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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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的两篇报道：
其一，据《解放日报》1月20日报道：在19日举行的上海信息产业人才招聘会上，“参加招聘的民营、股份制和国有企业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提升，占60％，超过了外资企业。提供的岗位月薪在3000～8000元之间的，约占50％，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质量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等职位的月薪较高，而硬件工程师、客户经理等则相对偏低，月薪最高开价165万元，最低月薪仅1000元。”
另外的一则报道则是：据参加“首届全国主要农产品市场形势展望会”的中科院有关专家分析，在多种因素作用下，2001年粮食产量缩减，其主要原因是1997年以来我国粮食价格连续下降，农民种粮纯收入大幅度减少，导致种粮积极性下降。1997年以来全国粮食价格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1月三种粮食平均价格为每担864元，2001年1月为每担504元，减少了36元，农民种植三种粮食的平均每亩纯收入由1995年的3674元降到2000年1616元，下降幅度高达56％。wwwxhagrigovcn/nongye/waidi/wai_7/20010919还有相关的报道说，2002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4％。
从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可看出：一方面是农民的粮食减产，收入增长缓慢（其实，按照专家们的说法，其实是下降，因为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说农民的收入仍然在增加，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在另一方面，则是IT产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人员薪酬的大幅度攀升。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入世”以及入世之后就不得不实行的“接轨”。有关报道说：“随着中国入世，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复合型人才成了猎头公司猎取的重点对象：一是农业、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二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三是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专门谈判人才；四是了解国际惯例、符合行业需要的外语人才；五是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在这种背景下，猎头公司奔走于人才市场，金融业、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保险基金公司等方面的高层人才，年薪一般都在40万～50万元。
可以预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必然会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的影响之一，就是增添了扩大收入差距的动力。入世后，国外企业将会大举登陆中国，它们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一般说来，外企的工资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因此，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与国内企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同时，国内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将会逐步向国际市场的标准靠拢，因此，人世后他们的收入也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在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相当高程度的情况下，这种“接轨”的动力会不会加剧社会的断裂？
断裂的社会多元社会与断裂社会
在讨论社会的断裂和由此造成的“断裂社会现象”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将这种“断裂社会”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否则会造成种种混乱。
“多元社会”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人们广泛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作者所看到的文献中，大体不外如下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意味着对于“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就政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惟一正确”或“惟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
而断裂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更强的多样性。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观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这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西方社会为例。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很匮乏的时代，人们同样有着种种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将这些愿望诉诸于想象，于是就有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浪漫主义也就失去了最广大的基础。在这同时，人们也看到，尽管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以前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却是极不平等的。在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的社会中，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而许多穷人却“一无所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另外的一种需求出现了，这就是在物质社会条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又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主题，而这种文学主题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果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一下中国的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令人惊诧的差异。在我们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明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
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说，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对于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这样大都市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污染的水源，使得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治理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而且从理智上说，人们也不难理解，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当你走出这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就似乎成了问题。前几年我们去了一次山西。那是一个由于煤炭生产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但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那些本来天经地义的道理就打了相当的折扣。当地的干部说起这个问题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这里我不是为“先污染后治理”辩护，而是说，生活在不同时代中的人们的道理会是多么的不同。同样的，当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的崇高目标来追求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实在是有点奢侈。因为吃饭的问题，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就业的问题，远比这个要现实得多。类似的现象告诉我们，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要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理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并采取措施逐步给以解决。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断裂的社会“入世”与中国社会的断裂（1）
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内地经济生活的影响，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但其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人们关注的还不多。应该承认，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们主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入世会使得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分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在其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与这个社会的其他部分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什么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看一下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托夫勒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我们可以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考察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一场技术革命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是属于哪个“浪潮”？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在那些地方到处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那里的总裁都不叫总裁而叫CEO。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那是一个钢铁生产基地。那里的情景，与全国的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样（除大城市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近些年来“下岗失业”又成了人们口头上经常议论的话题。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从中收获的农副产品，自己要消费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们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使用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于收入的微薄，对于这些产品只能是“渴望”而已。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产业和行业的差异。比如，在美国，在西部硅谷的专家设计着各种各样最先进的软件的时候，中部和南部的农民也仍然在耕种着土地。但你同时会发现，这些农民是在使用着非常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机器来耕种他们的土地，并在互联网上了解世界上农副产品的价格和供求信息。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保证了他们在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能够通过农业经营获得一份与其他产业的人们大体相当的收入。他们虽然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但他们同样是社会主流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他们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不是断裂的。当这个社会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的时候，他们也大体同步地进入了这个时代，尽管在具体的时间上可能要稍微晚那么一点。而在我们的社会中，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两年前，当网络在中国热起来的时候，虽然传媒上关于“网络时代”的文字连篇累牍，股市上网络股也炒得不亦乐乎，但不用说农村，就是中小城市，也很难看到网络时代的踪影。当然你也可以举出某个农民利用互联网的个别例子，但那样个别的例子连示范的作用都起不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联系。中国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带有明显断裂特征的社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还有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会进一步促成一个“被甩出去的失业群体”的形成。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这样的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的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出现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