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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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什么都容易被忘记的状况，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建立WADA是我的主意，是我在基利的车上想出来的。他（基利）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是组织环法自行车赛的公司董事。我的提议于1999年国际奥委会洛桑会议上被通过。我认为，要想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体育部门就要建立同政府和政治组织的紧密合作关系。整个悉尼城生活在奥运的氛围中。这届奥运会会标集中了所有澳大利亚的传统要素：整个轮廓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身上涂着澳大利亚的传统颜色：有飞镖，有太阳和沙漠的影子，还有悉尼的港湾和沙滩。奥林匹克的火焰就是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在无边的海湾和巨大的悉尼港大铁桥上方是巨大的奥运五环，这是世界上体育团结、友爱的象征。悉尼创造了一项记录：199个参赛国，10720名运动员，其中男运动员6616名，女运动员4108名。共有18类300项比赛。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断有：朝鲜和韩国的代表团在同一面旗帜下走进奥林匹克会场；东帝汶的4名运动员在“奥林匹克个体运动员IOA”的旗帜下列队行进，他们不再代表印度尼西亚比赛了；女子现代五项运动首次比赛；铁人三项及跆拳道被正式列为奥运会项目……
关于体育比赛的主要情况总结如下：400米短跑金牌得主美国人迈克尔·约翰逊；100米和200米双料冠军马瑞龙·琼斯；土著运动员凯西·弗里曼，真正的当地女英雄，她点燃了圣火，夺得400米短跑冠军后，披着澳大利亚国旗和土著旗帜绕场一周；英国人斯蒂文·雷德格雷夫连续夺得五届奥运会冠军；沙滩排球火爆；索普在游泳比赛中称雄。我还要提几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越南从1980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在跆拳道项目上获得了第一块奖牌。有些国家比如印度、斯里兰卡和哥伦比亚的女运动员第一次站在领奖台上，这是对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参加体育运动的政策的支持。
第六章 21世纪的国际奥委会21世纪的国际奥委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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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危机1997年，在洛桑市举行的年会上，我再次参加了竞选并成功连任，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连任。早在1989年，我获得一致通过，连任成功。我的一些朋友曾经建议我，应利用好1996年亚特兰大举办的奥运会百年庆典活动，为自己在奥委会的工作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而另一些人却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完成那些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旨在对国际奥委会机构进行改革的一系列方案。我不得不承认，完成改革的目标确实吸引着我，并且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大挑战：我诚挚地希望21世纪的国际奥委会是个更开放、更现代化、更透明、更接近大众的组织。
总而言之，是焕然一新的。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深知我的意图：积极推动将新鲜血液注入到有所僵化的奥林匹机构中。委员们自然都害怕会失去他们的一些特权或缩减他们的权限，因此为了使我连任，必须就修改《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达成协议。以我的年龄来说，已经不可能重新参选了，我早已超过了规定的年龄限制。说真的，我热切希望自己继续为奥林匹克事业服务下去。一切都运转得非常好，自己的愿望是以奥委会主席的身份进入新千年。
盐湖城丑闻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1998年11月24日这天。我从一个叫KTVX的不出名的地方电视台得知那个可怕的消息，它直接影响到奥林匹克机构的名誉：一些奥委会委员的子女接受了犹他州大学的奖学金，交换条件是在众多申办2002年奥运会的国家中，承诺投盐湖城一票。盐湖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弗兰克·乔克里克在回答我的询问时称，这是“人道主义援助”，并以为此事就这样束之高阁了。起初，仅仅是在地方台播放的不起眼的新闻，但我很快便发现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了。果然不出所料，某些总与国际奥委会找麻烦的新闻媒体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攻击我们，于是，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首先同姆巴依法官进行了会面，全面委托他调查此事。
所有人都深知在我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他已成了我最亲近、最有效、最忠实的合作伙伴。由于与他的这种特殊友谊，我不仅把他当作同事，而且是我的非洲兄弟。时间到了1998年年底，确切地说是12月。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在瑞士人马可·霍德勒先生的一篇声明之后。他是国际奥委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资深律师。据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说，盐湖城投票过程中充满了一系列违规行为。对于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他们当即掀起一场恶毒的攻击战。令我吃惊的是，马可·霍德勒的这些尖锐的批评是通过媒体透露出去的，而不是在执行委员会内部提出的，而他本人从1985年起就是执委会委员了。
我非常痛心地通过报纸了解了他的意见，不知情者还以为我限制他的言论自由。但我认为那些批评首先应在自己“家”里，也就是国际奥委会内部提出，如果不能解决再向外界公开。在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我在我的办公室约见了盐湖城组织委员会主席，他由他的律师陪同。我由霍德勒、阿尼塔·德弗兰茨和梅·卡拉德等陪见。他们向我出示了许多文件，上面列出了组委会所有支出款项，国际奥委会在职委员的名字屡屡出现。这种举步维艰又前所未见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不能妥善处理那些违反国际奥委会章程的委员们，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机构的公众形象。但也不应错怪无辜的人，应该听取那些被指控的委员的辩词，当然也不能过分紧张或轻率地采取措施。我很快便清醒地意识到，事情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很可能演变成媒体炒作丑闻。对于这类新闻他们更是乐此不疲。我想是主动采取行动并防止外界指责我们因循守旧的时候了。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传达了先前从马可·霍德勒和阿尼塔·德弗兰茨参加的会议上得到的全部信息，我提议即刻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任命里理德·庞德为主席，全面负责此事。
同时参与该委员会的还有姆巴依法官、托马斯·巴赫、雅克·罗格和保尔·施米特。我要求他们立即开展工作，直到找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棘手问题的真相。我坚信这种快速反应能够使我们避免将来再遇到现在所面临的这类严重问题。在媒体上公开露面时，我表现得异常坚决：“如果需要清洗，我们将毫不犹豫。”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1999年一整年，我们都必须面对各方的批评指责，新闻界尤其是英国的传媒极力报道这次腐败丑闻，以致使公众开始怀疑每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我总是鼓励大家，不要受焦躁和紧张情绪的影响。当你面对一位新闻记者的时候，你总是处于劣势，因为记者们有权说最后一句话。我们惟一能做的便是向外界表明我们调查到底的决心。我们理应继续调查此事，直至彻底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但当他们深入进行内部调查时，这个丑闻已经在美国扩展开了。
大家都以为“浑水摸鱼，渔翁得利”这句谚语就要实现了，一场媒体拍手称快的清洗运动就要开始。突然有一天，联邦调查局对外宣称，他们将插手此事。此后第二天，我们被告知，乔治·米歇尔参议员也参加了另一个相应的调查。我们每天都会伴着一系列毫无根据可言的新控告吃早餐，我认为在那个时期，我们所有人都被传媒认作腐败分子，好像我们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去改变这种情况。惟一的解决办法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坚持到最后一刻。
如果需要清洗，我们将毫不犹豫。以庞德为主席的“内部委员会”悄无声息地继续着他们卓有成效的调查工作，对被指控的人进行了审讯并听取了他们的辩词。这项工作至此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令外界吃惊的是国际奥委会自身所提出的激进的解决办法，许多人不相信我们有能力采取强有力的办法，而认为我们是在进行一场肮脏的交易。但是“内部委员会”听从了我的指示，毫不含糊地建议：需清除十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其中有四人已经主动提出辞职，他们是芬兰的皮尔约·哈格曼、利比亚的巴希尔·穆罕默德·阿塔拉布勒西、斯威士兰的大卫·斯科休勒米·赛班德吉以及肯尼亚的查尔斯·恩德里蒂尤·米尤科拉。另外被提出从国际奥委会除名的六人是：厄瓜多尔的阿古斯丁·阿罗约、苏丹的责因·埃尔·阿伯丁·贾迪、刚果的琼·克劳德·根加、马里的拉米内·凯塔、智利的塞尔西奥·桑坦德尔以及西萨摩亚的保罗·沃尔沃克。我在1999年1月宣布将于3月召开历史性会议。当时我对于国际奥委会委员卷入这次丑闻感到极为失，并且深感痛心。我也是这样对外界表示的，但我仍保持着坚定不移的态度，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们已决定摈弃一切违反《奥林匹克宪章》原则的行为，并保证永远不会让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为了保护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及其理想，重塑奥林匹克运动在人们心中崇高的地位，我们有必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对那些委员们，并未指责他们有腐败行为或是接受贿赂，只是认为他们违背了就任奥委会委员时的誓言，是一群做了一系列有损国际奥委会形象的罪人。我还明确指出，这次危机的根源与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因素并无联系，大多数卷入此事件的委员来自非洲、拉丁美洲或大洋洲，这个事实给某些别有用心之人以口实。今天我要明确地予以拒绝！这些违规行为仅仅是个人责任行为，任何借题发挥都是居心叵测。由“内部委员会”所提交的建议已被执行委员会采纳并在全会上通过，提议成立“道德委员会”，由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一名运动员和四位有独立观点、能力出众、有国际声望并被外界公认的知名人士共同组成。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国际奥委会中形式多样的责任制度，具体说就是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申办程序和投票方式，以及筹组和举办事宜等等。同时也负责推动一些有积极道德意义的活动，保证机构的透明度和在贯彻道德原则时的各方责任，监督执行各项规定及行为准则。我当时认为，这个委员会应由一个特殊的人来负责，他首先应该是个权威的法学家，并且富有爱心。这个人的形象或者说大致轮廓被锁定为凯巴·姆巴依法官。
我个人对他极为尊敬。其他成员为：猪谷千春（日本国际奥委会委员、科蒂纳丹佩佐运动会金质奖章获得者）、艾德温·摩西（美国，具有传奇色彩的田径运动员）、罗伯特·巴丁特（法国，参议员、法国宪法委员会前主席）、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鲁，联合国前秘书长）、霍华德·贝克（美国）、科特·弗格勒（瑞士联邦前主席）、尼安·史蒂芬爵士（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前法官，前总督）。不管怎么说，正如我在组建该委员会的大会结束时所说的：“推动道德文化是国际奥委会每个成员的责任，对于奥林匹克理想，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身体力行。”在洛桑举行的第108届全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从未见过仅仅为了追踪报道这样一个严重事件而涌来如此众多的媒体。但若从经济影响来说，根据盐湖城所做出的评估，涉及的数目不足100万美元。而令我们震惊的是经核实，就在同一时间，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涉及欧盟对俄国1000亿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帮助的丑闻。没有人在领到佣金的时候对调查这种腐败现象感兴趣。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们，措辞严厉的文章、危言耸听的标题全部指向国际奥委会。
我们也全部被不加区分地认作是罪人。也就在那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性，它竟能激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它的知名度空前扩大。自然少不了对我进行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甚至有几家标榜自己为独立而严肃的世界级报纸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纷纷要求我辞职。我也在那时清楚地意识到：我不能轻易放弃，不能遇到风浪就离开国际奥委会这艘航船。我应对我担当的职务负责，而不受某些媒体左右。我只对选举我的人负责，也就是对国际奥委会的委员负责。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不能离开这艘航船，因为这样就更会留给那些对我有不公正评价的人以口实。正是出于此原因，在这次历史性会一开始，我请求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进行一次信任投票。大部分委员都建议我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可这正是新闻界为再度攻击我而期盼已久的做法。那天晚上，我决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甚至在开会前几分钟，我和重要新闻机构的代表们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并将此决定告知他们。于是，这条消息迅速传到了世界各地。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屈服于外界的要求和压力。实际上，我不想让人以为这种方式是某些国际奥委会委员提议的或者某些新闻记者提出的，这样我便抢先了一步。结果是：会议如期进行，资深委员若让·阿维兰热（足球运动功不可没的领导人）要求为我投信任票，最终我得到了大会的肯定。就我个人而言，我由衷地感激他，但同时我也深知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应给世人以更透明的形象及解决问题更积极的态度。事关我们的可信度，所以我下令进行无记名投票。我把主席位置让给时任第一副主席的保尔·施米特，自己回到办公室。30分钟后，他们告诉了我投票结果。我不得不承认结果令我意外，要是有人在投票统计之前对我有什么预告的话，那我一定难以想象得到：86人赞成、两人反对、一人弃权。
我接受了这一事实，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战役依旧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丑闻的披露，宛如一只封存许久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它的盖子，藏在其中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就豁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不能不让许多为奥林匹克理想而无私奉献的人感到伤心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