥，了解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张春桥故意掩饰真相，施放烟雾，把此事说成“学术讨论”，还拿出一份“讨论”《海瑞罢官》的计划给彭看，使彭真上当。彭真称赞了这个计划，还说事情搞完了以后，请张春桥到北京吃烤鸭！
溪云初起“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主席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次组织上的“外科手术”，为清除对立面、“绊脚石”，他们向“彭、罗、陆、杨”开了第一刀。
罗瑞卿同志建国后担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他对革命的忠诚是大家公认的，也很受毛主席器重。有一则轶闻说，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毛主席对罗瑞卿的亲昵和器重溢于言表。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称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