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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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根据各地的生活习俗、消费水平、市场具体情况不同，采取产销结合的方式，直接联系货源，购进原材料，自己组织生产加工。
再如，平遥、祁县中许多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山西人还从事长途贩运，自运自销，产运销一条龙，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成本的投入，又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并且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在那时销售中，山西商人就大多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来赚取利润。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重视信息 公平竞争
晋商在经营中重视信息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预测行市进而垄断市场，最后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在经商中，准确、全面、及时地把握市场信息，往往能够快速走在同行的前列，使信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晋商在经营中重视信息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预测行市进而垄断市场，最后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晋商在历史上以贱买贵卖而著称，因而就更加需要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晋商虽然没有徽商那种族谱“联络网”，但也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在商业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报。这种经济情报对晋商寻求商机和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通过了解信息，预测行市来把持行市、囤积居奇、垄断市场、高利盘剥，作赊销生意。如太谷曹氏在沈阳的富牛俊商号，一次获悉当地高粱收成因虫害减产，立即大量收购包括陈糠在内的粮食，秋收后粮价暴涨，富生俊商号因而大获其利。
现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继承了晋帮商人重视信息这一特点，在做生意时，他们很重视对信息的捕捉和反馈。许多大的公司企业都有专门的市场预测人员进行市场上的情况把握，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奋起
安徽商人
自古云：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商形成于明朝中叶，衰落于晚清。他们最早以经营盐业为中心，直至获“宫接江南”之美誉。徽商与晋商在历史上并称南北两大商帮，并驾齐驱，称雄商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徽商何以创造频频商绩？本章中徽商将用事实剖析自己成功的根源所在。
经商谋略不论古今。在商场打拼的人，从徽商身上或许可以找到立足于商界的法宝。
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奋起
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历史上，徽商经营的行业，只限于安徽的“文房四宝”和漆、木、茶等土特产。后来，经营的行业种类逐渐增多，加上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简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当时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徽商在两淮经营盐业特别活跃。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
“苦志经营”，“艰难起家”，“自强不息”往往是每位成功商人的必经之路。从史料记载来看，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随着徽州商帮逐渐成为明清商界一支劲旅，徽州从商人员也越来越多。作为商帮优良传统之一的拼搏精神，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进行拼搏，涌现了一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贾。
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的徽州盐商鲍直润，经营盐业之初一再失利。一时，经营活动可称是“举步维艰”。但鲍并未气馁，将家中田产悉数典押，筹得资金谋得江山引地。家中人直劝鲍直润：“经营盐业一败再败，千万不能再将家产全部押上了。”鲍直润道：“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倍其后，时不可失，呈意决意。”于是鲍氏率兄弟奔波各地，经营盐业，终有大成。类似上述鲍直润等人的拼搏事例，在明清徽州商人中绝非罕见。
凭借这种拼搏精神，徽州商人走出了小山村，克服了资金困乏、人地生疏等诸多困难，发展成为明清商界首屈一指的商人集团。
形成于徽州商帮的这种拼搏精神，有多种因素。譬如，在人多地少环境下的生存压力，使得徽州商人较其他地区的商人更勇于拼搏。在逆境中奋起，反映了徽商的拼搏精神；而在经营活动中永无止境，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这就是徽州商人的进取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徽州商帮中不少曾经是受雇于人的小学徒，最后发展为拥有独立资产的大商人。
在自强不息精神的鼓励下，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而更多的小商人，因不断开拓进取，其经济实力则逐渐由弱变强，最终增强了徽州商帮的整体实力，使之成为商界中能够与晋商相抗衡的大商帮。譬如，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商江才就是一个例子。江才3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后江氏兄弟在杭州开了一家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这时的江氏兄弟充其量也只是小商小贩而已。不过，江才的进取心始终未泯。在积聚了少量资本后，江才远游清齐梁宋之间，贩运商品，牟取厚利，资本愈积愈多。40岁时，江才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贾而好儒 亦贾亦儒
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
徽商教子业儒，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历史上徽商均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在少数。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这就是说，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
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也包含着另外一种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多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自古至今，是相当普遍的。当时徽商之住所，所见极多的是“冰梅图”——许多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图案，其图除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十户之村，无废诵读”乃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此外，徽商不惜重金办教育，创书院，因而徽州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致使汤显祖发出“一出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之感叹。
安徽人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崇尚文化 以知识为力量
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徽州商帮作为一方地域的商人群体，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与他们的尚文本性是分不开的。
“多才善贾”，自古皆然。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诠释。
史玉柱，安徽怀远人，1962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原为安徽省统计局数据分析员，1989年7月，史玉柱靠四处筹措的4000元起家，不到6年时间，他创办的巨人集团公司以成百倍的效益增长，资产已逾数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办高科技实体。他个人的财富估计10亿左右。
“巨人”的崛起，它的年轻、它的速度、它的效益、它的强劲势头，震惊了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为不可思议的“巨人现象”。
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最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
他说：“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
正是这样，史玉柱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就是财富”的经典论断。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依附官府“借资贵人”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他们主要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借资贵人”，即直接贿赂官僚权贵；一是送自己家的子弟去读书做官。
“借资贵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结交左宗棠之例。左宗棠本不喜欢徽商，胡雪岩知此并不直接与其交涉，而是借捐军款和赈灾款来曲线取左宗棠的欢心，这样过了一段时日，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左宗棠官任督帅，亲自向皇上进奏折，频频为胡雪岩美言嘉奖。 胡雪岩也因此而得官，平步青云，成为中国的头号官商。
然而，毕竟投靠官僚权贵有着一定的弊端，若自己有人在朝中为官，则更加好得多。于是，徽商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私塾，输送资金捐办学校，培养众多子弟读书，其中“资质聪慧”者便让其参加科举，走向仕途，为宗族服务。一旦朝中有了自己的人，不仅使家族地位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为经商添了一道政治保护屏障。徽人子弟一旦为官，自然对家乡父老格外关照，提供诸多经商之便。子弟为官，对于形成一些行业的垄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延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堂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高效高利 注重群体效益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体效益。徽州人往往与同乡或同宗合伙经商，相互协作，共同致富。
徽商在拥有了一定资产以后，就已不再满足于一些微小的利润，而是追求高效高利，将“大富”作为自己的经商目标。
歙县商人黄莹在经营中，不屑贪求小利，而是“务存大体”，追求高效益和高利润。在高效益的观念支配下，徽州商人经常在分析市场形势和自身实力后，进行果断决策而后牟取暴利。好多徽州商人凭着果断的决策“厚积而速成”进而成为商业巨贾。
为了追求高效益、高利润，徽州商人往往周游全国，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发展，哪个行业有利可图就经营哪个行业。歙县商人黄豹，少年家境贫寒。成年后辞别父母，挟资游荆襄南楚，但获利很少。见此，他便果断地从荆襄撤资转徙淮南从事盐业。结果，仅三年时间就由一个小商人变成一个富贾一方的巨商。
徽州商人吴氏也是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多次转徙，他经营过泉布，后来感到泉布利润不及盐利丰厚，又到浙江从事盐业，不久就成为江浙盐商的头领。当时盐业的利润以两淮为最，因为淮盐在当时产量最多、销地也最广，吴又将业务从浙江转到了淮南。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体效益。徽州人往往与同乡或同宗合伙经商，相互协作，共同致富。徽商程锁就曾因为家境贫寒而联合宗族“贤豪者”10人，各出资白银数百两，合伙经商。由于他们同心同德，苦心经营，最后都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商人。
清末名闻远近的屯溪“同德仁”药店，就是由徽商程德容、邵运仁等合伙经营的。在这种群体观念下，徽商合伙经商、结帮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是，一人致富，一族受益。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仁心为质 诚信至上
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感到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讲求“仁心”，追求高尚品质。
徽商多数人在商业竞争中，不贪心，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赚钱、求利、致富是商人的目标，但徽州商人往往痛恨那些趁人之危，玩弄伎俩的不公平交易。他们认为：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感到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决不是一方盘剥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味贪图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