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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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的前夜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前夜
如果就城乡关系而论，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临界点上：长期存在的二八开或三七开的城乡格局，已经开始成为束缚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打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僵局，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将中国由一个绝大部分居民居住和生活在农村的社会转变成一个绝大部分居民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社会；这个过程将会在今后的20～30年的时间内完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夜。我们必须为这个过程做好准备，从而积极地去迎接这个过程。
说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从农业和农村看，不将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和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农村的问题不但解决不了，而且会随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急剧地恶化下去。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近来已经有了许多的讨论，人们也提出了许多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但从根本上来说，“三农”问题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如果农民的负担减轻一些，日子就可以过得好一些；如果国家财政向农村的投入多一些，特别是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民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一些。但即便是这些都做到了，“三农”问题还将存在，广义的农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问题很清楚，在一个工业化和耐用消费品时代，大部分人口仍然被滞留在农村，他们就只能分享越来越小的经济份额，低收入和普遍的贫困就是必然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五快速城市化的前夜过去作者曾经用“厨师困境〃这个概念来说明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性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厨师困境〃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形：假如有一个收入有限而又食不厌精的人；需要雇佣三个厨师；那么关于这三个厨师的收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如下两点。第一；假如这三个厨师都没有别的收入来源；那么；可以肯定；这三个厨师的平均收入会远远低于雇主的收入。或者说；不会高于雇主收入的1/3。因为即使假定这个雇主没有别的消费项目；他的收入也要在去掉饮食开销之后；才能用来向三个厨师支付工资。第二；如果这个雇主的收入在整个社会中只处于平均水平；那么；就可以肯定；三个厨师的平均收入远在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之下（最高只能接近平均水平的1/3）；即他们不可能得到一份与雇主大体相当的收入。这就是“厨师困境〃。而现在中国农村或农民就陷于这样一种“厨师困境”当中。目前中国耕地的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由于工业的加速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耕地在以每年约1000万亩的速度锐减。从另一方面看；全国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就业人口大约有8亿多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与有限的耕地面积结合到一起；使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少得可怜；由此形成的只能是极小、极为分散的经营方式；规模经营根本无从谈起。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只拥有36亩耕地；平均每个种植业劳动力实际播种面积为53亩；平均每亩投工28个标准劳动日；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平均投入农业的标准劳动日不超过200个。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是极低的，进行如此小规模、低商品率农业生产的农民；除非有别的收入来源；否则其收入就只能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与上述“厨师困境〃是极为相似的。三个厨师为一个人做饭不可能得到一份与雇主大体相当的收入；同样的道理；4亿多农民种田来供12亿人吃饭；也难以在当今的时代获得一份与其他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
其次，目前三七开的城乡格局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在以前的文章中，作者曾经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而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一是相当高的城市化水平；二是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三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这是造就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必要条件。从城乡格局的角度来说，我们长期人为地抑制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当整个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大部分人口滞留在农村。结果，就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这是一种分裂的工业化。于是，当工业开始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突然发现却没有能够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降到了20％左右，减少了15个百分点。如果把城乡人民消费作为100，农村居民已从1979年的68％降到1998年的471％，城市居民则从32％提高到529％。在城市消费品零售额中，乡村所占比重，1978年是52％，1984年达到最高的59％，之后就直线下降，1997年已降到434％。这表明，这两年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1996年以来，各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把开拓农村市场作为重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统计部门的数字仍然显示，1999年全国农村商品市场的销售总额增幅仍比城市低08个百分点，差距比上年有所扩大。中国市场有13亿国民，但理应是消费主力的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为消费市场上的“主导者〃。
也就是说，中国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突破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瓶颈”，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从上面这两个因素来看，快速的城市化已经是势在必行。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较快的时间里完成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目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的可能。这也决定了这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过程。换言之，这个快度的城市化进程可能是在一种条件比较不利的环境中进行的。历史地看，从20世纪50～80年代末，在中国是典型的外延型工业化阶段，即工业化主要以规模扩张的方式进行。从理论上来讲，这是最有利于城市化的时期。但在当时，我们实行人为地抑制城市化的政策，放弃了这个实现城市化的良机。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开始普遍发生；这对城市化是明显不利的。换言之，这个时候进行城市化，条件已经不如前一个阶段有利了。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放弃今天城市化的机会，将来城市化的条件会更为不利。因为技术越进步，靠经济增长吸纳农村劳动力从而推进城市化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尽管与过去相比，今天实现城市化的条件并非最有利，但考虑到未来，今天又可能是实现我国城市化最好的契机。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城市的容纳能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夜，可能就会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导致一个城市化的大跃进？有人马上可以举出种种理由，来说明目前中国的城市并不具有容纳大批从农村迁移人口的能力。
城市的容纳能力确实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过程中要考虑的一个基本条件。但问题是，如何看待城市的容纳能力。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城乡壁垒形成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段时间，对城市的容纳能力进行考察和论证，往往成为人为地抑制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借口。大量的人口流入城市，能够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吗？能够提供那么多的商品粮和副食品吗？能够提供那么多的住房吗？能够提供那么多的道路、学校和医疗设施吗？在这种种的疑问面前，以户籍制度为形式建立的人为的“区隔”和藩篱形成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被称之为“盲流”。什么是“盲流”？就是在国家的招工招生之外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从理论上来说，也就是超出城市容纳能力的农村人口。在这种“城市的容纳能力”的论证逻辑中，不仅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进入城市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城市中的人口还要向农村中疏散，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某些城市居民的“下放”。其最终的结果是，在将近20年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仅没有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提高，甚至出现了城市人口比重下降的“逆城市化”过程，并由此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当我们的社会开始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型的时候，我们的绝大部分人口仍然是住在农村，快速城市化过程不得不在一个已经不太有利于城市化的阶段来进行。
当然，这绝不是说，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不要考虑城市的容纳能力问题，而是说，对这个问题要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
其实，城市容纳能力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这个概念当中，至少包含如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指城市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这主要是指城市中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第二，是指对居民生活的容纳能力，即它的基础设施使得多少人能够在这里生活。第三，就特定的城市而言，其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也构成影响城市容纳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水资源就是目前限制中国一些城市发展的非常现实的因素。但由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某个或某些城市的发展，而是整个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我们可以将第三个因素放在一边，不予考虑，而专门来讨论前两种意义上的城市容纳能力问题。
在这方面，人们的一个普遍担忧是，如果进行大规模的、快速的城市化，城市中能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种担忧又有两个基本的背景。一是目前在中国城市中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按照一些学者的估算，这些下岗失业者的数量最少在四五千万人之多。于是，一个疑问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在城市劳动力已经人满为患，就业机会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哪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另一个背景则是，目前的经济增长，已经主要靠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而不是靠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业机会很可能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也不现实。
然而，这种担忧看起来有道理，其实不然。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面这个基本的事实：目前在中国，除了城市中近3亿劳动力之外，还有2亿劳动力从事着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这就是1个亿的农民工和1个多亿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中国，非农产业已经提供了5个亿左右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全部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到75个亿。即使我们考虑到城市中存在的下岗失业问题，仍然可以说，目前中国非农产业可以为我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从理论上说，工业和服务业可以形成城市。既然一个社会劳动力的大部分已经在从事工业和广义的服务业的劳动，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口，至少是半数的人口应当住到城市中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格局：50％以上的劳动力在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只有30％多。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再来看这个问题。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划，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每年大约要有10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的比重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其实，如果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可能到不了一个百分点）。这样，经过20年的时间，我国的城市人口将会达到50％。每年1000万，这个数字表面上看起来吓人，其实不然。原因在于，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在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有的甚至已经生活在城市之中，只不过我们的户籍制度不承认他们是城市人口，他们不能成为城市的正式居民。换一种理论的说法，如果将目前已经在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就会增加2个亿。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就可能会有3～4个亿。也就是说，就目前中国工业和服务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足以支持50％城市化的水平。当然，现实与理论是有距离的。我们不能否认，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这两个亿的劳动力，其中许多人的收入水平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或他们的家属在城市中的生活费用，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从现实性来说，今后若干年中真正进入城市的与这两亿人并不会完全吻合。而且快速城市化对就业机会的压力，要比上面分析的复杂得多。但这至少可以说明，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受就业机会的制约程度，并不像那种想当然的推理所表明的那样严重。
如果概括地讨论城市容纳能力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在不同的城市中，这两种容纳能力是有差异的。在大部分城市中，很可能是前一个方面的容纳能力超过后一个方面的容纳能力。也就是说，它们提供的生存就业机会远远大于对于居民生活的容纳能力。这种差异存在造成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到城市之后，能够在城市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