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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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有名无实作为例证。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与改革逻辑的变化（2）
第三，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比如说住房制度改革；从改革最初的宗旨上来说，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效率的目标，即摆脱国家的负担并形成房地产发展的机制，二是公平的目标，即以此解决长期存在住房不公现象。但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第二个目标打了很大的折扣。一些有权力的部门突击超标分房，一些有权力的人在房改中为自己分到了更多的房子，而且利用房改的机会将过去多占的住房完全合法化占为己有了。由于这样一种扭曲的改革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
第四，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从理论上而言，一种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形成，是建立一种均衡社会的必要条件。但问题是，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定型的社会力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均衡的。这特别表现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这两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还是在利用社会机会的能力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这里所说的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近些年来，这些力量对国家机构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些形式在基层和在上层又有所不同。在基层，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上层，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在我们的人大和政协部门，来自民营经济和政府垄断部门的力量相对比较大。而社会弱势群体影响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的能力就很小。这样的一种力量对比，无疑开始成为目前我们社会中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对结构先于体制定型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际的工作中考虑到这个现象的影响，从而制定必要的应对措施。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在人们议论生计，议论日常生活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简单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这个转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8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以几十元计。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多少钱用来购买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多少钱用来购买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多少钱用来购买同样是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几乎都是固定的。购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当中除了商品短缺时期的供给制特征之外，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典型图景。在那样的时代，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人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但在今天，我们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直接反映这种变化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整个消费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八五”末期下降到50％以下的，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在2000年，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居民中约为５０％。恩格尔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三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由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时候，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有人会说，在生活必需品阶段，人们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而到了耐用消费品阶段，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大体不成问题，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什么可说的？其实，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至今还会被人们不断提到。但对于这场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所做出的种种解释，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认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
即使是我们在前几篇文章中讨论的社会的断裂问题，也与这种转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城乡关系上。人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之为二元结构。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当时的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农村的资源大量被转移到城市，以支撑城市工业化过程。但在这些制度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生活必需品时代的特征，又通过资源的流动，将两者连接到一起。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一个城市家庭每个月将几十元的收入用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呢？可以说大多数是农产品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粮食和副食品不用说了，那是农民的产品，就是衣服等日用品，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也就是说，当时城里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看今天城里人的消费项目和收入的支出情况。假定一个城市家庭的每月收入是3000～4000元的话，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有几百元。即使加上其他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开销，千元上下也就差不多了。其余的花费在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的费用、电器、医疗、子女的教育、旅游以及其他的服务等方面。而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城里人的这些支出，很难流入到农村去。这首先意味着，城里人说的越来越多的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从国际市场的进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近些年来，中国经济一直被内需不足的问题所困扰。简单说，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卖不出去。需求已经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此，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许多讨论。但在这些讨论中，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这就是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须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也就是形成它的市场条件。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一些人常讲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但必须注意的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
我们还是刚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它对我们的挑战也许还刚刚开始。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消费模式与制度安排（1）
如果仅仅在理论上讨论，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如果进入了，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时代的？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学术界还存在争论，而且很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答案。仅仅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指标，就够讨论一阵子。
但不管理论界或学术界提供的说法和标准是什么，普通老百姓却已经通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适应着这个新的时代。尽管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去弄清楚耐用消费品时代与生活必需品时代究竟有什么差异。这里所说的老百姓对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适应，更具体指的就是他们的消费行为。
在生活必需品时代，人们花在消费上的心思其实比今天少得多。几十元的工资，买完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肉、鱼、鸡蛋、粉丝、麻酱、布料、火柴和香烟等，再买完不定量供应的蔬菜、酱油、食盐和其他副食品，已经所剩无几了。那时候在消费上要花的心思，也主要是在精打细算上。而就消费的本身而言，几乎很少有什么选择性。食盐没有了，酱油没有了，无论兜里还有多少钱，都得赶快去买。就是手里没钱了，借钱也得买。因为那是生活必需品，不买，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生活必需品时代在消费行为上的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消费项目上几乎很少有选择性，二是要购买的东西，往往是数量多，价格低，三是在购买完生活必需品之后，收入已经很少有剩余，储蓄是很有限的。
但在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的，在耐用消费品时代，用在食物等生活必需品项目上的花费，在人们的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小。而更多的花费，是在住房、电器、交通、通讯、子女的教育、医疗、旅游等项目上。其中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住房，也可以说是为生活所必需的，但其中的弹性是很大的。一幢别墅可以住，没有的话，一两间平房也可以生活下去。消费这些耐用消费品或大宗服务的特征与生活必需品时代是明显不同的。首先，消费者的选择性大大增加了。无论是买房子还是买汽车，是旅游还是子女的教育，都需要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产品。其次，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往往数量少，单价高。房子几十万上百万一幢，汽车从几万到几十万一辆，就是家用电器，一件也往往要几千元。耐用消费品的这个特征，就决定了下一个特征，即人们在购买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时候，往往只靠当时的收入是不够的，而是要动用以前的储蓄，甚至还要动用以后可能有的收入（贷款消费，比如购买住房的按揭）。
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一些人常讲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我们前面说过，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过渡会充满艰难和痛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在西方，20世纪初就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但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的转变，怎么转也转不过来。最后到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的危机。最后是西方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