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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

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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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问题? 
  元佑二年的正月十七,在给太皇太后所上的一份两千多字的表章中,苏东坡只是略叙了他本人的职分以及对玩弄政治手腕的谴责,便开始了他对宋朝“民主风气”的竭力争取。苏东坡认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政府官员都统一了认识,或决议“全票通过”之类的虚景并非国家之福! 
  国家干部,不论职务大小,都应当真实的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风气,于人、于事,才有助益。倘若领导赞同我说对,皇帝挥手我前进,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 
  对于自己与直接上级司马光在免役法方面的争论,苏东坡认为是正常的,二人是在尊重彼此意见基础上的意见不同。但现在虽然司马光已去世,政府却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这不是司马温公的本意,相信太皇太后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些唯唯诺诺的乖孩子。――还是朝内民主好。 
  对于政府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铜钱的用途,苏东坡支持了已经决议了的一半:拨出半数用于西北战事,下余的半数,苏东坡建议把此款用于安置复退军人,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 
  中书舍人任上,苏东坡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司马光主政时虽然宣布废除“青苗法”,但并未实施彻底,只是对于这种“扰民措施”深化改革了一些,是苏东坡数次上表才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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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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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第70节 
作者: 子金山 
         
  八月初四的上表中,苏东坡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还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朝廷接受了他的一半请求,青苗贷款法被彻底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还需要“研究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就是六年之久,最后还是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才算“研究”出了“接受所请”的结果。 
  苏东坡最为力争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叫作“广开言路”。苏东坡向太皇太后再三提出:吾皇有道,就应该接近下层百姓,唐太宗时,能允许每一个人进宫廷直言,甚至包括平民百姓。而本朝初年,皇帝也是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的,也有平民蒙先皇接待。 

  但现在能见到太皇太后的人只不过寥寥十数人,太皇太后怎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这十数人凑巧都是庸碌之辈,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则太皇太后必然会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那天下情形岂不糟糕!就算是有其他官员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能得到及时答复吗?太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 

  再说了,好多事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语言交流极其重要!苏东坡以马病做例: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对于高官们只是担任上头传声筒的角色,苏东坡深痛恶绝,这点上他对王安石时代耿耿于怀,在给门下张耒的信中,苏东坡近乎谴责的写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 
  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贪腐大事方面,苏东坡认为贪腐与官员水火不相容,腐败源于吏治,出路在于改革。 
  国家官吏来自科举,但科举制度业已流于形式。四五次身为主考官的苏东坡有资格指责当前高考制度的弊端:考生与当官的关系近似于牛毛与牛角的比例,那就必然会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多设置官位就业则必然会使冗吏充斥。 
  这种矛盾其实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要不为什么“精兵简政”的口号能遥遥无期的喊下去?官太多,老百姓养不起呀!人民需要的是袖珍政府大社会,不是二者反过来。 
  “学而优则仕”!貌似公平,其实暗藏隐患,关键在于官员的社会地位高的人人仰慕,那就危险了!因为能当上的永远是少数人,而且被冠以先进人群中的尖子,如果不能恢复其实质上的“公仆”地位,这种尴尬与无奈将发展壮大至无法收拾。――特权危民害国啊! 

  但在北宋,任人唯亲已经盛行,上头没人想做官?甭想!考试只是给普通读书人设的一个局,能破局做官的人少之又少,体制内的人大多“亲连亲”,不是党派亲朋能做官? 
  事实是,好多“圈内人才”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当官,每届科考选三四百人,另外更多的人不用经过考试――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 
  对于很多读书人可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直抒己见:“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 
  这是在说:一个官职的门坎前,有四五个人守望着,争夺不择手段就是必然的了,这么费力当上的官,哪会不求渔利?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 
  “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 
  ――这些当官的,遍布全国,到了退休的年龄,提拔无望,专心敛财,除了贪财,正事不干,后门做官的十有八九都是如此,祸害老百姓的贪官不可胜数!这种照顾政策,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呀! 
  苏东坡建议坚决废除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干子女、亲属走旁门,为改变这种情形,他向太皇太后多次密奏。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皇太后阅后留中,勿转交与中书省。――毕竟这是种得罪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言行。 
  要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在行动上。 
  苏东坡有次见到一个考生在考场受到了监考士兵的侮辱:御林军士兵对考生的态度简直如同到了“新兵营”,维持考生秩序,犹如平定暴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逮住的那两个军官开除军籍回了老家。 

  此事不光在宋人笔记中有详载,宋史也记了一笔:“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当官的“亲连亲”,必然会导致官官相护。 
  有次对西夏的战事,竟然滥杀了大宋平民一万多人,当地驻军首长企图隐瞒不报。甚至朝廷的“中央特派员”也跟着维护 “官官相护”的优良作风,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致使大案被拖两年之久,毫无动静。被杀平民理应获得的政府赔偿,结果一无所得。 
  苏东坡把这些实情一一上奏给太皇太后,并且警告:如此忽视民情,不顾民生,势难收揽民心。 
  苏东坡的绝地反击、长期抗战,针对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是“堂吉珂德”式的对弊政的冲锋,这时的苏东坡绝对是一名国家干吏,看来早年宋仁宗所说的东坡具有宰相之才,一点也没有夸大臆断。 

  但是,苏东坡无心冲顶仕途也是事实,尤其当他明智的看透了政局不过是个赌场之后,苏东坡再次心灰意冷,坚决要求退出中央。 
  经再三恳请之后,元佑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命他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兼领浙西六区军马。――苏东坡的愿望实现了。 
  太皇太后及已经逐渐懂事的皇帝还是对苏东坡无比恩宠,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镀金鞍鞯、金带等礼品。启程时,八十三岁高龄的老太师文彦博,亲自为他送行。 
  文太师劝苏东坡从此不要再写诗,那是惹祸的源泉啊!苏东坡于马上大笑:“我知道,若写诗文,当有好多人准备做注释呢。” 
  (请看下篇:七十七、天堂地狱三餐事) 

日期:2009…11…22 08:30:25 

  七十七、天堂地狱三餐事 
  苏东坡重回杭州,十八年恍惚一梦! 
  今非昔比,太守与通判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通判杭州时,苏东坡公务少于诗酒游玩,现在是全权执守杭州,责任大于享乐!六地民生,付之东坡关注程度,一城安危,赖于太守身体力行。 
  物是人非! 
  就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的苏东坡,时年五十二岁,诗人虽然称老,实际刚过天命之年,从政经验丰富,却也可算年富力强。 

  尤其身份地位、外部环境,更是天差地别!苏东坡领袖中国文坛已成事实,并被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世所公认;谪升仕途起伏多变,心理上也可算百炼成钢;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而今天的苏东坡,弟弟子由已经由御史中丞迅速提升户部侍郎,继而升为任吏部尚书,并赐翰林学士,已经掌握国家人事大权! 
  苏门可说是上下有人,风头正盛;尤其还有太皇太后摄政顶端,苏东坡此时执掌一方,有些另类“政通人和”之味道。 
  但是,人生命运如杠杆,两头高低难说,中间不变,外部境遇何尝不是如此?苏东坡人非当初,杭州却也并不“物是”,环境逐年日变,却是逐步恶化,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苏东坡到达杭州时,竟是一派萧条,百业俱废,美丽的西湖竟也如同一潭死水。 
  要紧的还有: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 
  这年杭州大旱,收成大面积绝产,农民现在实际上是以往年存粮度日,一旦吃完呢? 

  市场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骤涨至九十五文一斗,民无食必将大乱,这才是当务之急。 
  新太守上任之初,杭州居民夹道而迎,人们不光是欲求一观东坡天下名人风采,更大的期待是能有官员复兴地方、救命百姓,现在这一切就看苏东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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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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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第71节 
作者: 子金山 
         
  苏东坡紧急筹粮二十万石,以十八万石出市平抑米价,直到次年正月,才算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 
  饥饿的威胁稍缓,旱情稍缓,水灾又临,苏杭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有积水者及达一尺余,百姓居无安所,又是大灾临杭州。 
  苏东坡开始连续七次向京城呼救,陈述灾情,吁请急速设法拨款。两次表章为“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其它叫“相度准备赈济状”。 

  接连的呼吁甚至惹烦了朝中所有大臣:全国哪里没经过天灾?怎么就你一个杭州多下了那么一点雨,就大呼小叫呢?何况杭州还驻有“中央特派员”,朝廷特使都一言不发,怎么就显着你苏东坡呢? 
  这倒是事实,苏东坡自己也从朝廷的各类官方报道中看到:周边地区的地方官们的奏报里无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越来越好”之类的喜讯,无一人据实上奏新近的暴雨和水灾。 
  所幸苏东坡极为太皇太后所信任,所奏必复,从其所请。杭州终于没有酿成惨祸。 
  但是上面照顾的实惠,大家都要分沾,这已是大宋官场惯例;救灾粮钱,层层还是被截留不少,比如有次朝廷拨来五万贯购粮款,到了苏东坡手里,就已经剩下不足三分之一了,没办法,苏东坡只好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买米,救灾如救火,人命大如天! 
  在一份给太皇太后的密奏里,苏东坡这样写道:“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 

  还有就是苏东坡的“防患胜于救灾”理论:苏东坡认为经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用于随时平抑米价,这是预防性救灾,当事半功倍。 
  这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可都是把灾年当作发财机遇的,商品越是紧张便越是囤积居奇,以待更涨,饿死人不关商人的事,没有刽子手的心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商人的本质就是利润,目的明确:以最小的代价掏光你的钱袋,诚信是手段,赚钱是目的,货真是无奈,价实是宣传,施舍是做戏,从政是还原。无商不奸,千古不变!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一个以商业大款主导的地球是个可怜的地球!那时,灵魂也会成为商品的。 
  政府就不同了,向民求利的政府绝对是最卑鄙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及格线。苏东坡请求朝廷做赔本生意:他请朝廷在当地或是外地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抑粮价,即使每斗赔上几十文,甚至上百文,比起事后救灾赈济来,还是划算的多,到那时几百万贯被迫拿出来,还是免不了先死一部分人的。 
  苏东坡用这种办法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并认为:把粮食向饥民施舍,永远是被动应付,浪费无用不说,关键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祸。根本办法则是预防,预防有两策:一为保收增产;一为有备无患。 

  为使太皇太后明白这个道理,苏东坡列举了以往的例子: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一场大饥荒临到了没有事先做防备的大宋,竟使朝廷拨出了一百二十五万担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结果还是有五十多万人饿死。死人不说,朝廷救济、免税等措施一共损失达三百二十万贯。 
  太皇太后照准了苏东坡的请求,有次甚至下令拨出一百万贯用于购存“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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