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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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１２月２０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芒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旁，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部 “混沌萌芽中，道已存在” 啤酒馆起义（1）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至９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Ｃ．Ｇ．荣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８６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齐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６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皮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起，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起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齐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１０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６０１４３００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１９１３年的３０００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１２月印的票面额为１０００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１０亿马克；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票面额５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２００亿马克。这２００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８００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惟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２０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Ｄ．Ｗ．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片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葛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１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３．５万名新党员。到１０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像，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１０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来说，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人的脾气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歧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３．２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伐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柏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到。然而，如果巴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１１月４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