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7-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于日本成功的流行看法主要来自于对相对数量较少的产业的研究。观察家们一看到成功的例子就匆忙得出一个自以为很高明的结论：在这些个案中所发生的必然就是这个国家成功的原因。包括半导体、机械工具和钢铁在内的相同的产业被一遍又一遍地考察。在大多数情况下，竞争力都是在十多年以前取得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功例子中有许多在今天已经不再那么适用了。例如，日本不再是半导体的领先者，美国已经取而代之。　　　　
　　　　可以理解，先前大量的研究集中于日本公司和产业竞争与其他国家相异的方面，而不是去寻求相近的基本原则，这使得问题复杂化。一些有影响的结论主要是对政府的职能感兴趣的西方政治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因此，他们自然就注意到日本政府的行为中不同于他们的或不寻常的地方，然后用这些行为来解释日本商业的成功。学习竞争和管理的学生们也被这些日本独有的实践方法所吸引，比如看板管理（Kanban）和全面质量管理，并且把这个国家成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此。　　　　
　　　　最后，还有历史环境的问题。日本政府的许多行为在战后初期就开始运作，那时这个国家受到了破坏，需要用极端的方法来迅速重建国家。当日本越来越先进时，这些实践方法中却有许多还保留在导向的模型中，而它们实际上已经阻碍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因为以前的研究仅仅集中于几个成功的案例，所以这些问题被大大地忽略了。　　　　
　　　　关于日本的许多研究同样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及日本在其中地位的变化。日本迈向显著地位的步伐开始于有活力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那时西方的公司正欣欣向荣。它们当中很少感到日本公司竞争的严重威胁。因此，西方公司自由地与人分享它们的知识，愿意建立合伙关系，这些给予了日本公司获得市场和技术的途径。而在那时，日本是惟一参与全球市场的亚洲国家，其管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还不为西方所知。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就非常不同了。日本的公司被认为是可怕的对手。到了90年代，西方的公司纷纷仿效日本最好的管理经验，并在重要方面做出了超越。同时，其他低工资的亚洲和非亚洲公司抄袭了日本，在相同的产业以相似的方式进行竞争。在早期环境中发挥作用的方法已不足以保持日本竞争的成功和国家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节　　本书的结构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着手研究日本竞争力提升的根源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同时研究日本的失败与成功。日本一直存在不具竞争力的产业，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份额，因而不被人注意。但是，只有通过考察这个不具竞争力的日本，我们才能区别有关竞争成功的各种解释。医治日本的药方必须基于什么在发挥作用以及什么没有发挥作用的清晰认识之上。　　　　
　　　　第二，我们重新审视了更大范围的日本成功的案例。即使在今天的衰退中，日本的许多产业仍保持了国际竞争力。为了弄清原因，我们考察了20个产业，它们代表了日本经济所有重要的部分。为了保证我们的发现是有代表性的，我们选择了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每个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第三，对于日本政策的核心要素，我们用覆盖了整个经济的统计分析来对案例分析进行补充。我们试图验证合法的卡特尔、政府资助的合作研究开发、本地的竞争强度及其他变量与国际成功之间的关联。在每种情形下，我们的发现都与传统的看法相反。　　　　
　　　　本书以下的部分结构如下：第二章概述了日本政府模型及其基本原理。我们进而探讨了该政府模型在具有竞争力的和不具竞争力的产业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对此模型的真正考验在于其是否能区别开高生产率且繁荣的产业和竞争失败的产业。我们还详细考察了两个被广泛讨论的政策—合法的卡特尔和政府资助的合作研究开发。我们列示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有合法的卡特尔和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数据，并讨论了它们与日本竞争力之间令人吃惊的关系。　　　　
　　　　第三章转向日本公司模型。我们通过描述日本人竞争与管理方法的要点，解释了它们是如何相合的，并根据有关竞争优势根源的认识对其进行了评价。虽然日本的公司模型就其实际运用来看是正确的，但是日本的公司缺乏区别于竞争对手的战略。随着西方公司仿效了日本人的管理经验，日本公司战略上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如果日本的模型没有解释这个国家的成败，那么什么可以解释呢？在第四章，我们概述了从对许多国家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竞争力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解释我们案例研究中的成功与否和失败。日本并非按不同的规则运作，它同样受在其他地方决定竞争成功与否的规则所支配。除了我们的案例分析，我们列示了宽覆盖面的日本产业横截面的统计证据，以支持这个框架。　　　　
　　　　第五章结合前面的章节，探讨了我们对日本政府的研究的启示。虽然政府政策的某些方面应该保持，但是对经济政策的基调进行重新定位还是必要的。在支持政策优先权的同时，我们描述了所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变化。　　　　
　　　　第六章转向对日本公司的启示。我们描述了新的竞争与管理方法的要点，同时举例说明了几家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新兴公司是如何信奉这种方法的。　　　　
　　　　最后，第七章阐述了日本变革能力的问题。日本还有竞争力吗？我们认为它有。在日本，有很多因素还在发挥积极作用，并且许多公司和产业保持着竞争力。此外，这个国家已经证明了其应付挑战的能力。但是，为了恢复和拓宽其竞争力，并重新使经济焕发活力，日本必须认识以往成功的真正根源以及国际竞争不断变化的性质。近期的宏观经济措施是暂时减轻痛苦的简易对策。但是根治实际折磨日本的病痛，要求日本在如何竞争上做出根本的改变。为了使日本再次复兴，政府和公司实践的许多要素必须被重新审视。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1）

　　　　传统观点把日本战后竞争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政府的行为：这一套经济政策与日本的渊源为人所共知，因而它们被普遍地称为日本政府模型。但是，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　　　　
　　　　日本政府模型的核心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过程和竞争力基础的独特概念。它隐含着对某些形式的回避和以各种方式导致竞争妥协的努力。　　　　
　　　　日本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活跃的角色的根本原因是它欣赏一种保护支撑的观点，而这是没有任何公司可能做到的。这个政府模型以出口会带动经济增长的理念作为前提；某些产业应该作为目标并给予支持，因为它们会为增长、出口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美好前景做出贡献；日本应该节约资源、避免竞争中的浪费和破坏；产业需要保护，以允许它们获得国际竞争的所需要的规模。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竞争力被广泛归功于一整套率先采取的由这个大框架发端而来的政策。　　　　
　　　　日本的政府模型被众多成功的产业的实践所证明，这些产业被一遍又一遍地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煤炭产业、60年代的钢铁和船舶制造业、7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和80年代的计算机业。但是，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些产业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经济。我们在更大范围内的研究也发现，每10年就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得到提升，但是事实上这些产业根本没有采用这个政府模型。例如，可以考察一下60年代的摩托车、70年代的音频设备、80年代的汽车和90年代的游戏软件。我们发现，实际上政府模型的核心实践根本不存在于日本大多数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相反地，这个模型在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倒是普遍深入。它还导致了大范围的、生产率低下的国内部门拖着经济整体的后腿。我们案例研究的证据还得到了整个经济范围内的证据的补充，这个证据就是日本政府的两个核心举措—合法的卡特尔和合作研究—的影响。在此，公认的解释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第一节　　日本政府模型溯源　　　　
　　　　日本政府对工业发展的干涉在近代是从二战后的早期开始的，那时这个国家正蹒跚而行，而且政府正在寻求复兴经济和重建收支平衡的办法。虽然时过境迁，支持者还会争辩和证明政府的继续干涉是正确的，其理由是像日本这样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需要政府参与经济以赶上比它更发达的对手。　　　　
　　　　最初，政府把注意力集中于基础部门—钢铁、电力、化工和煤炭。例如，在化工部门，1949年政府通过《迅速建立人造纤维生产计划》，在外汇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尼龙和乙烯生产。1953年通过《人造纤维升级计划》，提出鼓励扩大人造纤维的生产规模。在1955年，政府通过《发展石化产业的对策》，开始降低人造纤维原料的价格，该计划旨在通过激励和贷款在日本建立石化生产。　　　　
　　　　广泛的政府指导和批准机制在这一时期逐渐制度化。例如，在1954年政府通过《稳定化肥供需暂行法》，规定了化学制品的价格上限。1964年通过一项类似的法律，规定了向农场主出售的价格，以鼓励在生产者中间的合作。日本政府还通过1978年的《稳定特殊低迷产业的暂行办法》和1983年的《结构改进法》，允许指定的公司建立卡特尔以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些法律覆盖了许多基础产业。　　　　
　　　　日本政府并没有参与所有的产业，而是挑选某些产业“作为目标”，包括诸如煤炭、钢铁、船舶制造、半导体和计算机等经常被研究的产业。在努力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过程中，政府把具有较高收入需求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比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最前列，这类产业的金融资本回报被认为是最高的。　　　　
　　　　最先把日本政府模型变成文化的人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约翰逊被称为日本发展模式概念之父。他认为日本政府实际上培育了产业的发展，而在西方经济中政府只是制定游戏的规则。约翰逊把这种发展方向归结为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和60年代的前半期之间，日本的纤维和纺织品的出口从30％下降到8％，而机械的出口从14％上升到39％。约翰逊认为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单凭经济、制度和文化是不能解释的，并断言“在某些经济战略产业中，政府的产业政策造成了投资率的差异”。　　　　
　　　　引导经济增长是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的职责。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设计者，通商产业省（MITI）被看成日本“奇迹”的催化剂。约翰逊认为通产省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其制定了实用的、遵从市场规则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刺激了投资，并带来了快速的增长。这种观点广为接受。在这些产业中，钢铁、大型船舶、汽车和计算机经常被引证为日本独特的产业政策的受益者。　　　　
　　　　约翰逊强调通产省将日本经济中其他参与者的作用降至最小。接着，他强调了综合网络的重要性。通过网状系统，日本的机构可以同时做到竞争和合作。这些机构包括大藏省（MOF）、邮政省（MPT）、日本银行、经济企划厅、自由民主党、产业协会、系列（商业集团）、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其他经济联盟、大公司、多层分配渠道、国家劳工协会和企业劳工协会。这种网状系统为通产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制，使其可以通过这个机制影响产业政策和协调政策主动权。它们还提供了高度发达和机构化的争端解决系统，在这里，日本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端通过胜诉者以某种方式从败诉者取得赔偿而得到解决。同时，这些网状系统使得外国公司难以进入日本，特别是供应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中的网络阻止了外国公司获得与日本公司平等的竞争地位。可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长期来看，这些网状系统中的一些对于袋装消费品、精制食品和服装等产业只是阿基里斯的脚踵，实际上阻止了它们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应该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政府在国家战后的发展中是那么重要。例如，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和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认为，虽然政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私有部门。政府的干涉常常通过私有市场的力量来加速已经发生的运动趋势。帕特里克和罗索夫斯基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管理与技术技能的丰富的供给、高投资率和快速的技术进步是高速增长的原因。我们基于自己的工作也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但是这种观点只是代表了极少数人。特别是在西方，日本的产业政策方法被看做对已经树立的正统观念的严重威胁。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2）

　　　　日本政府模型的要素　　　　
　　　　图2…1列出日本政府模型的几个模块。当学者和其他人谈论这个模型时，这些是他们最常引用的发展政策。　　　　
　　　　 *　具有稳定官僚机构的中央政府积极参与（特别是通产省）　　　　
　　　　 *　以优先发展产业为目标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　迅速提高出口　　　　
　　　　 *　广泛的“指导”、审批要求和规章　　　　
　　　　 *　对国内市场的选择性保护　　　　
　　　　 *　限制外国直接投资　　　　
　　　　 *　松懈的反垄断执行力度　　　　
　　　　 *　政府导向的产业重组　　　　
　　　　 *　卡特尔的官方认可　　　　
　　　　 *　高度管制的金融市场和受限的公司治理　　　　
　　　　 *　政府资助合作研究开发（R&D）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