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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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进展。当然，毋庸讳言，这个学术规范基本是以西方的学界规范为范本的。这当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能够提供的资源（主要是研究经费）是相当有限，特别是对象牙塔式研究的资助就更少。这样，许多人就不得不将眼光转向西方，包括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或是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合作研究。这也迫使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西方已有的学术规范。
尽管这种努力经常由于下面的两个原因而遭诟病，一是片面强调与西方接轨，二是缺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但其对学术规范化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对学术规范化的强调，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学界逐步形成了一种扎实的学风：在一些主要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开始逐步形成一种良性的学术评价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对知识的实质性推进成为最基本的评价标准，而不再强调成果的数量；20世纪80年代那种由媒体甚至由外行的掌声来评价学术的现象逐步消失，同行和专家评价的权威性得以确立；在高等院校的课堂上，教学的内容和方式迅速更新，而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规范化的程度和学术质量明显提高。
学风的转变，或者说浮躁学风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
最初的迹象是发生在某些学术机构在为争取社会资源而做的“局”中。在90年代初，学术机构所拥有的资源极为匮乏；即使是一些重点大学，国家所拨的教育经费，大体也只能满足正常运转的50％；其余的则需要自己去解决。在外面市场经济红红火火，内部资源相当匮乏的情况下，一些学术机构不得不将“做局”作为向体制内或市场争取资源的手段。当时恰恰有一批海外学子归来，其中有的已经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于是，对这些海外回来的学子进行“包装”和宣传，就成为一种流行的做法。当时的一个说法是要打“品牌”。为了能打出品牌，不仅要对已有的成就进行包装（其中夸大的成分就已经在所难免），而且要用人为甚至行政的手段，做大“品牌”。于是，人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在一些地方，用行政的手段建立“团队”，将其他一些已经有成就的学者也组织到这种由某个“学术带头人”领衔的团队之中，其成果也就成了某些“典型”率领的团队的成果。
接着，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另外的一个因素出现了，这就是体制内资源的迅速增加。如前所述，在此之前，教育和科研经费的匮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税收体制的改革，更多的资源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明显增加。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之下，一大批资金被投入到一些重点高等院校。这对于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状态中的学术界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问题是，这样的资源投入，是在学术界内部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于是，用行政手段支配和使用这些资源，就不可避免了。而这，用行政的手段支配和使用这突然增加的资源，就影响到了整个学术界风气的流转。
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是，由于这样的资源几乎完全是通过行政渠道的方式划拨的，向上级主管行政部门争取这些资源，就成了各个学术机构的第一要事。而要有效地争取到这些资源，就必须使用上级行政部门能够听懂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上级领导机关能够听懂？就是必须有外行可以理解的“响动”。于是“做局”就成了最好的办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学术卫星就不断地放了出来。一个通行的说法是“造大船”。结果是学校越造越大，在优势互补的名义下，许多原来互不相干的学校，凑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规模超大的大学。在学科的建设上，也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将许多原来各自独立的机构，拼凑在一起，成了所谓的大船。这样拼凑起来的大船，最适合汇报和检查，如在这个机构中有多少个博士点、多少博士生导师、多少教授、多少博士以及什么样的硬件条件。但对于真正的学术建设，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真正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往往是发生在真正的同行之间，而并不在于这些同行在行政编制上是否在一个机构当中。相反，在合并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争权夺利之风盛行，人际关系恶化，人心浮躁。这样，争取资源的行为，就逐渐演变为一场“做局”的竞赛。一个机构向上级机构争取资源要“做局”，机构中的人员向机构争取资源也要“做局”，“做局”就这样成了普遍的风气。
其他学界浮躁之风从何而来？（2）
同时，资源的增加，提出了相应的管理问题。由于真正的学术评价机制没有形成，资源也仍然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中，就只能用行政的手段对资源进行管理。于是，得到资源的学术机构中的行政部门就开始纷纷制定各种考核的硬指标。在一些地方，这被称之为“定量管理”。比如，什么样的学术职务一年要发表多少论文、多少专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行政管理部门的无奈之举。因为当拥有了这些资源之后，总要对这些资源进行管理。但问题是，一方面是这些资源都是通过行政的管道下来的，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又缺少公正而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对学术活动的行政化的甚至是数字化的管理，几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定量的硬指标，才能够适应对学术的行政化管理方式，才能够进行考核。至于数字下面的学术价值如何，是没有办法用硬指标来衡量的，于是只能弃之不顾。这样的管理和考核方式，必然会促成学术泡沫甚至学术垃圾的出现。在有的学术机构，有的学者一填表就是一年中发表几十篇论文。但学术价值可能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更不用说抄袭剽窃的现象也不时发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扎实的学术研究没有了地位。去年某媒体一则报道的题目就是《中国科技直面浮躁：国家科技大奖三年无人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与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是直接有关的。扎实的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成果。在成果出来之前，会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由于这样的研究对于争取资源做不出什么有用的贡献，因而也就受不到资源配置部门的青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术风气的变幻，是与学术资源的配置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近些年来的学术界浮躁的学术风气泛滥，是与对突然增加的资源的行政化配置和行政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改变学术资源的配置体制和方式，即便是再多的呼吁和谴责，对于扭转这种浮躁的学风，也是很难奏效的。
其他大学校门如何开？
每年的酷暑之际，高考都使得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极为有限的社会备受煎熬，并上演出一幕幕的悲喜剧。
今年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宝鸡市学生小丁今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然而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他的父亲却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于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了。尽管后来由于社会的救助，这个孩子还是进入了大学的校门，但对社会提出的问题却没有就此完结。
事实上，这样的事尽管属于个别，但父母生活因孩子上学而陷入困境的事情已是时有所闻，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城市中的贫困家庭来说，昂贵的大学学费（包括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用）已经令其不堪重负。
于是，一个话题被无数次地反复提出来：如何看待和对待高等教育的收费？如何使家庭贫困的孩子不至于因经济因素而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个更尖锐的提问方式是：大学的校门为谁而开？
其实，在这背后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高等教育收费甚至是高收费的理由。人们论证高等教育收费的理由主要是：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在毕业之后是有回报的，因而受益者个人的投入是应当的。但其实这样的论证并不充分，因为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很难从哪里截然划开哪段是人力资本的生产哪段不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在现阶段，仅仅靠社会的公共开支不足以维持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这个问题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目前中国教育人口（大中小学在校生）有2亿多，占全世界教育人口的25％。而中国的教育经费却只占全世界教育经费的1％。而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人均教育经费，世界平均为215美元，其中北美国家为1000美元，亚洲为84美元，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2美元，非洲国家为30美元，而中国仅为8～10美元。另外的一组数字是，按人均受教育程度，欧盟国家平均为17年，而中国只有6年。每10万人中大学生人数，美国是500人，日本是200人，发展中国家平均是55人，而中国是20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上，大学的大门还太窄；第二，高等教育不发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教育经费的制约；而要增加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经费，除了政府的投入要进一步增加之外，一个现实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的收费。问题很清楚，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大学的校门就会变得更窄，就会有更多的人没有进入大学的机会。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这只是一方面的道理。这样的论证决不能导致下述的结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商业机会，大学校门朝钱开，谁有钱谁进来。且不说现代文明公认的人人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当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受到损害），就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高等教育也是一个社会将本社会的英才选拔出来，进行更好的培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一个素质很好的孩子如果因为经济的因素而丧失进入大学的机会，我们不应仅仅看做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应当看做是整个社会的损失。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选拔机制，同时也是人们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却正在受到高等教育高收费的损害。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调查，培养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20年总共需费用55万元。大学以上的学生每学期每人支出为4838元；大专生支出3971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生活消费。如果加上其他生活消费，一个学生读完4年大学，约需5万元以上。这对于一般收入的家庭，应当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对于每年只有几千元收入的农民来说，就更是难以承担。
摆在我们目前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一方面，不收取相当的费用高等教育就难以发展；另一方面，高收费又确实会使得一些优秀的青年由于经济的原因而难以进入大学。近些年来，也出台了一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如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等，但所起的作用都非常有限。其实有一个可供探讨的思路是，在中国目前现有的正规高等院校中，划出一部分，比如100所到200所，增加国家对其财政的投入，而对学生则实行低收费甚至不收费。假如每个省市有3～5所这样的大学，就大体可以保证那些素质好但家庭经济贫困的孩子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可以将大学校门为谁开的问题转换为大学校门如何开。
访谈录经济复苏背后的隐忧（1）
经济出现了初步的复苏，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一些基本前提问题并没有解决问：在经历了连年的经济低迷之后，2000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经济增长率达到8％。对于这次的经济复苏，特别是对于这次经济复苏的前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业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或判断，对此您怎么看？
孙：其实，在1999年下半年，经济复苏的迹象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我就在《中国合作新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不久将会出现一次有限的经济复苏。到2000年，这种复苏的迹象就更加明显。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效益出现好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扭亏增盈幅度加大，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重新产生了信心。
但是，必须看到，这次初步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的好转（主要表现为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深层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从这个角度说，这次经济复苏的动力是不足的。如果体制的和结构的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不但持续的经济增长谈不上，很可能我们仍然要被长期的经济低迷所困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十一访谈录问：在过去20多年，经常有学者对某一时段的中国经济做出带有危机性的预测。但事实证明，这些悲观的预测往往是错误的。对于这次的经济复苏，反倒有许多经济学家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就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自动增长阶段，只要没有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就会有较快的增长。
孙：问题是这种判断的前提就是错误的；我们看这个问题需要引入一个大的背景。必须看到，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处于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阶段向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阶段转变的时期。奇怪的是，在最近几年有关内需不足的讨论中，一直没有人关注到这个问题；或者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重大问题来对待。我觉得，现在应当正视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在西方，20世纪初就已经处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