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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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二是在乡镇企业务工的收入，三是在外地打工的收入。首先，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下降了30％～40％，在农副产品的总量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农民从出售农副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应当是减少的；其次，近些年来，许多乡镇企业开始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净减少了2000万人，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从这个途径获得的收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理由在下面论述）。将这三个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再看农民工。人们论证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时，一个主要的依据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增加。事实上，这个论据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打工收入的增加，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是打工者的人数，二是其工资水平。从这两个因素来看，看不到农民打工收入有明显增加的根据。从打工者人数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就达到7000万～8000万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1个亿，而现在这个数字也还是1个亿。从其工资水平来看，人们经常说，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珠江三角洲打工者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而最近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完成的一份《变革时代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分析》报告则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并将其作为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所谓劳动力成本没有上涨，说得通俗点就是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尽管经济学家可以将这种状况看做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一个条件，但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增加，换言之，是他们并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
再看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近些年来，尽管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3％左右，但专家测算，实际的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可能达到4000万～5000万人。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如在北京市，失业保险金由1999年的291～374元增加到2002年的305～419元；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由1999年的286元增加到2002年的326元；低保标准，由1999年的273元增加到290元。就是仅仅从增长速度来说，也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也可以认为这个群体也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每年经济7％～8％的增长速度之下，上述三部分人并没有能够从这个增长中受益。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经常讲到的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图景。但其实，我们所遭遇的问题，远比这个图景更为复杂。因为上面的分析，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尽管这个增长并没有给大部分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这个增长又是这个社会所必需的。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悖论的另一句话：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分析一下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首先城市中的下岗失业状况要更为严重，而且下岗失业人员在社会上寻找生活机会的条件会更为恶化。没有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就不可能为这样多的来自农村的外来打工人员提供就业的机会。比如，目前中国的建筑行业就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工就业。如果没有这样多工程开工，许多建筑队就会无事可做，很多从事建筑的农民工就会失去他们现在的工作。同样的道理，农民的状况也要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就陷入这样的一种悖论之中。重视这样一种悖论的意义在于，这样一种悖论，已经成为支配有关经济政策选择的一种强有力的逻辑。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把蛋糕做大”的说法。也就是说，要把增长作为解决许多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的前提条件。但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做大蛋糕”的含义，在今天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做大蛋糕”意味着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直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特别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和弱势群体从中受益。而现在，“做大蛋糕”已经开始失去这样的一种含义。但这绝不是说，在今天“做大蛋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是说，在今天，“做大蛋糕”更直接的含义是：缓解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包括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样我们也就大体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带来好处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仍然把维持这个快速的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目标。
这种悖论，是结构条件和政策选择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经济增长：一种现实中的悖论（2）
首先，这种悖论是分裂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过去的20年，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但这个工业化和现代化却是一种分裂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只是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并没有同步进入这个过程。过去年代形成的城乡壁垒的存在以及对于城市化过程的抑制，使得作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这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无缘。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农村不是有一个乡村的工业化或乡镇企业的发展吗？其实问题就在这里。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恰恰是分裂型工业化的另外一种表征。因为，恰恰是由于农民没有能伴随工业化的过程而进入城市，只得想出了另一个办法，让他们在农田上发展工业。这就是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模式。过去人们较多地看到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情景和有关乡镇企业发展的总体性统计数字，但忽视了在更多的地方，用行政化手段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结果，是大批的乡镇企业在一夜之间兴起，接着又纷纷倒闭。据正式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乡镇财政欠债达2000亿元之多，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与盲目上马乡镇企业有关。
其次，忽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客观地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已经由外延型扩张转为内涵型增长。甚至在乡镇企业中也是如此。人们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了一个台阶，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过程，往往会伴随着对劳动力的排斥。但这一点在中国有一个独特的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中的冗员过多和潜在失业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减员增效的做法。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一般是企业要少用人，政府则鼓励多就业，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大体的均衡。但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却是政府与企业一起鼓动减员增效。当然，不是过去的冗员问题不需要解决，但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是，大量的农民工纷纷替代了原有的国有企业工人。有关社会身份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压到最低的限度，另一方面，这种畸形制度造成的农民工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低工资和无福利），又成为排挤原有职工的力量。
再次，是再分配体制的失效。也就是，本来再分配可以起到将经济增长的果实，以间接的方式流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作用，但这个功能在我国是极其微弱的。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另文讨论。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与改革逻辑的变化（1）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20多年；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分界，可以看出，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我们在讨论和推进今天的改革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因素。
这种逻辑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两个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上。其现实的含义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这种影响最终会体现在改革的结果，特别是利益的结果上。
先让我们看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由于在改革中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各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以及由于资源来源多元化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
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定型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而且从理论上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之所以说这个雏形已经出现，至少有这样几点根据。第一，是上述社会群体均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如到2000年，中国私营企业达到176万个，私营企业出资人达到395万人；有专家推算，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员达千万人以上，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达到9％；专业技术人员在千万以上；此外还有近2000万个体工商户。第二；是各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相互之间的边界已经开始越来越清晰，在有的城市，甚至居住的地点都存在明显的分野。还有人甚至将乘车的方式（骑自行车，坐公交车，打出租车，开自己的私车，坐公家配备的轿车等）作为这种边界的外部标志。第三，在每一个群体的内部，开始形成初步的认同，即形成一种认同感。作为其外部表现，则是群体文化的形成。市场中出现的为数不少的所谓“白领杂志”就是一个象征。第四，是群体间基本结盟关系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开始建立起初步的联盟关系，在90年代中期，部分知识分子以新保守主义的名义认同和加入了这个联盟，这样在主要几种社会精英之间就建立起了初步的结盟关系。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社会结构的定型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这里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它对正在进行中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当然，说体制还处于没有定型的过程中，也是就相对的意义而言）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改革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改革在其初期具有很强的“理想与热情”的色彩，而现在的改革则更多地具有利益博弈的内涵。当然这不是说，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就没有利益关系和利益的博弈，但在当时，决定改革实际进程的；更多的还是对于过去旧体制弊端的认识以及意识形态取向。尽管正在形成的社会力量也试图对改革的方向施加自己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适应变革，以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比如，私营企业家在很长时间里，就是用戴“红帽子”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存争取合法性。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能够支配和左右改革进程的，更多的已经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些改革的争论仍然在沿袭过去的争论方式和概念，但内容已经明显不同。即使是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具有了利益集团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已经走过了它的“理想与热情”的纯净阶段，而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在最近的两个重要改革，即电信改革和国有股减持当中，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利益的博弈是如何影响着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方向的。
第二，改革动力的变化。体制内的改革，开始时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也就是说，改革是来自体制上层的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20世纪80年代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企业下放经营自主权、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等改革措施是如何发生的。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自上而下推行，二是当时的改革大都是收益大而很少需要付出代价的，因而一般老百姓也都拥护。正是这两个因素，形成了80年代改革的强大动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和定型，体制改已经越来越置身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之中。也就是说，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构成影响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社会力量不仅在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方向，而且，即使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也往往需要得到他们的配合。否则，这种改革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是在阳奉阴违中名存实亡。前者有最近推行的国有股减持及其失败的例子，后者则有近些年来政府精简机构的有名无实作为例证。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与改革逻辑的变化（2）
第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