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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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的前夜“城市病”、“农村病”与“城市偏好”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以人为的政策因素阻滞城市化进程之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任务，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按照政府的规划，在今后若干年内，中国每年将大约有1000万农村人口迁移进入城市。而目前正在许多城镇试点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正在为此而创造条件。尽管我们可以设想，即使按照这样的速度，用3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人口也不过增加3亿人，即比现在的城市人口增加不到一倍，但仍然可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
但对于这样一个城市化的进程，人们也有种种担忧，其中之一就是“城市病”。
“城市病”几乎是各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一个问题。这种城市病的典型特征是：众多的人口拥挤在空间有限的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就业压力增加；由于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特别是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增加，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扩大，在一些地方形成“贫民区”，甚至出现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
对这种城市病的担忧，在我们的社会中由来已久。在改革前实行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当时称之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尽管有种种其他考虑，但对“城市病”的担忧，无疑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这种政策导致中国在工业化最迅速的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逆城市化。1960年；中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人；增加了约4200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1961～1978年间；农村人口由53152万人增加到79014万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改革开始打破过去僵硬的城乡壁垒，长期积压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以各种形式进入城市。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入城市的时候，城市中的生活状态也就随之改观了：大街上出现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人，特别是头戴安全帽，鞋子和衣服上挂着泥浆斑点的建筑工人；公共汽车明显拥挤了，尽管开通的公交线路越来越多，在公共汽车上还是难以找到座位，只有在春节前后那几天的有限时间里，这些农村人回家过年去了，情况才有明显的改观，然而在这时候城里人也就愈发明白，平时公共汽车的拥挤是怎样造成的了；在某些城市居住区当中，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那些低矮破烂的平房成了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的聚居之所，那里不仅人声嘈杂，脏水横流，甚至社会治安也往往很不好。诸如此类的现象，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专家学者眼中的典型的“城市病”。最近看到的一种关于城市病的最新说法是，“沙尘暴”也是城市病的一种表现。
就在一些专家学者不断抨击城市病的同时，许多农村居民却对这充满着“病症”的城市心向往之。不但心向往之，而且不惜千里迢迢，花费路费和其他费用，办理各种证件，拥挤到这里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生存甚至是发展的机会。而在这背后，则是对另一种社会病症——“农村病”的逃离。因为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在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和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的情况下，“农村病”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而且，与“城市病”相比，“农村病”其实要显得更为严峻。“农村病”最大的特征是贫困。从消费总量分析，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如果再加上实物商品以外的文化、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城乡消费差距可能会更加悬殊。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参考资料也为上述见解做出了佐证：从消费水平看，1998年中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仅为1893元，农村人均消费额仅为城市的305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73元，城镇居民为6665元。从耐用消费品城乡拥有量看，1999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基本相当于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拥有水平。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
更为严峻的是，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农村尚有2800多万贫困人口。而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按照一种很低的标准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标准。到1998年末，中国农村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约106亿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贫困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儿童发育不良，铁、维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缺乏症普遍存在，一些孩子因经济原因而不能上学读书；一些地方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分别达到10％和03％，比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高出50％到100％。一些贫困农村地区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相当高，如肺结核、碘缺乏症等。
将这些对人们来说也许并不新鲜的情况列举出来，是想说明在人们所担忧的“城市病”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农村病”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思考“城市病”的时候，必须将这个“农村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农村和城市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都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但毋庸讳言，人们在讨论城市病的时候，常常会带有一种“城市偏好”的目光。蓝天白云、空气新鲜，交通畅通、公交车上有座，市面清洁，没有衣衫褴褛的人群，当然很好。但这一切不应当用阻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实现和保证。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世界工厂”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契机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加快实现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最有利于实现城市化的时期，我们采取了人为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结果是错过了实现城市化的最好时机；在进入21世纪，我们不得不迅速推进城市化的时候，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已经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和资金投入，机器和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日益突出，这样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已经很难为城市化创造最佳的条件。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几乎人人都知道快速的城市化已经是势在必行，但在只要一想到这是涉及一个几亿人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就不能不令人担心，在城市中，这数以亿计的人安排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再考虑到城市中已经存在的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和下岗人员，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是沉重。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已经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目前在中国除了有2亿多的城市劳动力已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之外，还有近1亿个农民工和138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已经在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劳动。只是他们本人没有成为城市人口，他们的家属没有成为城市人口。如果我们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因素，就是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出现的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趋势。
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加入世贸组织将使得中国经济在整个全球经济中重新定位，其中一个很现实的图景，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即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开始逐步形成。目前，中国有许多行业的产值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绝对地位，钢铁、煤炭、电子信息产品、通讯、家电、制鞋、五金制品、纺织、服装等行业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有学者分析，这个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趋势：即跨国企业的生产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向中国转移；研发机构开始在中国设立；跨国公司在华采购力度进一步加大。据去年下半年对东京证券市场1143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日本制造业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准备在今后三年内将生产线移往海外，而这其中71％的企业将中国作为首选基地。尽管目前在有关人士中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还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就总体来说，这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加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迅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机会。
当然，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意义。
这个意义其实在中国的某些局部地区就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典型的通过引进外资—形成制造业中心—加速城市化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省在经济上并不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外资的引入，以“三来一补”的形式，迅速形成了制造业基地。深圳，过去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已经成为拥有4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曾经是一个农村县的东莞市，已经发展成为IT零部件厂商集中的地区。1999年，以台资企业为主的东莞市的IT产品出口额达668亿美元。据广东省统计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顺德、广州、佛山、中山和惠州等8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移动电话持有率达到每户1～2部，每10户拥有1～2辆私家车，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1万～2万元，人均实际消费也超过了1万元。深圳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低于30％，可以说是达到了富裕标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化的过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得益于乡镇企业中制造业的发展。而在近些年来，这里开始成为制造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在苏州，1993年台湾电脑厂家“宏基”的投资者最早来到这里，当时新区周围还都是农田，也没有像样的道路。现在，曾是农田的新区已经成为台湾厂商最为集中的地区。台湾企业在苏州的投资额高达145亿美元，占台湾对大陆投资总额的1/5。在昆山这个县级市，吸引了约1000家台湾企业的投资，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就有1家台湾企业，密度甚至超过台湾企业最为集中的广东省东莞市。台湾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46家在这里建有工厂。截止到2001年底，流入昆山的台资合同金额共有50亿美元、实际金额25亿美元，相当于进入大陆的台资总额的10％。这些制造业发展迅速而又集中的地区，无疑将会成为城市化最快的地区。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制造业中心的形成与城市化还不是一回事。比如在前面所分析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反差。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区性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在这同时，作为工业经济载体的城市也在急剧扩张，比如东莞；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却是相当缓慢的。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已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人员进入城市而成为正式的城市居民。在这些地区，地区政府实际上也采取了一种防止农村人进入的“城市保护主义”。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的“城市保护主义”成为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两个主要因素。
因此可以说，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已经进入非农产业的这2个亿劳动力及其家属定居为城市人，特别是使那些已经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和家属定居为城市人。应当说，这也是一条更为现实的城市化道路。即使撇开户籍制度的因素不论，那些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要在这些大城市定居下来，面临着种种的制约因素。而在新兴的制造业中心，使得那些在这里就业的农村人口定居为城市人，在这些地区形成新的城市地带，相对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也需要种种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中变大：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选择
如果说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是迫在眉睫，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而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实践上的。
在理论上，概括地说，现有的主张大体上有五种：一是小城镇模式，二是大城市模式，三是中等城市模式，四城市群的模式，五是主张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应当说，这五种模式已经概括了理论上的各种可能性。但问题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其在实践的层面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可能是最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