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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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今天199个国家奥委会中有170个举办。虽然，现在很难准确地统计出参加长跑的人数，但走上街头怀着相同信仰、挥舞着相同旗帜的人以数十万人次计。在联合国的一些机构诸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大众体育委员会定期举办大会。法兰克福、埃斯特角（乌拉圭）、巴塞罗那等城市都曾是讨论大众体育权利未来前景的舞台。体育——无论表现为个人行为还是表现为集体活动——都能促使年轻人锻炼其社会能力、加强与同龄人的交往。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能积极地去影响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就能使所有的成年男女们生活得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些。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
通过国际奥林匹克夏季运动联合会（ASOIF）的建立，我们调整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关系，此后，该是我们紧密联系各国国家奥委会的时候了，因为它是我们所公认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三大支柱之一。我对21世纪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是：团结所有成员争取最大力量。在伟大的意大利体育家朱里奥·奥内斯蒂的倡议下，成立了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ACON），以协调各国国家奥委会的工作。它的宗旨是保障各国国家奥委会的权益、倡导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目前，该组织由墨西哥国家奥委会主席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主持工作，他是一位成功的墨西哥商人、移居美洲的加利西亚人的后裔，是一位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捍卫者。国际奥委会用以联系各国家奥委会的主要机构之一是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该组织在法国国际奥委会委员让·德·贝奥蒙特伯爵的提议下于1961年成立。
在60年代的混乱时期，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参与并援助亚非大陆上的一些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该组织便应运而生。1968年，在德黑兰全会上，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下属机构。朱里奥·奥内斯蒂的创举得到了比利时国家奥委会主席劳尔·莫耶特上校和瑞士国家奥委会主席赖蒙德·加夫内的极力支持。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的总部设在罗马。毕竟现实和理想是两码事。团结委员会如有足够的资金来源，那它就是个成就。但以前国际奥委会的财政状况一直窘迫，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抽屉里连一美元也没有。在1981年的巴登巴登大会之后，为了追求其高效性，我认为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必须拥有独立的行政管理机制。我任命了一个我完全信任的且热爱奥林匹克事业的卓越的人来具体领导团结委员会，他曾在西班牙国家奥委会中担任秘书长一职。
他就是安塞尔莫·洛佩斯，一位西班牙企业家。是他给该委员会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委员会的总部从罗马迁至洛桑，重组了独立于国际奥委会的机构，配备了管理人员，实施给那些最贫困的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奖学金的计划。安塞尔莫在我身边工作长达15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此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认为，在我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所取得的众多成就中，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国际奥委会财政状况的改善使我能乐观地预测其美好的前景。自从资金状况改善之后，国际奥委会年度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拨给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而且该份额在我任期中逐年增多。随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奥运会，通过向电视运营商出售奥运会转播权的收入大幅度地增加。电视转播费和市场营销一起是奥运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一直主张奥运会的收入必须再投资在奥运会上。团结委员会通过自己的方案计划，严格挑选出合适的运动员，训练他们，让他们参加奥运会。这些运动员大多来自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用于体育事业的财政预算很匮乏），他们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在那些国家产生了奇效，我称之为“桑塔那效应”。在六七十年代的西班牙，我们亲眼目睹了一项在当时很少有人参加的体育运动——网球的蓬勃发展，原因是伟大的运动员马诺洛·桑塔那在该项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就是说，在一个贫穷国家，当一名获得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奖学金的运动员取得奖牌时，我们就会看到该体育项目会得以普及，并会取得新的体育成就。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传播的理论。一个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取决于一种机制，我将其定义为“双金字塔”机制。一座是通常的金字塔，它有着成千上万体育参与者这样一个坚实且广泛的基础，通过自然选择过程，在金字塔的顶端就会出现冠军，真所谓数量产生质量。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自行建成第二座金字塔，将塔基倒置，通过人为的方式培养出一个冠军，形成一种现象：成千上万的年轻运动员会被他的同胞取得的成绩所吸引。大众对该体育项目的兴趣会逐渐增大，如果加以恰当引导，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孕育出新的冠军。
这就是双金字塔理论。团结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运动员和教练员传授体育运动的技术知识，通过奖学金、援助的形式来提高他们的竞技水平，培养体育领导人才；如果有必要的话，建设体育基础设施、资助各国国家奥委会举办体育比赛。1983年至1993年，在各大洲组织的体育技术培训班分别为：非洲448个，美洲839个，亚洲406个，欧洲490个和大洋洲260个。投入的总资金达到11亿美元，即每年达到1000万美元。从1993年至今，年度预算已经大幅度增加，1993—1996年达到7000万美元；1997—2000年为122亿美元；2001—2004年预计将达到29亿美元。1997—2000年间，（团结委员会）已经组织了1406个运动员技术培训班、386个体育管理人员培训班，给215名亚特兰大参赛运动员、632名悉尼奥运会参赛运动员、301名希望之星、450名教练员、383名体育管理人员发放了奖学金。运动员奖学金每年都提供，这是为了培养运动员获得好的成绩从而能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大家的不懈努力加上大量的财力、人力的投入都是为了实现普及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该理想也正是奥运会有别于其他竞技比赛的关键因素所在。
今天，已经有199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所有达标的运动员都有参赛的权利，经济条件不再是制约的因素。请允许我将马萨诸塞州（美）主教的一句名言：“重要的是参与比赛而不是赢得比赛”稍做修改，现在我们可以说，“重要的是有资格参与比赛而不是赢得比赛”，因为激烈的竞争已经使得当前参加奥运会的比赛成为一种荣誉，获取比赛的资格需要拼搏。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之前，必须达到该体育项目国际联合会规定的最低成绩，能够参加奥运会就意味着已得到承认和喝彩。想要获取进驻奥运村并且亲身体验奥运会的魔力的权利，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安塞尔莫·洛佩斯担任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主席一直到亚特兰大百年奥运的举办。接替他的是佩雷·米洛，他曾经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且多次展现出卓越的才干。同时，我还让他负责与各国国家奥委会的协调工作，使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国家奥委会联系更加紧密。最近四年间，取得了很快的发展。我可以很自豪地讲，在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计划的帮助下，许多获取奖学金的运动员赢得了奥运冠军。75％的获取奖学金的运动员（472名）有资格参加悉尼奥运会，并且取得了70枚奥运奖牌（28枚金牌、21枚银牌、21枚铜牌）及92项奥运会荣誉证书的骄人成绩。
与此同时，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与奥林匹克医学委员会在五大洲合作投资兴办体育医学培训班，免费提供技术培训课程的教材。为了在全世界尤其在最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奥林匹克理想，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还同奥林匹克文化教育委员会、妇女和体育委员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等机构加强了合作。合作永无止境。自1984年起，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就一直赞助各国奥委会，为奥运会参赛运动员提供往返路费及居住在奥运村的费用。所有国家奥委会都可以得到按每位参赛运动员1200美元标准的补贴，而且往返路费及居住在奥运村的食宿费全部由奥运会组委会来承担。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所有的国家在奥运会上均有一席之地。全球化，这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的梦想，它即将成为现实；体育能加强人类的团结，也能消除由于经济原因而产生的歧视。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也已发生了改变。在我看来，该委员会在过去的24年里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在此我想引用一句格言：“授之以鱼不如诲之以渔”。
于是，团结委员会已经从一个“授之以鱼”的组织转变成一个“诲之以渔”的组织。团结委员会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持续发展的挑战。我们认为应由各国国家奥委会来管理好那部分为资助运动员、技术人员和教练员创造条件的资金。只有在经济收入状况改善后，我们才有能力开展实施各项计划。我早就说过，奥运会的钱必须用在奥运会上。在新的通讯方式互联网的帮助下，我们从维迪堡每天都国国家奥委会传播有价值的资讯，便利了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间的相互联系，使得内部交流更加经常了。在凯巴·姆巴依（他的父亲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赞助下，我们实施了一为非洲小村落的青年们建设必要的体育基础设施的计划。每当忆起那时在距达喀尔（塞内加尔）不远处的阿索蒙特小村为庆祝首批体育设施落成而举办的开幕式，我就感到温馨与感动。那次，陪同我去的是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萨拉戈萨。同样，我也永远忘不了当我们返回洛桑时，经过了多少周折，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旅程。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在团结各国奥委会的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今，各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代表名额最多，这必将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更加巩固。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反兴奋剂斗争，运动员的健康
服用兴奋剂如同是残害体育事业的癌症。服用兴奋剂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而且是坑害我们青春年华的陷阱，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过去的21个年头里，我一刻也没有松懈对该棘手问题的警惕性。亚历桑德罗·德·梅罗德亲王主持的国际奥委会的医学委员会，在帕特里克·斯查马斯奇博士的有效领导下，对这一瘟疫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创建于1967年的医学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的一把利器，同时我想在此表彰梅罗德亲王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认真精神及果敢的魄力。长时间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通过它的医学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医学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禁止服用兴奋剂，列举出一系列违禁药物及违禁措施的清单，强制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必须接受医药检查，以及对违反相关医药条例包括运动员医药护理规定的人予以惩罚。
不惜一切代价的求胜欲会诱使运动员的领导求助于非法手段，达比对手高出一筹的目的。很多人以为只有服用兴奋剂才能在体育比赛中保持高度兴奋的状态。比赛愈来愈激烈，要在众多强手中脱颖而出的想法给运动员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他们服用兴奋剂。运动员一旦获得成功，金钱、荣誉就会蜂拥而至，他们会被视为真正的明星，可是这种一味追求创造体育辉煌成就的念头不应该置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于不顾。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制定长期的教育计划。为使国际奥委会能适应反兴奋剂斗争中变化的形势，在我担任主席的21年里，我反兴奋剂斗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幸的是，那些试图改变体育成绩的幕后黑手总是先我们一步，他们在一些置道德准则于不顾的所谓专家的帮助下，寻求着新的出路。随着检测方法的日益完善，他们又试图运用科学方法来制造新的阴谋，人为地扰乱自然的生理反应或是用多种手段来掩饰他们幕后操纵的结果。然而，运动员自身在很多情况下对此却一无所知。我想就国际奥委会在清除这一毒瘤、护运动员健康和消除竞赛场上的弄虚作假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稍稍列举些数据。
在1980年的奥运会上，接受反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在普莱西德湖，有440人；在莫斯科，有645人；在我主持的最后一届夏季、冬季奥运会中，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有621人，悉尼奥运会上有2700人。也就是说，在我的任期中，加强了检查的力度，接受反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人数增加四倍。检查结果呈阳性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有12例，汉城奥运会上有10例，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有5例，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有2例以及悉尼奥运会上有9例。没有人能想象得出，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保护人，我是如此一贯地、坚决地反对有悖于体育运动准则的行为。这些准则先由我们国际奥委会颁布，继而日益增多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甚至还有各国政府都加入到这一行列。尤其是服用兴奋剂，违背了体育的本质，也诋毁了被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自己看成是神圣理想的体育灵魂：即超越自身极限（更快、更高、更强），力争出类拔萃，得到社会认可和达到完美的境界。全世界上亿的运动员自愿接受我们的原则尊重我们的理想。他们诚实的行为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鼓舞，激励我们彻底拒绝设置陷阱的诱惑，因为一旦从事那些有害行为，他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就会面临危险。一桩因服用兴奋剂而致命事件要追溯到1879年的波尔多至巴黎的自行车比赛上，英国运动员林顿在服用由他的经纪人（一位自行车厂老板）提供的一种兴奋剂后死亡。到了1910年，吸氧的做法在比利时和英格兰的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