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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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的危机。最后是西方国家在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等。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部市场条件出现了，西方国家才顺利地实现了这种转变，进入了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社会。
那么，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条件是什么呢？从我们上面对西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制度创新内容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从对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特征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时候，这些东西并不是生活必需品，而且需要花很大一笔钱，甚至要借贷。这就需要社会提供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他们对今后的生活有比较明确的预期，使得他们敢于将现在的钱花掉，甚至为了现在的消费而借贷。否则，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耐用消费品的市场也就难以形成。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恰恰是在经济大萧条那样的困难时期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走向所谓福利国家的了。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目前我们国内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内需不足和市场疲软的问题，就很清楚了。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迫切需要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在另一方面，在最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很不完善。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消费模式与制度安排（2）
看一看日常生活，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患了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还有许多。由于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加强烈。因为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无奈之中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点钱，尽可能地用这样的办法来获得安全感。而所谓的内需不足，所谓的市场疲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有关的。
在前两年人们普遍为内需不足焦虑的时候，许多人不明白：人们手中不是有很多钱吗？他们在银行中不是有大量的储蓄吗？他们怎么就不把这些钱拿出来消费呢？确实，与人们的消费行为相联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如果人们手中确确实实就是没有钱，那么讲扩大需求也就是一句空话。问题是，大量的存款是存在的，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也是有的。但是，人们就是按“钱”不动。政府直接的措施，就是连续而大幅度地降低利率。从1996年4月起到1998年12月止，中央银行已经6次降低利率。1年期的存款利率，已经从原来的915％降到378％。到现在已经降到不足2％。按照道理来说，这样连续而大规模地降低利率，应该能够抑制人们的储蓄倾向，从而推动人们的消费行为。
然而，预期却并没有变成现实。1998年3月底，中央银行第四次降低利率。5月份存款余额增幅反倒较4月份提高了12个百分点。1998年上半年，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68％。这与80年代一降息就出现抢购风，人们担心“老虎（储蓄）出笼”相比，已经全然是另外的一种景象。统计数字更清楚地表明，近些年来，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落后于GDP的增长。1986～1997年，GDP年均增长高达98％，而同期最终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82％，比GDP增长率低了16个百分点。利息高的时候不将钱拿出来消费，利息低的时候仍然不将这些钱拿出来消费，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既然不是为了利息，那么人们储蓄是为了什么？是生活中的物品已经足以够用，因而没有了消费需求？是像某些文化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节俭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习惯于进行储蓄（据说这是亚洲文化的特征）？还是有其他的考虑？关键是这个其他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制度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在这种不安全感的基础上形成的用储蓄维持安全感的需求。
前些年在研究短期行为的时候，作者曾经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因为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预期，而一种较为长期的预期能否做出，以及所做出的预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与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制度安排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特征的时候，人们才容易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然而，最近作者却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我们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人们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借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会有多大。
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是势在必行。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从20世纪80年代的收入预期到20世纪90年代的支出预期的变化。在80年代的时候，人们非常重视收入的增加。许多人都在经常盘算，明年每月的收入会增加多少钱，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收入预期。但到了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人们更多地不是考虑到收入是否会增加，而是考虑今后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支出项目。如上面所说的子女的教育、购房、养老、医疗等。人们也在根据这样的预期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可以称之为支出预期。为什么支出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在于收入增长幅度与支出增长幅度的对比。因为在目前正常的情况下，月收入最多只能以3位数增加，而上述的支出项目，往往是5位数的，甚至是6位数的。相对于可能会出现的5～6位数的支出项目而言，3位数的收入增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能够依据制度的规定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预期，可以说是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饺子包好谁来买？（1）
我们先设想一种情况：假如总共有13个人，其中有4个人包饺子并以此为生，他们同时还要依靠卖饺子的收入抚养和赡养5个人。现在，饺子包出来了。其中马上有9个人（包括其中两个包饺子的人）说，饺子是好吃，但我们吃不起，我们喝点饺子汤就行了。这样，能够买得起饺子的只剩下4个人。但在这4个人当中，又有一个说：我是能够买得起饺子的，但我不愿意吃饺子，我想吃烤鸭。这时还有几个人能够成为饺子的现实消费者？只有3个人。也就是说，包饺子的人与消费饺子的人数几乎相等。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包好的饺子找不到买主，只能积压在那里。如果那４个包饺子的人是以此为生，并要以此养活另外的５个人，他们的生计就要出现问题。
这样的一个例子，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我们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内需不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好几个年头了。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对刺激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市场的疲软一直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其中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所说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来临。在上篇文章中我说明了这样三点：第一，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生活在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不同的；第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因素支撑的；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是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的一个基本制度因素。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另外一个制约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的重要结构因素。
如果稍微观察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生产某种产品（生活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人们并不消费这些产品。比如，生产热水器的人们，家里基本不使用热水器，因为在那些生产热水器的工厂中从事生产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而农民（除极少数之外）与热水器是无缘的；在城市中，在建筑工地上忙碌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工，虽然他们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住宅：别墅的、公寓的、豪华的、简易的，但这些房子与他们的居住毫无关系。类似的现象还有许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且是一大群人，他们生产着各式各样的耐用消费品，但他们却不是这些消费品的消费者。当然，在任何社会中，也不可能人们生产什么就会消费什么，生产原子弹的人们就绝不会消费原子弹。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耐用消费品。
如果使用一些宏观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目前的中国约13亿人口。在这些人口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活动，即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大约是4亿人。即城市中的2亿个劳动力，1个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1个亿的农民工。他们要养活的人口，大约是５个亿（以城市中的劳动力每人抚养或赡养05人，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每人抚养或赡养2人计）。那么，消费这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有多少人？大约也是这个数字，即3个亿的城市人口，1个亿的富裕农民。当然，这样说是极而言之，因为剩下的人口，并不是完全不消费工业品，在偏僻的山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购买由工业生产的小食品（而且，在当今的社会中，哪个人身上穿的衣服的布料不是工业生产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工业已经进入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阶段，应该说这个判断离事实不远。同时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应当忽视的，即在能够有条件消费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人口中，还有一个高消费群体，这个群体所消费的物品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国内生产所提供的，而是进口的物品。这就相当于我们开头设想的那个例子中不买饺子而吃烤鸭的那个人。
生产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与消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几乎相等。这就是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基本市场环境。也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的状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目前的问题之所在。在西方国家，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城市化。西方的城市化发生在其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初期的典型特征是：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工业生产能力有相当部分集中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由于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农村中的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之中。到20世纪末和21本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已经住到城市中来了。当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进入工业之后，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对付市场需求不足，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工业进入了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阶段，而整个社会已相应进入到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阶段。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饺子包好谁来买？（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一是相当高的城市化水平；二是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三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这是造就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必要条件。
然而，比较一下中国的情况，就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迅速的工业化阶段。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城市化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1960年；中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20世纪50～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
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这是一种断裂的工业化。于是，当工业开始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突然发现却没有能够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
其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农民的收入长期处于与消费耐用消费品不相称的低水平状态。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长期被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但问题是，在一个社会已经进入到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只要大量的农民仍然滞留在工业和城市之外，只要他们还是以农业为基本产业，就不可能使他们的收入达到与城市中的劳动力大体相当的水平。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消费品与农民无缘，就是许多日常消费品如牛奶、面包、许多副食品等，也为农民所可望而不可即。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是要以城市生活方式为条件的。比如，洗衣机和热水器的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