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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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或者上千元的支出。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于一次性支付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你让他们一次性地拿出一个较大数目的钱来，他可能咬咬牙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让他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钱来，很可能就拿不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感觉到后者的压力太大。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以前偶得性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今后的稳定收入为基础。
这就导致中国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得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当然，这里有养车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与人们的收入结构有关。商品房的消费，也是同样的道理。购买商品房，并不仅仅要支付一笔巨大的购房款，同时也意味着每个月要支出一笔不菲的物业管理费用。这笔费用，多则一年一两万元，少则几千元。一些消费调查表明，许多消费者购买商品房时，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物业管理费用的负担。在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偶得性收入过大而常规性收入过少的收入特征，加上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制度不确定性的因素，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存款大多来自不确定的偶得性收入，他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你让他去贷款购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为此以后要固定按时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他也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我们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也为腐败现象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资源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在分析中国近年来社会变革的时候，人们经常使用诸如“改革以来”这样的句式。这样的句式暗示着，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社会在朝着某个方向持续转变着。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变化的方向并不是这样的。在其中的一些领域，甚至在发生一些重要的逆转。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格局正在由20世纪80年代的扩散走向重新积聚。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正在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四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发展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经济活动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惟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起来说，这些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人成为20世纪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这样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年中国内地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内，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年均以93％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据专家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
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资源重新积聚与弱势群体形成
20世纪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
当然，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也是存在的（当时主要是指老弱病残人口）。现在中国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原因。第一，在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虽然人们也知道有贫困的农民存在，但毕竟离社会的中心较远，在社会的中心那里形不成深刻而具体的印象；而现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弱势群体中这个新的因素的出现，令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感受更加直观和具体。第三，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有弱势群体存在，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在朝着好的方向改善着。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在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中，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弱势群体的数量不仅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上升。正因为如此，在目前我们的社会中，弱势群体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现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部分构成的。
第一，贫困的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两个因素的双重作用之下，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一度迅速提高，甚至在当时连城里人都多少有些心理不平衡。紧接着，在城市中的企业仍然被旧体制严重束缚的同时，乡村中由改革释放出来的“自由流动资源”，因无法流入体制封闭的城市而在乡村中积聚起来，造成了乡镇企业的暂时繁荣。这种暂时的繁荣和生机，使人们误以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出现了真正的契机，仿佛农村成了“希望的田野”，一些学者也头脑发热地将其概括为“离土不离乡”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然而好景不长，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走到强弩之末；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势”特征开始逐渐表露出来。据专家估算，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农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新水平。从占有的金融资产来看，1999年末农户储蓄余额约为10000亿元，不到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20％。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近65％。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上述数字所表明的农民的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土”上这一结构性条件不变化，农民问题几乎看不到有希望的解决前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已经几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最近几年粮食生产基本是丰收或持平，即使是在丰收之年，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而在中国已经“入世”，且国内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问题很清楚，在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乡土”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和财富将会是非常有限的，其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差别在于，在西方国家，这个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乡土”上的人口越来越少；而在我国，当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城乡的壁垒仍然将广大的农村人口束缚在“乡土”之上，由偌大的农村人口（将近9亿）来分享日益萎缩的那点资源和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种植业为生的农民沦为弱势群体，就是必然的。
第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弱势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