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鲁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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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说明。他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却并没对“确信”做出说明，至少没在话语上做出说明。这一点虽然也和他不是思想家有关，但我觉得与此相比，似乎还有略为深刻的意味。可以说，这关系到他的回心之轴。不过，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要引用一下《〈呐喊〉自序》。这篇文章即使在自传性文章里也是比较像样的一篇，也因此经常被引用，但我还是觉得问题似乎很多。
他在留学时代的后半期，中止了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业，来到东京，计划发行文学杂志。当时的留学生界讲究实学万能，“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同志了”，大家决定出一本杂志，叫做《新生》，意思是“新的生命”。但在出版日期快要临近之际，同人和出资者接二连三地隐去，致使计划彻底失败。下面的这段叙述，就是紧接着“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而言的：
（略）
这段之后，便是前面引用过的绍兴会馆的那段描写。我在抄写的过程中，越发觉得这篇文章很难懂。鲁迅的文章，一般来说都很难懂，但也是鲁迅的重要特色，这个问题需要另行讨论，这里所说的引文中的难懂和文章一般意义的难懂不是一回事。他感受到的那些东西，变为话语便是“悲哀”、“寂寞”这些字眼儿；它们在当初是没有的；是“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的；而且它们的形成有着一个决定性的时机；以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为界，它们在他身上化作了自觉；后来，他“用了种种法”以逃避这痛苦——这些从他的文章里都大抵可以读懂。但是，那种被称作“悲哀”和“寂寞”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孤独的自觉，是通过什么在他身上实现的呢？他是如何形成思想的呢？或者说，在各种可能性当中，他丢弃了什么呢？这些从他文章里是判断不出来的。鲁迅对自己的回心之轴，没有做出言语上的说明。那种把发行杂志的失败看作引他走向了“悲哀”的看法，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新生》事件也许是被投入到他回心熔炉的很多铁片中的一片。不过《新生》事件所象征的意义应该不会只是《新生》事件本身。比如说，我对他的传记所抱有的两三点疑问，也都当然可以算在那些投入熔炉的铁片之中的吧。一个人，到了获得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机为止，恐怕会有无数个堆积起来的要素，但在他一旦获得自觉之后，那些要素反过来又要任他选择。《新生》事件在此变成了应该去追忆的东西。……
外国书所说，的确是不错。不过，外国书也有没说到的地方，笔者只是做了一些补充而已。所用的方法是外国书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精神分析法。这个无意识精神实体——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在鲁迅的寂寞和痛苦中起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而日本电影片的作用只是弃医从文的一个表面的原因。当潜意识上升为意识的时候，就必须加以伪装，可以说，幻灯片只是海面上冰山的一角，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则是海面下冰山的基础。弃医从文去办杂志，《新生》事业夭折了，奇妙的是他当时并没有理解它的意义。鲁迅说：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才想到了寂寞的原因，——没有通过婚后独身这一身体的媒介吗？在日本时期，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也许并不“太痛苦”，大概是当时以为，为革命牺牲，“我以我血荐轩辕”，或以为只要革命同志一齐努力，革命必然成功，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不料回国以后，革命尚未成功，自身亦未牺牲，同志不见异性，寂寞如同毒蛇，这就“太痛苦”了。如果是因为《新生》杂志的胎死腹中，而如此“寂寞”和“太痛苦”，为何却又称之为“无端的悲哀”？好像在暗示痛苦另有原因似的。
此时利用萨特的在潜意识与意识之间有自欺的理论分析鲁迅就是可行的。鲁迅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压抑是“无端”的了吗？但就是不愿找出这个“无端”的压抑的真实对象。鲁迅的心固然“寂寞”，而身更加寂寞。《新生》流产固然使人感到“寂寞”，包办婚姻更加令人“绝望”。为什么不把家眷接到北京呢？他的“寂寞”仅仅是因为《新生》杂志的胎死腹中？正如在日本看电幻灯是冰山的一角一样，杂志的夭折也都是冰山的一角。为什么“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当初那些事与后来的悲哀，是怎样联系起来的？鲁迅把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省略没有说，只是用诗化的语言抒发随感，鲁迅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在省略什么。正如鲁迅产生学医不如从文更有益于国人的觉悟中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意识一样，鲁迅感到的“无端的悲哀”的背后也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意识。从鲁迅第一篇小说中隐含在字缝里的意识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白，《新生》杂志的胎死腹中和“叫喊”的无人理睬，都意味着鲁迅反抗包办婚姻的情绪无处宣泄，只好借助于抄古碑和读佛经的方式来“驱除”爱的寂寞和痛苦了。
第一部分爱的寂寞如大毒蛇（3）
“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首先，如果“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鲁迅也就不必谈什么“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了，因为古碑中处处都有“旧帐”在，这就会引发问题和主义的思考。这个判断似乎是不必举例来论证也能成立的吧。这句话的潜台词似应是“古碑中都是生命消亡的问题，借此可以抑制自己的爱的寂寞和痛苦”。其次，就是怎样理解鲁迅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让生命因此而暗暗的消去？这与鲁迅在大冬天不穿棉裤大约是同一意思，也与当年同意包办婚姻时的想法相似，“以为自己死无定期”。当初虽不能为革命牺牲，现在生命也必须为爱的寂寞和痛苦而暗暗的消去。潜台词似乎是“暗暗的消去生命中的爱的渴望（或者是弗洛伊德所谓的里比多），是我唯一的愿望。”生命老去了，爱的渴望（里比多）自然就降低，甚而至于消亡。包办婚姻不解决就是解决——“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而已，这就非压抑人性的本能不可。这真是“太痛苦”了。
当年钱玄同劝鲁迅为《新青年》做点文章，鲁迅却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样说，显然是有违创办《新生》杂志的初衷的。当初不是急于唤起麻木的国民，来打破这铁房子的吗？不就是因为这种热情受到挫折而降温才“寂寞”的吗？钱玄同答：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也就同意了。
在当时，鲁迅在潜意识里把婚姻的失败转变为《新生》杂志的失败，在潜意识中偷梁换柱了。所谓“不是……英雄”，确切地说应是指不能反抗母亲的包办婚姻，而鲁迅却把它转变为办不成杂志。与弃医从文和幻灯片的关系一样，鲁迅再一次把包办婚姻的原因掩盖了，甚至是有意识地把它深埋。
后来，鲁迅的潜意识在作《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时已经成为明确的意识了：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这句话可以视为是鲁迅意识到弃医从文的深层动机是出于个人包办婚姻的悲剧。也许有人认为，这并非是鲁迅的自己表白而是在说娜拉。殊不知，鲁迅不过是在借娜拉说自己和朱安的事。
这样看问题也绝非就贬低了鲁迅。俗话说，“愤怒出诗人”、“江山不幸诗人幸”。鲁迅的身体与精神的痛苦也许正是中国的文坛的幸事。鲁迅通过自己身体的痛苦这一媒介，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写出的文章也更加严刻有力。林贤治说： “《补天》的女娲，其伟大的创造，惟在无爱的大苦闷中进行。”因为需要保护自己，鲁迅有些文章真的很容易使人误解，诚如鲁迅自己所说： “我就怕我未成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所怕的事情，偏偏让某些人喜欢。鲁迅很清楚，如果自己的这些“果实”完全成熟了，就会把“好梦”打破，于思想幼稚者是不相宜的，只能于敌手有益。另外，他也知道自己“果实”的根在何处。他在《关于知识阶级》这篇讲演中说的明白： “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可见，要摸清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就离不开研究鲁迅的“身”与“心”的痛苦的关系。其实鲁迅自己已经把奥秘揭开了，鲁迅的话虽然说很明白，顺着鲁迅指出的思路往前走却是困难的，这是一件冒险的事。
鲁迅的心路历程是由潜意识受到意识压制又转为意识的过程，也是摆脱“自欺”的过程。鲁迅的“自欺”受到许广平的批评： “我算是一个陌生人，假使从旁发一通批评，那我就要说： 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就是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破两面委屈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攻击，对于另一方，我的局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比较易立足，……”（《两地书》1926年11月22日致鲁迅）这种批评犹鲁迅所说的“相当的刺戟”。在许广平的“刺戟”下，鲁迅的爱情也就“发达”起来了。鲁迅“后来思想变了”，认识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没有那个必要了——“由她去吧”。这些都是后话。
林贤治说： “在会馆的古槐的浓荫里，钻故纸，读佛经，抄古碑，无非借此从速消磨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也未尝不可看作政治高压之下的一种麻醉法，如刘伶们之食五石散，但是鳏居的日子显然给他整个的反抗哲学涂上了一层绝望的底色。即使后来投身于《新青年》，做小说，写杂感，一发而不可收，却也同样出于无爱的苦闷，就像当时他所翻译的一部颇具弗洛伊德主义色彩的文艺论集称指的那样： “苦闷的象征”。”
鲁迅弃医从文的意义是巨大且深远的，鲁迅的文章深深地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向。中国的看客们也有兴趣去看革命文艺了，毕竟革命文艺也有杀敌人的描写。后来鲁迅在北平时期写的书，鲁母倒大都看过了，能看懂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有时也不大以为然。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都没有使母亲觉悟到“从来如此”的包办婚姻有什么不合理。但是鲁迅的文章对于广大读者的启蒙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部分婚姻与自由（1）
1918年5月鲁迅在发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新诗《爱之神》，署名唐俟。诗曰：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娃子着慌，摇头说： “咳！/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诗的意思很明白，无非是要求爱的自由，不必分析，这是新诗的好处。鲁迅极少作新诗，大约是因为新诗往往使作者显得思想太幼稚的缘故，至少在今天会给人以这种感觉。因为有旧体诗在前面可以比较，中国的新诗始终显得不成熟，鲁迅也只作了几首，就不作了。这一首诗远不如《自题小像》有意味，虽然诗意大致相同，如两诗的最后一句“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与“我以我血荐轩辕”相比，高下是明显的。那时候，鲁迅常常谈到死，鲁迅的小说也常常描写死，这一点已经有人研究了，之所以如此，与包办婚姻是大有关系的，这一点却还没有人研究。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绝望挑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 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些都与潜意识有关。鲁迅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深入的研究，以为食欲甚于性欲，然而这是两码事，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看鲁迅的文章，潜意识比比皆是，如《阿Q正传》描写阿Q之兴奋： “好，……我喜欢谁就是谁。……”与此处的“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都不必是在吃饱了饭之后；“自己死掉”，也不可能是饿死吧？
1919年，鲁迅在阜成门内八道湾买了房，才把母亲和朱安、周建人一家从绍兴接到北京定居下来，与周作人、羽太信子共同居住。鲁迅仍与朱安分居。
外国书告诉我们，人类共同的一大痛苦就是性压抑（恕不引证）。无庸讳言，鲁迅也有这个问题。郁达夫回忆说：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鲁迅。他说： ‘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郁达夫《回忆鲁迅》）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寒冷确实有抑制性欲的作用，鲁迅毕竟是学过医的。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
……他平时只穿旧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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