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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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未能将其折断。通过折筷子这个具体的比喻，乔映霞希望其兄弟懂得团结互助的道理；坚持发扬这种群体精神，使乔氏家族兴旺发达。
随着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日渐激烈。这时，山西人便集合同乡、同族，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逐渐发展为强势群体。“晋商”就是对具有地域性的山西商帮的笼统之称。
山西商人以地域乡人以及宗族弟兄为纽带结成商业群体。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作为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到了清朝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在山西商帮中，将关公作为敬奉的神灵。山西商人对关公情有独钟，因为关羽本人即是山西人。作为它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山西人祈求神威广大的关羽降福保平安。山西人经商范围的广泛使他们经常遇到天灾、人祸等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敬奉关公，在心理上希望得到关羽神威的庇护，消除灾难，保护其大富大贵。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商人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开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诚信守义 以义制利
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
山西商人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
晋商以诚信守义、以义制利为经营理念，勤劳守信、崇尚信誉。虽身入财利之场，却能够坚守儒家义利思想，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乔家的复字号商号之所以长盛百年，就在于其不图非分利润，靠信誉赢得了长期客户。凡复字号的商品，必保证质量，价格公道，决不会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使客户蒙受损失。因此，复字号就是信誉的保证。
有一年，复盛油坊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店员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虽说店里暂时受损，但因其诚实不欺，复字号的油成为信得过商品，商号也因此而信誉大增。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山西人经商以信以诚为本，招徕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划，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商借官势 发财保财
晋商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
晋商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在获得厚利的同时提升了家族乃至晋商整体的社会地位。
明代山西大盐商张四教其父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商人，其兄张四维、其舅王崇古则是大官僚。张四维官居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王崇古官居兵部尚书兼大总督，权势显赫。而王崇古之兄王崇义、父王瑶、伯父王现，也是商人。
张、王两族利用朝中有做官的权势，在商业上获得暴利，御史部永春巡视河东盐池时称“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其中所言势要，就是指四维、崇古；大商指四维弟、崇古兄。
山西商人凭借官方权势赢取暴利在清朝更为突出。晋商在明末清初之际，为女真入关提供了丰足的生活和军需品，可以说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一些晋商如范永斗、王登库等在清王朝“定鼎后承召入都”，享受“赐产”、“赐职”等优待，由在张家口名不见经传的商贩，一跃成为御封的显赫皇商。自此，范氏家族在长期垄断军粮运输和办洋铜中获得了暴利。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未发达之前，囊中羞涩，买官无银，在借债无门之际，求到了协同庆票号门下。协同庆老板久闻张之洞大名，又听闻张将有重用，便慷慨解囊，借银十万两为张买官之用。不久，张之洞果然荣任两广总督，为了报答协同庆的大恩，他将两广的官方财税解汇，全部交给了协同庆，协同庆也因此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借官势而谋利，与官合一，是晋商普遍使用的手段。除了那些显赫的皇商，大多商人均通过结交权臣及地方官吏，求得庇护，赚取钱财。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审时度势 精于购销
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西南北的金融命脉梳理畅通，稳稳地把自己放在中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地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番话正是对晋商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一种肯定。
他们在明初看到北方边镇市场的出现，捷足先登，充当边商，而兴起于商界。入清以后，他们看出清政府推行满蒙联盟政策后，旅蒙商业大有可为，又最先身入到蒙地，成为最大的旅蒙商，并控制了恰克图对俄国际贸易。这些都是善于审时度势的结果。
在晋商的个人或商号的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同样很重要。如平遥县人赵德普，原是读书人，咸丰八年经人介绍入协同庆票号，很快受到经理孟子元的赏识，破格起用，出任苏州分号经理。按照惯例，开设新庄，总号理应提供一些铺底资金。但赵德普分析了苏州的商业形势后，竟然不拿总号资金，仅携两名伙友，就到苏州挂牌开张，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不久，苏州分号因为政局动荡而出现艰难局面，赵德普在此危险之际受命调任兰州分号经理，他心不慌，神不乱，分析了国内形势后，妥善处理票号与政府的关系，使票号不仅在兰州站稳了脚跟，而且乘势在良州、肃州、宁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了分号，大大拓展了协同庆的业务。
后来，赵被任命为负责协同四川方面的总务。赵氏往来于成都与 重庆两号之间，协调两号关系，发挥各自特长，整整二十余年间，四川的业务居全号之冠。由于赵德普善于审时度势，被本号人称为“常胜将军”。光绪十三年，赵德普被财东提携出任总号经理。
晋商善于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做出准确预测，而且根据市场的变化提供顾客最需要的货物，最后达到产销两旺。如旅蒙晋商200余年长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砖茶，旅蒙商号“大盛魁”就自设茶庄进行砖茶加工。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就大量组织货源，并将斜纹布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奶茶用壶等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大盛魁”均按照蒙民的习惯专门加工。因此，蒙古牧民只要是见到大盛魁记商品，便会争相购买。根据蒙民游牧、居住点不定，分散而居的生活习惯，“大盛魁”采取流动贸易形式，组织骆驼商队，深入到牧民居住的帐篷中进行交易。蒙古牧区货币经济欠发达，“大盛魁”就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骆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在货源组织商有针对性抓住市场需求，以不变应万变，方便了蒙古牧民，从而使“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的经商活动获取了巨大的成功。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儒贾相济 学而优则商
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
山西人为摆脱贫困而选择经商之路，并以顽强的勤劳、节俭、拼搏、创新精神闯出前人未闯之路。当山西帮在黄土高原崛起后，当人们认识到进入商号、票号乃是一条安身养家的致富捷径时，家人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入商号、票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但并不是不重学，所谓资质高的，都是先经过私塾学习，学而优者才会被录用，所以进入贸易一途的俊秀子弟并非学而无术的庸碌之辈。因此确切地说来，山西人的习俗是“学而优则商”。至于中材以下始令读书，也不是轻视学业，而是把资质较低而心地忠厚的子弟托付于师门，寄希望于继续接受教育，读书明理，造就有用之才。
在祁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宝堂皇”。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山西商人的发展影响到山西习俗观念的转变，而重商重学的习俗观念又反过来保证了山西商人对人才的需求。
山西商人中，从明至清有大量亦官亦商的家族，如明代张四维官至内阁要员，其父亲、叔父、兄弟皆入商途；王文显弃儒经商，其弟却入仕为官；清代渠本翘仕途通达，由举人而进士，是继张四维、阎若琚之后商人子弟中的又一京官。还有许多商人原本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或因家庭中落，或因无人承继祖业，而中途弃儒经商。即使最初因为贫穷而走西口谋生的创业者，当初没有读书的机会，但致富之后无不严课子弟读书。乔氏、渠氏、常氏等许多富商大家都是从贫困中起家，而后既从商又重教，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的严格培养，是没有资格继承祖业的。读书成为山西商人的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商号、票号的经营者不仅注重广泛网罗人才，授之以全权，聘之以重金，把学而优的人才挽留下来。同时，他们更注重从工作的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这也是山西商人在使用人才方面的一大创举。
山西商人无论是经营商号或者票号，对学徒入号前的考核以及入号后的严格培养教育，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山西商人数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文因素是第一位的。在对人才的培养中，立足于修身正己，集儒、道、兵、法诸家文化之长于人才素质要求，尤其是在实际的业务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中给予每一个人的锻炼、考验，使他们不仅具备了商家鼻祖所言智勇仁强的基本素质，还特别地具备了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条件的大无畏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明清500年间纵横捭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能够阻挡他们南征北战，甚至欧洲商人亦望之生畏。山西商人的这种精神特质，为“学而优则商”注入了特殊的内涵。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薄利多销 产销结合
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
山西人在经营过程中非常重视薄利多销，产销结合。
在经商过程中，山西商人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方略，并顺时而行，在具体买卖之中，不拘泥于成见，见利即行。通过实行薄利多销，产销结合的方略加速其资金周转，争得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不贪求厚利，在经商中，经营者通过贱时买进，贵时卖出，贱买贵卖赚取商业利润，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时机，如何保持既赚钱而又稳妥。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他们采用薄利多销的办法，以商品全部出手为原则。“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薄利多销是经营中一个既有利可图又稳妥保险的方法。这样，商品不会积压，不会造成损耗，有利于资金的迅速周转，可以通过积少成多来最终获得厚利。相反，如果单单为了博取厚利，然后一直积压商品，等待一个销售价格的最高点，就很容易错过很好的销售契机，从而造成货物积压，资金周转不灵。
山西商人经常以薄利多销为原则将手中产品销售一空，将周转回来的资金再投入到更有利润的行业中去，从而获取厚利。
如，历史上山西商人将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瓷碗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而后，他们根据各地的生活习俗、消费水平、市场具体情况不同，采取产销结合的方式，直接联系货源，购进原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