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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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后，我出席了我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数十位摄影师在拍照，来自全球的四百多名记者就当前的一些话题向我发问。出于对基拉宁主席的礼貌与尊敬，我一个都没有回答。我尽量使我第一次的发言清楚而有力：“我保证，我将为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为传播和平的准则，为全世界的年轻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而奋斗！〃这一席话也拉开了我21年任期的序幕。贺电很快从我的祖国纷至沓来：第一封发自国王胡安·卡洛斯，然后是首相阿道夫· 苏亚雷斯、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约瑟夫·塔拉德利亚斯等等。还有一份意义重大的来自巴塞罗那市市长纳尔西斯·塞拉的特殊祝贺，他和我一样深知，我的就任是巴塞罗那市申办1992年奥运会这一长期历程的开始。这一点，在他对《加泰罗尼亚日报》记者的讲话中有所流露。我身边的人还有体育界的朋友，都对一个西班牙人当选为国际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感到由衷的高兴。西班牙社会也对我的当选做出了积极评价，各政党、各反对派、工会、企业界发出的同一声音让我在感到自豪的同时又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理所当然，莫斯科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也愿意在这座城市卸任。
第三章 定居洛桑最初的举措
我得承认，在莫斯科当选后我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日子。那段时间我的精神陷入了低潮：我感到责任重大，担心自己无法担负起领导世界第一大体育组织的重任。我还得在莫斯科待到10月底。我从大使馆正式离任的日期是1980年10月12日，那天正好是西班牙国庆日。驻世界各地的西班牙外交使团通常都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我暂留莫斯科是的值此机会我从大使的位置上离任，并以新任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接替我担任驻苏联大使的是佩利那特侯爵，我去伦敦拜访了他。他当时担任驻英国大使。我向他通报有关莫斯科的情况，便于他完成新任使命。我是一个人乘船从苏联返回巴塞罗那的，在归程中不幸传来了挚友马里亚诺·卡尔维诺逝世的噩耗。我拜会了我国的领导人，并开始认真地构想未来的蓝图。我甚至同时任体育国务秘书的赫苏斯·埃尔米达探讨过在马德里建立一个奥委会主席办公室的可能性。我非常感谢他向我提供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并按我的要求给了几处房舍，以供在首都马德里设立一个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办事处。换言之，我将采用同我前几任相同的方式，重复他们走过的道路，把我自己的国家作为办公地点。
上任伊始，许多事情正如我预感的那样发生了。国际奥委会的地位非常不稳固，不只是在财政经济来源方面，更主要的是其形象和威信，由于不久前发生在莫斯科的抵制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及外交影响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很多人认为国际奥委会生命垂危，某些悲观的人甚至相信奥委会已时日不多，1980年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或许是最后的一届了，1896年诞生于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走到尽头。因此，尽一切可能克服这种悲观的令人沮丧的情绪成了当务之急。
8月初我前往洛桑，我在那里建立了同当地的、地区的及联邦政府执政者的官方联系。由于我有一个当年在市政府的好朋友、好伙伴费尔南多·里瓦提供消息，我能够及时了解在洛桑所发生的一切。里瓦也是体育界人士，曾担任过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秘书长，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在洛桑定居。由于他的关系和工作效率，使我迅速地掌握了当时的情况。没多久我就意识到，很久以来一直是莫尼克·贝尔里欧斯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手段领导着国际奥委会，她甚至已经超越主席而成为奥委会的头号人物。这使我最终明白如果我不在洛桑长住下来，那么我的地位在她这位总干事所显示出的力量面前将变得十分的孱弱，正如基拉宁主席在他整个任期内被架空那样。于是我决定正式在洛桑定居下来，我要成为国际奥委会名副其实的主席。
我确信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这位国际奥委会高官时，她非常不悦，因为她明白奥委会中不能有两个头，要么是她，要么是我。一段长期的历程开始了。我在维迪堡一层的一间小办公室住了下来，这样开始了我的工作，开始了同贝尔里欧斯女士经常的碰撞。我从不让她独当一面，以防止她进一步扩展特权。我们的冲突不断，我甚至意识到自己一直受到一些官员的特殊监视，他们向她汇报我的一举一动。我感到自己被控制起来了，他们一
刻也不让我独处，我无法自由地开展工作。
1981年底，我们在萨拉热窝召开了一次执委会议。在会上我对委员们提出，在这样一个与我的管理存在对抗的环境中我很难领导好奥委会。我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组织中，领导权只能在当选者的手中，也就是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的手中。而当时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争论令人相当不快。莫尼克·贝尔里欧斯女士突然站起来拂袖而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征兆，说明她准备在我们商定的特定的条件下离开奥委会。
有一个人我一直对他非常尊敬，而且他也一直在支持我，这个人就是时任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亚历山大鲁·西佩尔科。他断言贝尔里欧斯女士在被我警告以后，事情会发生改变。因此他提议执委会对她的职责予以具体限制。
最终，我们贝尔里欧斯女士达成协议，虽然时间很快就证明这一切毫无用处。争斗并没有停止，冲突仍然像以前一样在继续。时间过得很快，洛杉矶奥运会近在眼前，因此我决定等到1984年夏奥会结束后，再向执委会提出她的革职问题。我确实这样做了，那是1985年6月在柏林，我经过仔细考虑向执委会提出免去她的职务。最终达成了弃用她的协议，但这也是在当时来说以非常高的经济条件为代价的。这些条件由三位执委会成员共同商定，他们是德国人拜茨（一个在他的国家声名显赫的人物）、比利时梅罗德亲王以及罗马尼亚人西佩尔科。同时，我们决定任命雷蒙德·加夫内为国际奥委会总干事。最初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旨在调整那些不愿忠心为奥运服务的人。新上任的总干事很快就表现出正直的工作作风，这无疑是秉承了他担任瑞士军队陆军上校的职业特性。
从那时起，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正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了，而且执委会也变成了这一组织中最为重要的机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非常感谢雷蒙德·加内夫先生，在那关键时刻所做出的一切，他应该接受来自奥林匹克尤其是我本人的深深的谢意。
同时在1985年夏，弗朗苏瓦瑟·兹韦伊夫尔女士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秘书长。毫无疑问，她是在我工作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人之一。她的干练表现在许多方面。我还要补充强调一下她的个人魅力，或许在我认识的人中再没有人比她更有亲和力了。国际奥委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她钦佩不已，特别是那些遇到困难的人，他们知道从她那无比的仁爱和非凡的工作能力中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我从一开始就感受到，除上述莫尼克·贝尔里欧斯女士的问题之外，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我遇到了难题，这就是各国际单项联合会与国际奥委会越来越分离，人们对各个国家奥委会的误解以及对他们到底该起什么作用全然不知。
但此时不是抱怨的时候，而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我认为一个世界奥协，从许多方面讲，工作效率都不会很高，而把职能分给五个大洲，成立各洲奥协，情况就会好多了。欧洲已经有了这样的机构，而在非洲则由我主持在多哥的洛美建立了一个非洲奥委会协会。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为了使议题得以进展，我不得不竭尽全力。一开始，我们在停止尼日利亚人亚布拉罕·奥尔迪亚的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主席职务的工作上遇到了许多麻烦，然而最终我们还是使事态向利的方向发展。
1981年6月28日我终身难忘，因为在我环球飞行的几百万公里中，从洛美到马德里是我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旅行。当我们已飞上蓝天，马里奥·巴斯克斯私人飞机的驾驶员才发现飞机的起落架没有收好，因此不得不低空飞行，这耗费了更多的燃料。第一次着陆以便补充燃料是在马里的首都巴马科，在那里我们遇上了令人吃惊的事：竟然不接受用美元支付，不得不乘出租车前往15公里外的一家旅馆用美元兑换当地货币，这整整浪费了两个小时。
第二段航程是从巴马科到达喀尔。我同马里奥·巴斯克斯以及他的秘书希门娜玩起了多米诺骨牌。由于出现故障，飞机的续航力减少，只能飞这么短的航程了，于是我们又到了第三个中转站：毛里塔尼亚一片荒漠的努瓦布。
从那里，我们直接飞到加那利群岛。从帕尔马（西班牙）至马德里的航班23点起飞，飞机已经满员，但他们向我保证可以弄到一个座位。至此，我已经在飞机上度过了17个小时，而竟然还没有离开非洲大陆！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被告知没有座位了，只好下来。真是没完没了的倒霉事。因此，我只得继续搭乘马里奥的飞机。在塞维利亚短暂停留后，凌晨五点钟我们抵达马德里。这时我们离开洛美已近24个小时。而对于我来说，到洛桑还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为了推动非洲国家成立奥委会协会，这次我历尽坎坷，旅途总共花了30个小时。
我能够马上推断出，等待我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的支柱，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另一个支柱，我们与国际体育联合会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冷淡又不可靠，还经常陷入危机。除此之外，我发现了一个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其新任主席的奥委会，认为他无法实行有效的管理而自身难保。但是时间和事实都让他们失望了。
我意识到各国际单项联合会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们同这些机构的关系相当不稳固，特别是同聚集这些单项联合会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的关系尤其不牢靠。这一组织的主席是瑞士人汤姆斯·凯勒。此人自恃总会的力量强大，一直不把国际奥委会放在眼里。他对国际奥委会的敌意是事出有因的。布伦戴奇主席曾许诺提名他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但等到真正出现一个空缺时，却决定提名另一名瑞士人雷蒙德·加夫内（此人于1969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件事确实让容易冲动的凯勒恼羞成怒。
凯勒担任久负盛名的国际赛艇联合会的主席，他如同一名划船运动员，工作不遗余力。1967年，凯勒与法国人罗格·库隆一道推动了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的建立。因此他在夏季运动与冬季运动的众多体育联合会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气氛不断恶化，凯勒经常发出威胁，对奥委会提出批评，摆出一副对立者的姿态，毫无协商的意思。他利用德国的媒体，《明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反对我的措辞强硬的报道，幕后主使就是他。他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让我失去了耐心。
但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对我们和各联合会来说都是很理想的。首先，我们全力支持瑞士律师马可·霍德勒（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从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AGFIS）退出，建立一个冬奥会项目的国际联合会。1982年，国际奥林匹克冬季运动联合会（AIWF）获得了正式承认。
成功就在眼前。1983年6月，一个夏季奥运会项目的联合会同获准成立，这就是国际奥林匹克夏季运动联合会（ASOIF）。两位意大利人佛朗奇和卡拉罗想了一个办法：让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这一奥林匹克运动会头号项目—田径协会的主席普利默·内比奥罗来担任夏季运动联合会的头号人物。他是一个能干的意大利人，他使田径运动发生了革命。作为一个忠实的同盟者他一直对我不错。他同时还领导着国际大学生运动会的组织者——（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直至逝世。
新诞生的夏季运动联合会力量强大，这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决定与该会商谈怎样把出售电视转播权得到的钱分给各国际单项联合会。随着内比奥罗对凯勒的胜利，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完全失去了其昔日的首要地位。它的存在已毫无意义。之所以还有这个总会，是因为它的主席是韩国人金云龙，他是我一直支持的一个朋友。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的作用已仅限于组织一些年会和有关体育问题的论坛。
凯勒于1989年辞世。从巴登巴登会议上的对立到败在内比奥罗手下，对他是个很好的教训。事实证明夏季运动联合会与冬季运动联合会的分离非常有益，这大大有利于与国际奥委会的团结。
我一直清楚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重要性。正是这些联合会推动着世界体育运动的日益发展，因此我对他们非常关心并和所有的联合会主席都建立起了良好关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当时的想法是使所有的国际联合会主席将来都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我得承认，自己并没有让他们全部成为委员，但人数确实上升了，已有18位委员是各国际（单项）联合会的主席。我宏伟的目标——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日益得以巩固。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位于瑞士的国际奥委会的处境。从1915年起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就在莱芒城，但我们一直没有获得官方的承认。换句话说，在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的地位还仅仅相当于一个小俱乐部。我当选15天后就开始同市政、地区当局进行接触，为的是让他们看到我们宏伟的构想。我凭记忆向他们一一列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