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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我叫刘跃进-第1部分

小说: 我叫刘跃进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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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刘跃进   作者: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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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刘跃进》前言
  《我叫刘跃进》是刘震云最新创作的作品。从内容讲,它既不同于《一地鸡毛》和《温故一九四二》,也不同于《手机。》,这回它跟生活开了一个玩笑。
  刘跃进是工地一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几头狼自杀了。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在讲述这个玩笑。也许他把你讲哭了,但你转念一想,又“噗嗤”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在《我叫刘跃进》中达到了极致。
  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11月29日在全国上映。
  “没被捉住的才叫贼!”(1)
  在工地,大家都知道,刘跃进是个贼。贼一般在街上偷东西,或入别人家盗窃,刘跃进不上街,也不去别人家,偷东西就在工地。在工地也不偷盘条、电缆和架子管,就偷工地的食堂。刘跃进是个厨子。偷食堂也不在食堂,在菜市场。刘跃进每天早起,要到菜市场买菜。在菜市场也不偷,韭菜、萝卜、白菜、土豆、洋葱、肉等,明码标价;但一个工地几百号人,一回洋葱土豆买得多,就能讨价还价;一斤便宜五分钱,几十斤下来,就能省出几块钱;固定一个摊买,不朝三暮四,又有讲究;还有肉,瘦肉,五花,或只买脖子肉,价钱又不一样。大家说,整个工地的人脖子都粗,和整天吃刘跃进的脖子肉大有关系。但贼被捉住才叫贼,刘跃进这贼无法捉,就不能叫贼。这时大家生气的不是有贼,而是这贼无法捉。工地包工头任保良说:
  “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
  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任保良是河北沧州人,刘跃进是河南洛水人。十六年前,任保良,在洛水坐过两年多牢。刘跃进有一个舅舅,在洛水监狱当厨子。舅舅叫牛得草,大眼睛,四十岁之前,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亮;四十岁那年得了白内障,世间万物,在他眼前一片模糊。模糊之前,牛得草说话慢条斯理;模糊之后,开始高门大嗓,见人就说:
  “别看眼睛瞧不见,我心里清楚着呢。”
  牛得草眼好时,刘跃进随娘走姥娘家,牛得草不大理人,刘跃进有些怵他。牛得草虽是一监狱的厨子,但架子很大。大不大在厨子,而在“监狱”。集市上饭馆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好;监狱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差;犯人吃饭,想做好,也没条件,一年三百六十日,三顿皆是:咸菜、粥、窝头。到饭馆吃饭的人,饭菜差了就骂厨子;监狱里的犯人,吃好吃坏,都不做声;见了厨子,反倒低声下气。饭馆的厨子看不起牛得草,牛得草也看不起别的厨子:
  “妈拉个×,普天下,都见做饭的伺候吃饭的,哪见吃饭的伺候做饭的?”
  高门大嗓后,人欺他眼看不见,同事,熟人,见面爱抹他脖子。“吧叽”一声,从脑袋抹到脖项,转身走开,牛得草不知是谁。这年冬天,刘跃进随娘去监狱看舅舅,牛得草带他去集上,给监狱买咸菜疙瘩,一熟人又上来抹牛得草的脖子。牛得草担着担子习以为常,八岁的刘跃进上去踢了那人一脚:
  “操你娘!”
  那人被骂急了,反手掴了刘跃进一巴掌。刘跃进哭了,聚上来许多人。牛得草也骂刘跃进:
  “玩儿呢。”
  待走出集市,抚着刘跃进的头:
  “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
  落下泪来。从此开始亲近。任保良在洛水坐牢时,刘跃进已娶了老婆。
  这天刘跃进到县城买猪娃,他有一个中学女同学叫李爱莲,李爱莲有一个姑家的表哥叫冯爱国,也住在监狱。李爱莲知道刘跃进的舅舅在监狱当厨子,便托刘跃进给冯爱国往监狱捎了一只烧鸡。刘跃进在县城买过猪娃,去了监狱,把烧鸡交给舅舅牛得草。牛得草把冯爱国从号子里叫出来,把他带到监狱厨房,把烧鸡扔给他,让他蹲到墙角去啃。待烧鸡啃了一半,号子里有人喊:
  “我叫冯爱国,我叫冯爱国。”
  这才晓得蹲在厨房啃烧鸡的不是冯爱国,是河北的任保良。牛得草到号子里喊冯爱国时,冯爱国这两天拉稀,去了茅房,任保良顶着冯爱国,来啃烧鸡。牛得草上去抽了任保良一耳光:
  “妈拉个×,河北没有烧鸡?”
  又上去用脚踹:
  “欺我看不见是不是?外头欺我就算了,你们也敢欺我?”
  又抄起擀面杖,没头没脑往任保良身上砸。刘跃进看任保良抱头挨打,不敢动弹,也不敢出声,嘴里还嚼着烧鸡,有些不忍,上去拉牛得草:
  “舅舅,算了,不就一只烧鸡?再打,也从他肚里掏不出来了。”
  “没被捉住的才叫贼!”(2)
  任保良这时哭了:
  “不为吃口鸡,两年多了,没一个人来看我。”
  两年零八个月到了,任保良出狱了。任保良出狱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刘家庄看刘跃进。去时,带了十只白条鸡。五年过去,任保良成了北京一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这期间两人没有见过,但有书信来往。又五年过去,刘跃进离了婚,心中正在烦恼,便离开河南洛水,来北京投靠任保良,在工地当了厨子。不在任保良手下当厨子,两人还是朋友;现在有了上下之分,两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任保良能说刘跃进是朋友,刘跃进不能把任保良当成朋友。或者,私下里是朋友,人多的场合,须有上下之分。刘跃进懂这个理儿,私下叫“保良”,一有人,马上改口“任经理”。任保良看他懂事,加上有十几年前一只烧鸡顶着,虽然知道刘跃进在食堂捣鬼,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次刘跃进喝多了;一起喝酒的几个民工,在议论任保良;民工议论包工头,难有好话;刘跃进酒前酒后是两个人,酒前说话过脑子,酒后就忘了自己是谁,也随人说起了任保良;说现在没啥,顺嘴突噜,说起任保良十几年前在洛水坐监的事,如何因为一只烧鸡,在厨房挨打。这话传到了任保良耳朵里。任保良不怵自己坐过监,动不动还说:
  “妈拉个×,老子监狱都蹲过,还怕你们这些龟孙?”
  但自个儿说行,别人说就不行了。或者,别人说行,刘跃进说就不行了。这一下,两人彻底不是朋友了。任保良本想把刘跃进打发走,只是担心弯拐得太陡,显得自己心量小;便不动声色,还让刘跃进当厨子,但不让他买菜;等刘跃进自个儿觉着没了油水,提出走人。恰好任保良有一个外甥女,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从沧州来北京发展,投奔任保良,任保良便把她安排到工地食堂,专管买菜。刘跃进知道祸起一句话,祸是酒惹的,也想一走了之,再待下去双方都难堪;但中国别的不多,人多,另外的地方一时也不好找;工地挖沟爬架子的活儿好找,到食堂当厨子不好找,也就臊着自己先待下去,等有了机会再说。任保良的外甥女叫叶靓颖,任保良瘦,叶靓颖胖,十九岁,二百一十斤。身胖,胸却是平的。叶靓颖兴冲冲地上了任,每天早起,骑一辆三轮车,屁股一扭一扭,到集贸市场买菜。买一道菜,记一道账。一把葱,一头蒜,都记在算术本上。一个月下来,密密麻麻,积了两大本。但她哪里知道菜市场的门道?一个月下来,叶靓颖买菜花出的钱,比上个月多出两千多块;食堂吃的,却没有上个月好。月底结账的时候,叶靓颖把两本账递给任保良,任保良把算术本“嘶啦”“嘶啦”撕了,扔到地上:
  “不能不说,你是个老实人。”
  又感叹:
  “用老实人,还不如用个贼。”
  又撤下叶靓颖,让她在厨房馏馒头、蒸大米,重新把买菜的事,还政刘跃进。刘跃进这时倒端上了架子,嘬着牙花子说:
  “任经理,岁数大了,说起这买菜,我也转不过那些菜贩子。”
  还替叶靓颖说话:
  “真不能怪咱外甥女。”
  直到任保良急了:
  “刘跃进,你操过我的娘,我也操过你的娘,别再装孙子了。再拉硬弓,我真让你滚蛋!”
  刘跃进这才骑上三轮车,笑眯眯地去了菜市场。
  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1)
  严格是“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严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岁之前瘦,三十岁之后,身边的朋友都胖了,出门个个腆个肚子,严格仍瘦。三十二岁之前,严格穷,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人一天该吃三顿饭,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也不是两顿,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大学毕业,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三十二岁那年,遇到一个贵人;人背运的时候,黑夜好像没个尽头;待到运转,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当然,也不同于高俅。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也就十多年光景,严格从一文不名,到身价十几个亿。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不是建筑,不是经济,也不是金融,学的是伦理学;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讲,就在地球上盖房子,从小在村里都见过,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他的头像,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把眼睛拉出来,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世界,哪有一个定论啊。没发迹的时候,严格见人不提往事;如今,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说,严格是个幽默的人。
  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心眼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别人轴没啥,身边的朋友轴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越来越小,人越来越轴,就让严格头疼。严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岁之前,瘦,文静;过了三十岁,成了个大胖子,事事计较,句句计较;一个CEO的老婆,家产十几个亿,为做头发,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门往街上看,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广场”,饭馆叫“美食城”,剃头铺子叫“美容中心”;连夜总会的“鸡”,一开始叫“小姐”,后来又改叫“公主”。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介绍他:
  “‘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严总。”
  严格忙阻住:
  “千万别,一盖房子的。”
  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
  “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
  “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
  “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
  “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2)
  “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下边,有十几个建筑工地。十几个建筑工地,就有十几个包工头。任保良是其中之一。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一个是胖的。见到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陕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与大胖子说话,话越说越干涩;倒是到了建筑工地,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又让严格乐了。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但一张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说,是这些民工的话,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头,见严总来了,以为是来检查工程;工程是要检查,但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还愣。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觉得他很精;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说是傻,是粗;不能说是粗,是愣。但话愣理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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