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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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钠毡槁桌碓蚋艘钥炖帧Ｋ裕拾挛嵩谖幕矫娴墓ぷ魇窍嗟敝匾摹０ダ铩げ悸状髌嬷飨彩钦庋斫獾模幕被岬拇唇ㄋ拇Ρ甲吖沼谠�1968年于墨西哥城举行的第68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文化委员会确定的首要目标是改造1915年由皮埃尔·顾拜旦在洛桑首创的第一个奥林匹克博物馆，到1993年博物馆的改造工程竣工，奥林匹克现时最好的橱窗对公众开放。事实是，在我工作日程中，安排在重要位置之一的是力促文化委员会更好地开展工作。1995年，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何振梁先生出任文化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位善于把奥林匹克运动的如此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进一步推向前进的主席。他提出了一些能够给奥林匹克注入活力的新的构想。这些构想有近期的，也有中期的，都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实现，如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举办了一次在199个奥委会成员国中出版的与那届奥运会有关的作品展；1997年在洛桑举行了“体育与文化”论坛；1998年举行了“奥林匹克艺术与体育竞赛”，当今世界上许多年轻艺术家通过这项规模空前宏大的赛事，再现了艺术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和存在。此外，在2000年里，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我认为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在洛桑召开了“国际奥委会及其文化政策”讨论会，我们大家都参加了。在讨论会上，我们不仅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业已走过的历程，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以后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第二件是举办了“奥林匹克体育与文学”竞赛，这次活动更好地体现了我们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关于艺术的思想。因此，我很为之感动。根据国际奥委会2000年委员会的建议，“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与教育委员会”（才能出众的希腊国际奥委会委员尼科斯·费拉雷托斯为该委员会主席）与“文化委员会”合并，组成了现今的“奥林匹克文化与教育委员会”。两个机构的力量合到一起，今后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上述各项竞赛无疑是那些帮助我们传播奥林匹克价值的专业人员的努力的最好奖励。同时，也证明奥林匹克形象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电视镜头与图像的介入，一件事在几秒钟内会传遍全世界。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我们举办了题为“最好”的竞赛，奖励最好的体育照片。而由洛桑市与瑞士罗曼德电视台赞助的“金戒指”奖，则授予在大型体育比赛中拍摄的最佳电视体育片。这两项奖励的举办给我们提供了了解伟大时刻的实证，所有资料都被精心地保存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音像档案柜里。这样一来，我们的图像记忆库将会日趋充实。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非常重教育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宣传。根据我们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签署的协议，在那里组建了一个奥林匹克教研室，该教研室得到以米盖尔·莫拉加斯教授领导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支持。能够在一所大学里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吗？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这些年的工作得到了正式承认，在大学校园里对奥林匹克也感兴趣了。
此外，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与洛桑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一些与奥林匹克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如电视的覆盖面问题，奥林匹克志愿者问题，承办奥运会带来的经济效益问题，奥运村以及奥运会基础设施的利用问题等等。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社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在持续增强。最好的证明是来自世界各地参观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游客与日俱增。参观者们不仅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感兴趣，而且对奥林匹克的现状与未来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各种文化形态都在从奥林匹克的源泉中汲取营养，这里我指的是雕刻、绘画，尤其是人称第七类艺术的电影，一场以形象来诠释与传播奥林匹克价值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正在兴起。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们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运动员努力奋斗、激情洋溢与顽强拼搏的情景。我永远忘不了那部名曰《如火的战车》，我还记得克拉于德·莱卢什和卡洛斯·绍拉导演的《马拉松》以及比尤德·格里斯彭导演的关于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的十六天》，还有莱尼·列芬斯塔尔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会忘却的《奥林匹亚》（一部关于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影片）。列芬斯塔尔在她98岁高龄时，参观了奥林匹克博物馆，亲眼看到她当时录制的全部资料与其他图像资料完好地保存在档案室里。
1981年，举行第一个“奥林匹克周”时，原想在洛桑放映列芬斯塔尔的电影片《体育场的英雄们》，但在放映前几个小时，我收到当地政府的一个通告，说有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人要抵制放映，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纳粹制度的颂扬”。今天，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然而那时我还是决定更换片子，换了一部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纪录片。换片通告张贴出去以后，一帮青年人离开了，大约有80人。原来他们都是抵制者。举办奥运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它将来自全世界的人聚集到一起，并通过他们传颂亲眼见到的一切。因此，对东道主来说，这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形象的绝佳时机。为此，文化奥运应运而生，即在体育比赛进行期间，举办展览会、文艺会演、音乐会等一系列文艺活动，邀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上的文化节目，更能向世界人民展示主办国的民间传统特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汉城奥运会上的民间舞蹈、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那令人难忘的“地中海风情”，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奥运会上对土著居民文化的展示。我在任的21年间，总共旅行数百次，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我得出了下述结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是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如石油）的国家，而是那些对人民实行最好的教育制度的国家。经验告诉我，对第三世界国家最好的援助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情的现实还告诉我，对上述国家的经济援助是如何化为乌有的。我再说一遍：一个民族最好的财富就是对人民进行教育。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女性在奥林匹克主义中
在我任主席的21年里，女性参加体育活动和奥运会一向是我关心的问题之一。体育，不论你认为是比赛还是参与，已经变为一种不能止步的社会力量，它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结构，还关系到妇女的地位问题。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是不允许女运动员参加的。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虽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革新者，但是他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仍然只是对男性运动员的赞颂。不过，他的这番话并没有维持多久，在1900年于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上就有女运动员参加了网球与高尔夫球项目的比赛，虽然只有19名女子参加。此后，女运动员的数目每一届都有所增加。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必须以事例加以说明。为使奥林匹克运动更加充满活力，更具社会代表性，它就应该把大门向女性敞开，让女子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我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下列一些女子项目：射击、自行车、网球、乒乓球、帆船、羽毛球、柔道、滑雪射击、足球、垒球、冰壶、冰球、举重、（现代）五项、跆拳道、（铁人）三项。
上述这些均列入到奥运会的规定比赛项目之中。而且，国际奥委会还通过决议：凡将来新增奥运会规定运动项目，都必须包括女子比赛。如今，女性运动员在25类运动中132项中参赛。总的参赛人数中男女比例如下：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我主持的第一届，男女运动员所占比例分别为：77％和23％，男运动员总是比女运动员多一些。在我主持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即悉尼奥运会上，男女运动员所占的比例为：61％和39％。在我任主席的这21年中，参赛女性增加了四倍，从洛杉矶的1567人增加到悉尼的4063人。在1988年的日本长野冬奥会上，75％的参赛国的国家奥委会有女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该比例数提高到9548％。以上数字足以证明女子体育运动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济困难的问题，而且在某些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反对女子参加运动的陋习，他们总是借口还有许多更为急迫的事要做。但事实是，即使在上述国家中，参加运动与比赛的女性也越来越多，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的援助计划，国际奥委会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以减轻对女性参赛的压力，尤其是从经济上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女运动员。
与此同时，还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的体育援助计划，举办地区性的讲习班，办一些专门培养女性体育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体育记者的讲习班。我还想提一下，我任主席初期，在1981举行的巴巴登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选出了两名女性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一名是委内瑞拉的弗洛尔·伊萨娃·丰塞卡，一名是芬兰的皮尔约·哈格曼，后者在盐湖城危机之后辞去委员之职。1990年，弗洛尔·伊萨娃又成为第一个当选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女委员。我们的政策是在各个联合会与各国的国家奥委会的领导层中，女性委员应占10％。从2003年起，上述比例数应增加到20％，这个比例在我们国际奥委会中已经达到了。
国际奥委会在1994年的奥林匹克百周年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确保女性在各级世界性比赛中能够参加，确保女运动员与男运动员机会均等原则的实施，这样她们就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百周年代表大会上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必须促进女子参加各级体育运动的条目。另外，在我的倡议下，建立了一个称之为“女性与体育”的工作组，由前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美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阿尼塔·德弗兰茨领导。她作为女权的拥护人，担任过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而且参加了莫斯科选举，竞选主席。
建立“女性与体育”工作组是为了通过它向执行委员会适时提出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才可以加强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关于此问题曾经召开过两次世界性会议讨论：一次在洛桑，1996年；另一次在巴黎，2000年。虽然看来女性参赛已确有保证，但这些年我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加强女性在体育组织决策机构中的责任和比例，不论是在各个国家奥委会中还是在国际体联中都应这样做。
这一点我在前文已阐述过。当然，我也感到骄傲与自豪，在我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第一次选举女士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现在看来这都很平常，仿佛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在1894年到1981年这么长的时期内，竟没有一位女性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我任期结束时，有13位女性被选进了国际奥委会，占总委员数的11％，她们是：弗洛尔·伊萨娃·丰塞卡（委内瑞拉）、诺拉公主（列支敦士登）、阿尼塔·德弗兰茨（美国）、安妮公主（英国）、维拉·卡斯拉夫斯卡（捷克）、居尼拉·林德伯尔格（瑞典）、吕圣荣（中国）、皮拉尔公主（西班牙）、娜瓦尔·埃尔·穆塔瓦凯尔（摩洛哥）、泽温斯卡（波兰）、克鲁科斯（加拿大）、迪珊塔（意大利）、奥尼尔（澳大利亚）、格林黑格（英国，名誉委员）、弗兰苏瓦瑟·兹韦伊弗尔（瑞士，奥林匹克博物馆馆长、秘书长）。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是当今世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当然也影响到了奥林匹克主义。在我任主席期间，我们研究了一项尊重自然的政策，并为挽救地球、挽救自然，采取了非常重要的措施。奥林匹克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一向都很敏感，1972年举办奥运会时即表明了它尊重自然的信念：倡议在慕尼黑建造一座拥有品种繁多的本地植物公园。每个国家的奥运委员会在园内种植一棵乔木或灌木，作为运动和生命结合在一起的象征。我认为，诚实地讲，继体育和文化教育之后，我们应当把尊重环境作为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三个内涵。1990年，我们第一次计划实施一项战略措施，即加强国际奥委会与奥运组委会在准备工作方面的联系。1994年于巴黎召开了“团结大会”，1995年于瑞士洛桑召开“世界体育与环境大会”（与会者达到150人），同样的大会还在1997年于科威特（200人与会）、2001年于里约热内卢（与会者达到300人）举行过。此外，还组建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匈牙利人保尔·施米特任主席的“体育与环境委员会”。
这些都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在环保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对申办城市生态问题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建筑工程在环保方面必须要尊重法律和国际规范；提交“生态影响”的研究计划；提出改善环境的计划；针对交通运输服务方面，确定采取的措施，以减少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公路网络的影响；治理垃圾和废弃物方面的措施；节约能源的方案和有关生态组织的关系等等。为了使奥运会设施能够适合东道主城市真正的需要，国际奥委会对修建必要设施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一直在维护这样一个理念，即举办奥运所必要的体育设施在奥运结束后，不应成为巨大的体育圣殿而空空如也。国际奥委会倾向于根据观众对观看奥运会的巨大需求，建造一些临时性的必要的设施。一届奥运会的遗产应该被承办城市的大众所享有。奥运会不应该成为举办城市的历史重负。国际奥委会试图付诸于实践的生态政策是以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类社会和福利的责任为基础的，符合《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原则。
它始终强调要采取一种积极的、促进的态度，要超越奥林匹克运动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