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眼影 作者:刘醒龙-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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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地说：“到底只有男人才能相互理解。”此后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聊了一阵酒店的事后，汪总忽然告诉我，“猫头鹰”的头头今天中午在他们那儿包了五桌酒席，标准都是八千元，可出席的宾客都是副不三不四的模样。我告诉他，这些人可能都是二渠道的书商，也就是报上经常批判的非法出版商。汪总马上改口说自己小瞧了他们，这些人现在是枭雄，将来是英雄。他劝我趁早结交一些所谓黑道上的人，因为迟早有这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谈得热火朝天，要不是老赵说句话，似乎不存在刚才汪总和王婶吵架的事。
老赵说：“她要同你离婚，你就答应下来。”汪总说：“我们的老板是日本人，他不喜欢手下人闹离婚。”老赵说：“别犹豫，不然就够你受的。”总的说来，三个男人的谈话气氛是轻松随意的。不比隔壁，王婶的哭泣不时可闻。
因为这件事，三家六口人都上老赵家去吃晚饭。老赵的女儿到深圳工作去了。老赵的屋里却还像年轻人喜好的那样，鲜花、干花和假花混杂着摆了许多。钱主任特地让我和汪总参观了她和老赵的卧室，重点是床头柜上的那支红玫瑰。她要我们向老赵学习，经常向妻子表示一下爱心。
夜里，我同沙莎睡在一起时，沙莎说她相信汪总有对王婶的不忠行为。我不能告诉她我看见汪总领着小黄进屋，这是天下男人的秉性，外面的事尽量不同妻子说。女人天性好怀疑，不定就会由他人联想到自己头上来。我只能对沙莎说，我相信是王婶多疑了。
沙莎说：“你们男人总是偏袒男人。”我说：“女人还不是这样。”沙莎又说：“你们一定觉得王婶这样做太过分了。有句话我要先告诉你，你若是像汪总这样对待我，我就杀了你！”她说话语气很平静。我摸了摸她的脉搏，速律很均匀。
半夜里，沙莎将我弄醒。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就提醒她别忘了医嘱。沙莎要我进去后别动。她心里慌，想这样。我本想就这样依她。但后来我们还是完成了整个程序。沙莎说了句很有意味的话：谁叫我们正年轻哩！事实上，沙莎的蜜月病并没有恶化。包括大夫的吩咐，世上很多前人的经验之谈，其实是危言耸听。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见王婶说了句类似的话：“趁我们还年轻，赶紧从头再来！”王婶将门摔得山响，整栋楼都颤抖起来，她下楼的脚步声像有一次送煤气的工人，不小心将煤气罐掉在楼梯上，轰隆隆地滚落的动静。
连续吵了几天几夜后，王婶和汪总终于协议离婚了。他们办完离婚手续，我们的蜜月也度完了。
上班的第一天，师思就同我吵了一架。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校样上我将一处“唯一”圈出来，改成“惟一”。师思将它复原后，我又改过来了。旁边的女孩帮忙查字典，证明是我对。师思硬说这是约定俗成。后来我想惟一这词在特定心情下是很敏感。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师思就同我红了脸，还将几本杂志朝我摔过来。好在这时我已意味到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我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时，自语了一句：谁叫我是男人哩。
我们刚吵完，沙莎突然出现在门口。她是来专门告诉我，王婶和汪总离婚了。
沙莎的神情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愁。问起来，她又没有东西可说。
杂志社的男女都说我变憔悴了。他们隐去另外一句话：我纵欲过度了。对于我的记忆，新婚这一段，除了纵欲实在没有别的可说。
我抽空往“猫头鹰”那边打了个电话，感谢他们对我的祝福。然后约了去拿美元的时间。这天中午，主编在圣诞酒店宴请从北京开完文代会的几个人。主编被酒灌得红光满面后，整个下午都在师思对面架着二郎腿，吹嘘刚刚听来的北京方面的故事。他说朱基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文艺界的人作了个形势报告，要大家将手头的钱管紧点，包括银行在内，许多人其实是在挥霍老百姓的存款。我忍不住插嘴说，他今天中午请客也是在挥霍全杂志社人的存款。
师思出其不意地说：“不同他们联络感情，谁给我们写文章！”她的神色很冷峻。
我被师思的态度震住了。主编得以继续侃下去。我看得出师思是在装模作样地倾听。
师思不仅在编辑们的大办公室里倾听，还不时跑到主编的小办公室去倾听。据同事们反映，这种情形从我请假度蜜月时就开始了。有人听见他们似乎是在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杂志上做广告的事。
没几天，九七年第一期杂志的样刊出来了，除了封底全部印着黄鹤山庄的房产广告以外，在八十一页和八十二页的征婚广告前面的七十九与八十页上，还登着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报告文学，作者的名字是莫思。主编姓莫，这个笔名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他与师思合作写的。杂志社的人在议论，这个广告将占据杂志九七年所有的封底。大家心里像是有话，但说不出来。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从武汉关坐轮渡过江直奔“猫头鹰”而去。“猫头鹰”办公地点在胭脂路一带，我们总是讥笑他们选了个风水宝地。在这个“娼盛”的年头，杂志上任何一点有关色情的暗示，都是潜在的卖点。只有我们杂志还这么笨，连老赵那五好家庭的事迹都敢登。接待我的是他们的副总编。我一直瞧不起这人，从前他是一个县里的兽医，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新闻稿，后被人揭发其中大部分是假新闻。没想到聘到这儿后，反倒如鱼得水，并成了他们这几年大发展的头等功臣。他坦言告诉我，按照规定，这样的贺礼是给自己的员工或者是在外的秘密通讯员。他将一张百元美钞放在一份空白协议书上，希望我签约，成为他们秘密网络中的一员。他还告诉我，只要我签约，今后无论我有没有为他们做事，每月都可以领到一百美元津贴。我突然觉得这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招募雇员。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一时半刻不知如何是好。最终我才说，自己得认真考虑一下。
我空手走到门口，忽然看见韩丁正往台阶上爬。一时间两个人都愣住了。好像都在回避什么，我们点一下头，就各自走开。三天前，我还在街上碰见过韩丁，那时他的神情很正常，此刻却瘦得厉害，见人连眨眼的精气神都没有了。回到轮渡上，听到几个人在议论，今天早上股市一开盘，便狂泻不止，深圳那边已有人跳楼自杀了。由此，我判断韩丁是去找董博士作心理咨询。否则，以他对手中那笔钱的看重，很难熬过此关。
沙莎对我没有将美元拿回来大为不满，她是那么渴望能见识一下美元。她认为我的感情还有问题，不然，我就会将那张美钞像玫瑰花一样献给她。
她生气时，我只好下厨房。几样菜端上来，沙莎就开始挑剔说：“肉淡了！”一会儿又说：“鱼咸了！”我很平常地说：“这就对了，淡肉咸鱼，还合口味！”沙莎说：“你心里在厚此薄彼。”我说：“看来你只有吃热干面的命。”沙莎放下筷子，头也不回地出门去。等她再回来时，浑身上下全是热干面的味道。她进门之际，电话铃响了。我刚将话筒拿起来就被她劈手夺过去。她很派地对着话筒嗯了一阵，最后似乎是不情愿地说：“你来吧！”挂断电话，沙莎将曾经吩咐过的话又吩咐了一遍。
在她躲进卧室后，一个叫方老板的人敲门进来。我刚给他点上烟，沙莎就在卧室里呼我。随后一切如故。送走方老板后，沙莎在她特意放在茶几上的文件夹里，找到一只比王经理留下的信封更厚的一只信封。
我还是要求沙莎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沙莎用女人特有的专横样子，要我别问。
08
封底的房地产广告已发了六次。师思还是不理我。除了工作上的事必须说话以外，平常我们的目光从未碰到一起过。杂志社内部已开始有传闻，说是黄鹤山庄送了一套房子给杂志社作为广告费。我们一算账，觉得这是可能的，因为十二期的广告做下来，费用是可以买一套房子。
还有一件事让大家心惊肉跳，杂志下半年的征订数整整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三万份，如果再降下去就得亏本了。对外，我们仍然号称发行二十万，但是，已有几次在同广告客户谈起这个数字时，我们露出了心虚的迹象。除了宴请上面来的领导，主编已不常去圣诞酒店签单，要去也只是带上师思。
天气又热起来。我想起搁在老租界那间房子里的箱子中，还有一件真维斯t恤可以穿。沙莎知道后，便催我过去看看，有有用的东西，可一并拿回来。趁午休时间，我和沙莎一齐去了。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女人说话。这么热的天，气象预报已连续三天报了三十九度，韩丁还可以关在没有空调的房子里干好事，也算是让我见识了。关键还在于对方女人也是厉害角色。这种功夫非在巷子里长大的女孩莫属。我正犹豫时，沙莎毫不客气地上去用脚尖踢了两下门。门一响，竟自己开了。
出乎意料的是，同韩丁面对面坐着的是楼下的女邻居。韩丁看了我们一眼，迅速收起桌上的纸笔和小录音机。
女邻居不想掩饰，她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请小韩帮忙写回忆录哩！”沙莎抢先说：“这太好了。现在最赚钱的就是写回忆录。你是不是同哪个明星浪漫过。”女邻居说：“没有。不过，这书一发表，我不就成了再就业明星？”我同韩丁自那次碰面后，便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一次在办公室里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请了长假。我以为他有生命危险。哪知股市上全是垃圾，他却长得又白又胖。
我说：“你的股票怎么样？”韩丁说：“还好，比卫生纸值钱。不然早揩了屁股。”我说：“你是不是也改了行吃文字饭？真能在发行量大的杂志谋个差事，三年内弄套房子没问题。”韩丁说：“我都快死心了。现在的房价，最少也要十万。除非上医院去卖肾才行。”见女邻居离得比较远，我连忙小声问：“你怎么同她搞到一起了？”韩丁说：“你当我是新贵？像我这样的大学生现在连当年的右派都不如。”韩丁有些躲闪。
我的东西还放在原地没动，满是灰尘的枕头上甚至还留着师思的几根头发。
我拎上那只皮箱就走，沙莎看了看床上的铺盖，说了句什么，也跟着出了门。虽然是正午，可马路上比那屋里舒适些。在路上我提议给家里装只空调，沙莎同意后，又说还差点钱。
夜里的电扇一直开着三档，但那风又硬又热，将汗吹到一起，干成一个个的灰球。听着别人家的空调机嗡嗡作响，我抱怨说都是那些人将武汉蒸熟了。沙莎要我别再像个专好杀富济贫的无产阶级，在心理上要向中产阶级靠拢，起码要像个标准的市民。我没再吱声，一说话身上就会冒汗。
沙莎突然说：“现在连狗都敢写回忆录。”我说：“这是对的。人对狗的兴趣大于对同类的兴趣。有兴趣就有市场。”沙莎说：“你们杂志的市场是厕所。”我说，“你错了。主要卖点是在小吃摊上给人包油条油饼！”沙莎说：“我看你得早点找个退路。你们半年没向局里交利润，局长都烦了。”我说：“是不是也想我去写回忆录。”沙莎咯咯地笑起来。我还没见她这么笑过，情绪里一下子有了欲望。我们先去卫生间里冲了个凉。当我建议就在水龙头下面玩时，沙莎惊讶地说：“这行吗？”不过她还是接受了。在一片水哗哗的声音中，她用力地告诉我，必须尽快弄到一台空调，当她开始亢奋时，突然叫了声，“为什么不打电话来。”天气终于变了些。气温从三十九度降到三十八度时，我们赶紧松了一口气。气温下降的这天傍晚，王婶家传来一个男人的叫门声，沙莎一下子就听出是汪总。汪总叫了半天，王婶就是不理睬。最后汪总大声说，他买了一台空调就在门外，请王婶自己开门出来拿。我打开门，汪总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地上去替他叫门，并说：“王婶，你开门吧，我帮你将空调扛进去。”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汪总扛着副机挡着脸钻进屋里，我将主机拎起来，刚进屋就听见王婶叫汪总滚出去，她不是发廊小姐。汪总几乎是哀求地说，这半年他像丧家之犬一样，没过一天人日子，他要王婶让他住在家里，这样王婶也好看他的表现如何。王婶不为所动，反说一定是外面天热，洗桑拿的地方关了门，汪总找不到去处，才又想起这儿的。汪总将一只存折放到王婶面前，他半年时间存了九千多块钱。我赶忙帮一句，说如果真是花天酒地，这点钱连一个月都不够花。王婶总算叹起气来，她知道汪总不是国家干部，没人替他买单，她也看得出汪总为攒这点钱，人都饿瘦了。但是她不能原谅那个小黄在这屋里放肆。说了半天，王婶将东西都收下，汪总还是得走。
不过汪总走时已不像是丧家之犬了。
汪总刚走，沙莎就喊我回家。她高兴地说马上有人送空调来，她要我还像从前那样去做。她将电扇搬进卧室。
半个小时后，来了叫李厂长的人。李厂长空手进来，见我一个人在客厅，就反客为主地说：“我家也是这样，天热时女人穿得少，有客来就躲进里屋。我不坐了，你随我到楼下将空调搬上来。这东西自己搬才不扎眼。”李厂长还冲着里屋大声说：“刘会计，你别出来，让你先生张罗。”听着这话我心里一愣一愣的。我还是跟随李厂长走到楼下的马路边，从一辆桑塔纳的后备箱里取出两只纸箱。纸箱上的“美的”字样同汪总送给王婶的一模一样。
桑塔纳走后，我正想拎起这两只纸箱，沙莎突然出现了。她二话没说就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让我将空调搬上车。我见出租车往唐家墩方向开，以为她这是准备将空调送给娘家。谁知出租车停在新华下路旁的一家家电商店门口。沙莎让我将空调搬下来，跟着她。我扛着主机，拎着副机，汗水都快将自己淹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