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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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酬就是工资。换言之，在提供服务者与被服务的对象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交换。但是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有关工作的思维逻辑中，付出的劳动与工资之间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关系却被割断了。工作是什么，是一种奉献，是为他人做出的一种无私的付出；工资是什么，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福利，是国家必须为他的社会成员提供的生存条件。于是，在这种逻辑中，看不到工作与报酬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看不到报酬是要以付出的劳动为前提的。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所谓“被服务的对象”就成了一种多余的存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工资仍然是照拿不误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存在，只能给所谓的提供服务者增添麻烦。
从中可见，正是工作与报酬之间的联系的割裂，或者说是交换过程的被掩盖，产生了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独特的、歪曲的理解。而上述所谓人与人之间好像是互相欠了一笔债一样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独特的、歪曲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另一方面将自己普通的工作与一个神圣的大目标联系起来，不是可以更好地鞭策和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吗？应当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包括在革命战争结束之后最初的建设年代里，这样的作法确实可以起到鼓舞人们工作热情的作用。但在社会生活常规化以后，这种将日常工作神圣化的作法就应恰如其分；避免过度而发生反作用。
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最简单但也是非常必需的工作，这就是应当恢复关于职业与工作的最基本的内涵。如上所述，本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交换，并不存在谁欠谁的债的问题。比如一个售货员对顾客微笑服务，并不是一种无偿的付出；实际上这是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一种交换，只不过这种交换由于中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而显得不那么清晰。当顾客为买一件东西而付款的时候，他的货款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商店进货的成本，一部分是商店的赢利。而商店的赢利又包括很多的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售货员的工资。从表面上来看，售货员的工资是商店的老板给的，但实际上是购物的顾客给的。也就是说，顾客的购物行为，不仅包括顾客与商店之间的交换，而且这当中也包括着顾客与售货员之间的交换。从这种意义上说，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什么大目标的要求，而是你拿了一份工资，就应该做到这一点；同样的，不贪污不腐败，也不是什么对一个公仆的要求，而是对一个官员的最基本的要求。你可以不是公仆，但只要你是一个官员，你就应当遵守这个最基本的规则。
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看做是一种交换关系，将人们的工作看做是一种为了报酬而进行的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亵渎了神圣，但实际上，是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协调关系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基础。而且，这也并不排除一个社会对奉献精神的提倡。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连一点奉献的精神也没有，这个社会也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社会。但应当说明的是，奉献和交换这两个东西各有各的领域和范围，如果混在一起，就会造成社会生活的紊乱。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现象（1）
重构政府与经济生活的关系，特别是重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过去十几年体制改革中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之一。应当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政府与经济活动和企业行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在社会结构和功能上的分化；也可以称之为政府从具体的经济生活中的“撤出”。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方向相反的趋势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关注的。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
一政府功能的削弱
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是一直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推进的，但实际的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在进一步膨胀。无论在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人员的数量上，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开放以前。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尽管政府的机构和人员的规模在扩张，尽管在城市中几乎你每行走几十米就有可能见到一个政府机构的牌子，然而，政府行为却很少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目前的中国已经很难见到政府的行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九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之所以说见不到政府的行踪，说的当然不是见不到政府的机构或官员，而是指一般通常要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功能和责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很难见到了。我们都知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之所以要有政府，是因为有些为社会所必需的事情由单个的个人或企业是无法做好的。比如，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内维护社会秩序，建立社会生活的规则，保证社会的公正，建设公共设施，实施社会福利计划，兴办非赢利性的社会事业等；需要有政府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政府在上述领域中的作用，却越来越难以见到。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功能，不得不转嫁到企业和社会上去。
让我们从打击“假冒伪劣”问题说起。近些年来，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已经成为国人无不关注的问题。每年的打假活动都是轰轰烈烈，而每年的假冒伪劣都依然在盛行。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可以有效地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打击的行动，有利可图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会大量存在。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们为什么要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是在于“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什么缺少有效的打击和制止”？接着的问题也许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应该由谁来进行打击，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费又由谁来负担？”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直接受益者无疑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最广泛的直接受害者。从这种意义上说，假冒伪劣产品无疑应当由普通消费者来打，代价应当由这些消费者来承担。但这就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虽然普通消费者人数众多，但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他们缺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有效手段。而且如果按照效率原则的标准来看，由这些消费者自行来打假，无疑是效率很低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假冒伪劣产品的另一类受害者是其产品被假冒的名牌厂家。于是，其产品被仿冒的名牌厂家就成了打假的受益者。按照道理，这些厂家也就肩负着打假的任务。但是，依靠企业自己打假，也存在着种种的问题。首先是，究竟有多少企业有能力自己设立“打假办”。在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要靠每个企业自己保护自己的产品不被仿冒，将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事情，一般的企业是难以承担的。退一步说，即使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任务，也会有相当的一些企业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企业的生命是能够赢利，如果打假的花费超过可能的收益，企业就不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从整个社会来说，由各个企业自发的进行打假，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正因为如此，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个人和企业之所以要向国家纳税，就是向国家提供做那些个人或企业无法做好的事情的资本。换句话来说，在个人和企业每年向国家所交纳的税收中，就已经包含着由政府出面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打击的经费。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打击假冒伪劣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自己承担的：玉溪卷烟厂斥资亿元奖励打假；北大方正公司自己设立了“打假办公室”。其他见诸和没有见诸报端的事例，就会更多。因此可以说，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任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有关企业来承担的。据称，一位全国打假办的官员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的监控作用会弱化，企业间的直接行为会得到加强，企业自发“打假”符合发展的方向。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尽管今天的消费者和企业自发进行打假，有着种种不得意的理由，但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更高程度的功能的专业化，从根本上说，打假是政府而不是企业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以实行市场经济为名，将打假的任务推给企业，是对政府责任的一种推卸。
从“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对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不力，可以明显地看到有关政府功能的削弱。然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政府功能的削弱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上，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凡是与政府直接有关的功能，几乎都在处于削弱之中：
——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不足，大量优秀的从事高科技研究的科研人员被迫玩弄“雕虫小技”，以自救谋生。如某个国家级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将生产热气球，作为谋生的手段；
——教育陷于困境。农村中有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不能及时领到工资，城市大中小学优秀教师流失严重，教学经费严重不足。在有的农村学校，政府下拨的教育经费甚至只够买粉笔。在城市学校，更多的则是由教师自己从事“第二职业”，以进行生产自救；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现象（2）
——严肃的文化和艺术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处境日益艰难。中央交响乐团处于困境之中，前几年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新闻，最近由于企业的赞助而困境得以缓解。但真正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中央交响乐团。近些年来，严肃的文化与艺术，几乎都处于相当不景气的状态，于是，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均衡发展无法建立起来，社会生活正逐步丧失其健康的人文基础；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受到破坏，法律的执行效率极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在一个社会中，政府的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公正。为此，政府需要实行一条与市场截然不同的运行机制。但毋需讳言的是，在这个功能方面，政府的效率日益低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散了某些部门对自己承担的独特功能的专注，经费的短缺也严重地制约着执法机构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就应当是由政府承担的功能，不得不推给企业，如打击假冒伪劣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有的大企业自己设立“打假办公室”，出现了玉溪卷烟厂每年用几千万元的经费自己进行打假这样的荒唐事；
——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日益严重。保护生态环境，以确保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在近些年来，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都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项目就是政府立项甚至承办的，对于其在生态环境上造成的破坏，自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在相当一些地方，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日趋严重。
二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企业化
政府公共功能的削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某些领域中，政府的功能又在以极高的效率不正常地扩展着。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即在微观的层面上，政府与经济活动，特别是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出现新的结合，政府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目标趋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某些政府部门的行为及其取向，与那些在市场中追逐利润的公司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具体说来，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
如上所述，政企分开，是2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主线。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就不可能自主地运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机构在国有企业中从日常的经营活动中撤出来的同时，许多政府机构却在开始直接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即政府机构创收。近些年来，许多政府机构已经开始成为创收的主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有些单位是赢利性的，靠自己的赢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些是非赢利性的，但由于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是为整个社会所必需的，社会不能没有他们，于是需要由整个社会来筹集资源，使得其能够得到维持和发展。政府就是属于这后一种组织。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有的还有一些国有企业上交的赢利，但无论如何，政府机构本身是不能像企业那样直接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政府机构从事以创收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几乎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单位都在那里办“三产”，搞创收。于是人们就看到了一种极为滑稽的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在一些企业大量亏损的同时（据说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1/3明亏，1/3暗亏），不应该赢利的政府机构却在大赚其钱。于是，政府在办公司，警察在办公司，学校在办公司，军队也在办公司。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在创收，不在办公司、搞三产了。甚至，一些本来不应该从事赢利活动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