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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新发现的鲁迅-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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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 这里鲁迅特意点明“小风轮”、“红布条”就是象征性爱,意谓朱安很渴望有夫妇间正常的敦伦行为,并能为周家生儿育女。    
    “苦心孤诣”,朱安默默地接受包办婚姻给她带来的不幸,“苦心孤诣”地操持着周家的生活,希望情势有所好转,可以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第四部分鲁迅的忏悔(3)

    在鲁迅看来,朱安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没有出息孩子的玩意”,愤怒之下,轻易就把它破坏了。“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意谓不要夫妇敦伦,不承认朱安的合理需要。鲁迅在写过《风筝》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又写了《忽然想到(之六)》,说: “我们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朱安正常的性要求与包办婚姻是浑然一体的,既然要反抗包办婚姻,当然要踏扁“风轮”(敦伦)了。鲁迅对踏扁“风轮”的行为并非只有满意,有时候又颇为遗憾、悔恨,鲁迅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总是在不断地消长起伏。    
    “傲然走出”,鲁迅结婚后第四天就回日本去了。当然不仅仅是这一次,按照孙伏园的说法,鲁迅在北京生活时,随时随刻都在准备着出走。鲁迅从一开始就“走出”包办婚姻了。至于朱安的感受“怎样”,则“不知道,也没有留心。”在《祝福》中,“我”以“说不清”回答了祥林嫂的疑问,就赶紧走开,先回到四叔的家中,然后又于次日离开鲁镇,“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鲁迅踏碎了朱安的有“风轮”的“风筝”梦,就走开了。祥林嫂就是朱安的化身。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离别”,意谓分居。鲁迅与朱安一直分居,各睡各的屋,朱安连与鲁迅同床异梦的权利也不可得。这就是许广平所说的“对家庭的注意自然相当淡薄”或“冷淡”。在许广平看来这是很自然的,殊不知,鲁迅的心却“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朱安的心情如何?虽“不知道,也没留心”,但也可想而知。“踏烂风筝”这事,令鲁迅极其内疚,极其无奈。    
    “游戏”,喻夫妻生活,如《复仇》所说的“生命的沈酣的大欢喜”。    
    “儿童”,喻青年夫妇。    
    “外国……书”,鲁迅向来持“不读中国书主义”,最反对青年人读中国的书,大约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没有个人主义精神,不提倡自由恋爱。由于自己“不幸”而看到一本外国书,才明白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朱安也有要求夫妻生活的天然权利,虽然朱安中外书都不读,她也会向鲁迅要求这种权利。鲁迅当然有坚持个人主义的自由,这不能不使朱安受到严重损害。    
    “最正当的行为”,暗喻夫妻性生活。做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朱安也只能向鲁迅要求这种行为。包办婚姻固然不如自由恋爱那样能张扬个人主义精神,但是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朱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因此她必然要“苦心孤诣”地做成一个有“风轮”的“蝴蝶风筝”——向往过正常的夫妻生活。鲁迅以独身者的生活方式反抗包办婚姻,必然使朱安切实感受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痛苦,如此一来,鲁迅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了他本不愿意充当的损害朱安的工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在谴责“大哥”和母亲吃掉“妹子”的同时,也自责道: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由此,我们可以探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的心理基础。告子曰: “食色性也。”弗洛伊德更强调了性压抑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谁能逃脱此范围呢?鸵鸟策略是今日研究鲁迅的中国书的共同特点。封建礼教造成了两种局面: 一、包办婚姻吃人,鲁迅就是被吃者;二、包办婚姻欲吃人而不可得,李大钊就是不被吃者。就因为如此,鲁迅才会感到心情沉重。在写《风筝》之后不久,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这人肉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当然,所谓“人肉筵席”不仅仅是指包办婚姻。    
    “二十年来”,这里只算鲁迅的岁数,从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5年向上推算,二十年前是1906年,正是鲁迅与朱安完婚的一年。一般来说,《野草》的研究者都是把这个第一人称的“我”视作鲁迅本人,踏破风筝既然是“幼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小兄弟”十岁左右,鲁迅就不到二十岁,再过二十年也不到四十岁,鲁迅写《野草》时已经四十六岁了。时间明显不对,可见“风筝”不是儿童玩具,而是借喻青年时代的包办婚姻,时间正好对得上。有人也许会说,这不过是杜撰一个故事以便于说明道理。虽然故事可以杜撰,“我”的岁数却没有必要算错。鲁迅恐怕不会随便以一个整数来计算时间吧,反倒应该这样来看问题: 这是鲁迅精心安排的一个关键词。根据这一点线索,我把“小兄弟”视为借喻朱安大约是不错的,虽然她比鲁迅大两岁。


第四部分鲁迅的忏悔(4)

    “精神的虐杀”,意谓当时鲁迅只顾自己厌恶“风筝”(反包办婚姻),却不知道这对于朱安意味着什么。任何事情都有所谓悖论,明察秋毫的鲁迅当然也看到了反抗包办婚姻的悖论。鲁迅以“折断蝴蝶”风筝(包办婚姻),“踏遍”风轮(敦伦)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复仇”,最受损害的却是“本来也没有错”的妻子朱安,使她不可避免地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或者也可以像李大钊的妻子一样,不做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鲁迅毕竟是思想深刻又富于感情的文学家,发现这一悖论,并且心中长期深深愧疚是必然的。如果说鲁迅的沉痛忏悔只是为了儿童玩具的小事,岂不太浪费伟大作家的革命精神?为兄弟失和也太委屈自己,鲁迅绝非这种人,何况也没有必要为了兄弟失和而下如此曲笔,那显得很幼稚。然而鲁迅自认为: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如果我们理解了《风筝》是借喻朱安对“敦伦”这一基本人性的要求,鲁迅因漠视朱安的这种“最正当的行为”和感情而感到愧疚,就不能不说《野草》的技巧确实非常之高。借喻认识错了,文章简直就变成了败笔,一旦正确理解了鲁迅的借喻,就能明白其文章构思之精妙和内心矛盾之深刻。顺便说一句,人们的思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本应该很容易就看出鲁迅文章背后的意思,如果不是禁区森严,人们对《野草》的评论就不会像早期那样指鹿为马或如今这样故弄玄虚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不断绝”,意谓鲁迅与朱安的关系没有完全一刀两断,鲁迅对朱安的人道主义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总是处在相互消长起伏中。鲁迅当然承认朱安有性爱的权利,但是应该有所改变。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 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补过的方法”,意谓鲁迅设想能与朱安达成共识,“放”就是离婚,“赞成他放”就是鼓励朱安改嫁,重建婚姻,鲁迅也许曾经打算安排朱安改嫁,使朱安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可以生儿育女,这样就可以算是仁至义尽了。这虽然只是猜测,但鲁迅曾经劝说朱安回老家生活则是确实的,那是在与周作人闹翻之后心情很坏的时候,朱安不同意,鲁迅也就没有坚持,并为此而内心充满愧疚。鲁迅的小说《祝福》显然就是鲁迅对朱安命运的设想,朱安改嫁后在精神上也会如祥林嫂一样痛苦不堪。另外,祥林嫂“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种悲剧是鲁迅不愿意看到的。小说中的“我”,认为自己对祥林嫂的死“也是该负有若干的责任”,“我”没有回答祥林嫂的问题,以“说不清”敷衍一下,“迈开步便走”与我摧毁了朱安的梦想,“傲然走出”对以后的事情,“我不知道,也没留心”是一致的。鲁迅因此而愧疚。     
    “我和他一同放……”意谓两人都重建婚姻。然而他们都已经是中年人了,鲁迅虽然愿意,然而朱安却是不会同意这个“补过的方法”的。朱安只要从一而终。这样一来,她也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鲁迅几片肉。这叫鲁迅如何能不痛恨中国的传统文化?    
    “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鲁迅与朱安都四十多岁了,朱安更要长鲁迅两岁。鲁迅还有希望,朱安恐怕就没希望了。当年“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现在就更绝望了。据鲁迅当年的邻居俞芳回忆说:     
    大先生(鲁迅)和广平师母在上海定居以后,大先生寄来照片,太师母(鲁迅的母亲)给我们看,并告诉了我们这个喜讯。我们虽有些意外,但很高兴。我偷眼看看大师母(朱安),她并没有不愉快的表情。有一天,太师母在午睡,我和大师母在北屋的台阶上谈起此事。我说: “大先生和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想不到。”大师母说: “我是早想到了的。”“为什么?”我好奇地问。“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不料这一问触动了她的心,她很激动又很失望的对我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低一点一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话时,神情十分沮丧。俞芳: 《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    
    不用说,鲁迅是最了解朱安痛苦的人,虽然“没有留心,”此事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至今鲁迅研究对此都是讳莫如深,采取鸵鸟策略。既然如此,鲁迅真正的伟大也就淹没不彰了,这损失可太大了。本书的宗旨就是要发掘出鲁迅内心最深处最感人最高尚的情操。因以笔者认为,在鲁迅研究中,非悖论的思想,都算不上思想。没有悖论,就无需思考。首先,爱情的问题我们就未必敢于思考,或有能力把它想通了,遑论其他。第一步就走不对,第二步更难免走歪。


第四部分鲁迅的忏悔(5)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 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那次鲁迅的愤怒必然会使朱安铭刻在心,绝不可能“不记得了”。鲁迅的意思是朱安没有原谅他。    
    鲁迅一生有两大心病: 一是长期在教育部做官(如今有人把鲁迅说成是只靠稿费吃饭,独立性云云,似乎也是鸵鸟策略,这的问题更犯忌,也与本题无关,不谈),一是朱安的被迫牺牲。根据鲁迅的文章,笔者猜测,鲁迅为了赎罪设想了三个补救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鲁迅如果替朱安再找一个婆家,朱安必不情愿,坚持从一而终,即使如祥林嫂一样改嫁,下场也不好;第二个办法,朱安回老家,鲁迅照给生活费(这一点则非猜测,而是有俞芳的回忆录为证)。第三个办法,朱安接受鲁迅的忏悔,拯救了鲁迅自己的灵魂,于朱安没有实际意义,等于零,三个办法都行不通。只落得一个“他什么也不记得了”。鲁迅多么希望朱安说: “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朱安嘴上说忘记了,然而没有忘,朱安以孔孟恕道之软刀子深深刺痛了鲁迅。孔子反对“以德报怨”,提倡“以直报怨”。朱安是“以忘报怨”,比孔子更进一步。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无怨的恕”,是儒家恕道精神,这又是一个悖论意义的问题。朱安是一位很善良的传统型的中国妇女,是儒家恕道精神的体现者。恕道实在是儒家精神最可恶之处——这把软刀子使鲁迅的心流血了。朱安受了巨大的伤害,连宽恕都不说,只是不想说出怨恨罢了。鲁迅说过: “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鲁迅对儒家思想的仇恨就来自这两方面的亲身体验: 一是封建礼教,包办婚姻;二是朱安的恕道和夫为妻纲、从一而终的观念。后来朱安要陪着鲁迅做一世的牺牲也不可能了,鲁迅有许广平陪着就够了。鲁迅新的补过的方法就是不离婚,成全朱安“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的愿望,这也实在非常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在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精神也照顾到了,两者各有所消长之后就平衡了。    
    鲁迅由“风筝”联想到杨柳发芽和山桃吐蕾的时候又到了,以“一同放”补救“没有风轮”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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