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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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其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导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王直当年的建议，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获得实现，未免令人感慨之至。
温体仁的垮台温体仁的垮台（1）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多疑，他临朝的十七年中，内阁辅臣多至五十人，更迭频繁，有如走马灯。唯独温体仁能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长达八年之久，而且颇受宠信，形成“遭温”现象，确实耐人寻味。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府乌程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升任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明史·温体仁传》说他“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劣迹昭彰的温体仁得到皇帝重用，舆论为之哗然，北京城里传出的民谣如此唱道：“崇祯皇帝遭温了。”即温体仁，“温”与“瘟”谐音，意为崇祯皇帝受到温体仁蒙蔽，如同“遭瘟”一般。据文秉《烈皇小识》记载，当时北京另一民谣也在“瘟”、“温””二字上做文章，不过话说得更为尖刻：
礼部重开天榜，
状元探花榜眼，
有些惶恐。
内阁翻成妓馆，
乌龟王八篾片，
总是遭瘟。
京城的民谣，政治色彩十分强烈，因为在天子脚下，皇城根边，耳濡目染，一开口便是政坛高端的纷争。这首民谣也不例外，所谓“惶恐”，是“黄孔”的谐音，黄即黄士俊，孔即孔贞运，两个靠走后门而飞黄腾达的宵小之徒；所谓“乌龟”，谐音“乌归”，是指湖州乌程籍归安县人温体仁；所谓“王八”，谐音“王巴”，是指四川巴县人内阁辅臣王应熊：所谓“篾片”，是指阿谀奉承内阁首辅温体仁，毫无主见的内阁辅臣吴宗达；所谓“总是遭瘟”，如同“崇祯皇帝遭温了”一样，是指受温体仁蒙蔽。这首政治民谣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笑谈，中央政府被人们蔑视为妓院，内阁的一二把手则被叫做乌龟王八。文秉感慨道：“赫赫师尹，而令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见矣。”当时人说，这些政治民谣出于轻薄少年之手，其实不然，如此洞悉政坛上层的内幕，一般轻薄少年哪里说得出来？“总是遭瘟”，一语道出温体仁这个脚色的厉害。他先是与周延儒联手，把竞争对手钱谦益、钱龙锡排挤出中央政府，并且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接着又把他的合作伙伴周延儒赶下台，自己当上了内阁的第一把手——内阁道辅；以后又扶植亲信，党同伐异以卑劣手段整肃那些敢于同他抗衡的正直官员，文震孟的罢官，郑■的处死，都是他一手促成的。
这样一个人，皇帝何以会“遭瘟”呢？从皇帝方面而言，始终为内阁中没有一个能为他排忧解难的重臣而苦恼，他需要一名有权有谋、足以统双六部九卿的干才，起先看中了周延儒，后来看中了温体仁。当时人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说：皇上即位以来，任命内阁辅臣三四十人，其中并非没有贤能之人，但求其精神，能提纲挈领的，只有周延儒与温体仁二人，可惜都不轨于正道。堪称精辟之论。周延儒、温体仁是有才干的，只是不走正道，而成为佞臣，《明史》把他们列入“奸臣传”，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温体仁就其才干而言，确非庸碌之辈可以比拟，许多方面令皇帝感到满意，否则，是不可能“遭瘟”的。
其一，温体仁精明干练。李清《三垣笔记》说，温体仁长于心计，凡是内阁代皇帝起草谕旨，每每遇到刑名钱粮等专门知识，名目繁多，头绪错乱，其他阁员往往愁眉苦脸，唯独温体仁一看便了然于心，从无差错，因此内阁同仁都佩服他的敏练。
其二，温体仁在贪风弥漫的官场尚能廉谨自律。《明史·温体仁传》说，温体仁辅政多年，顾虑到朝中官员和他结怨的很多，不敢瓷意放肆，用廉谨来获得皇上的好感，贿赂从不进门。这虽然是为了提防政敌攻击，巩固自己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廉谨自律总比贪贿枉法要好得多，因此夏允彝《幸存录》说，平心而论，不收贿赂是温体仁的一个长处。
其三，内阁同僚多庸才，反衬出温体仁的鹤立鸡群。这当然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那些内阁同僚都是他一手引进的，专门挑选一些庸才，滥竽充数。《明史·温体仁传》说，这是他的手段，目的在于“藉形已长，固上宠”。由于这个缘故，才华超群、声望卓著的钱谦益、文震孟必然为他所不容。
其四，温体仁善于揣摩皇上心意。逢迎有术。杨士聪《玉堂荟记》说，温体仁在位最久，不露破绽，关键是“主于逢迎”。皇帝作为一个独裁者，都不喜欢大臣“批逆鳞”，而乐于接受逢迎，但逢迎也要有术。温体仁就精于此道，每当皇帝向他征询军饷事宜时，他都谦逊地说，素以文章侍从皇上，皇上不以为愚笨，提升至高位。其实臣愚笨无知，只知道代皇上票拟谕旨不能欺骗。军饷之类大事全听皇上圣明裁决。皇帝不以为是虚伪，反以为是“朴忠”，愈加宠信不已。
因这些缘故，当其他阁僚纷纷落马之际，温体仁稳坐相位达八年之久，而且一升再升，官至少师兼太子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恩礼优渥，无与伦比。然而此人毕竟心术不正，以排斥正人君子为能事，又害怕群起而攻之，擅自规定，凡内阁公文一律不发给六部、六科，也不存录。因此，温体仁辅政八年的政绩，首推驱除异已而不露痕迹。但是在他辅政期产，民变愈来愈严重，弹劾他辅政失职的奏疏不断送到皇帝的御案上。
崇祯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向皇帝揭发温体仁的问题。这位一向刚直不阿的官员，语气尖锐地责问：频年以来，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不露痕迹的做法，使得刘宗周抓不住具体例证，因而显得有点泛泛而谈。温体仁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诋毁刘宗周肆意诬陷。于是皇帝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温体仁的垮台温体仁的垮台（2）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为了弹劾温体仁，事先准备好棺材，然后向皇帝上疏，以死相谏，希望把温体仁拉下台。因为准备一死，所以说话无所顾忌：温体仁秉国以来，满洲铁骑两次兵临京城，“流寇”又在各省蔓延，平治之绩安在？国危于上，而不去谋求平安之策；民怨于下，而不去思考体恤之法，扶持朝廷之责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唯有引罪矢官而去，才不至于贻误国家。杨光先一个基层小官，也看到了政局的危机，但是要温体仁引咎乎职的直接证据不足。不待温体辩解，皇帝就下旨斥责杨光先“恣意乱政”，把他廷杖一顿以后，发配辽东。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庇护，愈发肆无忌惮，为了钳制舆论，必须对最具影响力的人下手。他怂恿前任苏州推官周之■、无聊文人陆文声诬告张溥、张采创立的复社，什么“结党恣行”，什么“把持武断”，什么“朋党蔑旨”，罪名非常吓人。其实复社不过是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成员的精力集中于制艺以科学考试为目的，由于其成员如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不断高中进士，而引人注目。温体仁之弟温育仁希望加入复社，以缓冲温体仁与复社清流之间的矛盾。张溥坚决拒绝，温育仁恼羞成怒，指使人编写《绿牡丹传奇》，讽刺复社诸君子。以后才有周之■、陆文声之流的攻击。由于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等正直官员主持正义，才使温体仁的阴谋未能得逞。
尔后，温体仁又把矛头对准与复社关系密切的东林巨子钱谦益。早在崇祯二年在会推阁臣侯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闲住”了七年，温体仁仍不放过他。用卑劣的手法收买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在乡里作恶多端，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个张汉儒不愧师爷出身，告御状的状子写得过分厉害。《虞阳说苑》中收录了这份状子，一共开列五十八条无中生有的罪状，比如侵占地方钱粮，勒索地方大户，强占官地营造市房，霸占湖面强要渔民缴纳常把它与文坛领袖相联系，不免令人生疑。这种诬方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当时的钱谦益被温体仁整得狼狈不堪，罢官乡居，那里还有什么权力，可以“把持朝政”、“操生杀之权”？这个张汉儒，钱谦益自撰的《丁丑狱志》称为“奸人”，《明史》称为“常熟奸民”，然而决没有胆量向钱谦益叫板，他背后一定有后台——当时人们纷纷这样猜测。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文秉《烈皇小识》、王夫之《永历实讦》都证实了这点，《明史·瞿式■传》说得最为清楚：“常熟直民张汉儒希（温）体仁指，讦（钱）谦益、（瞿）式■贪肆不法，（温）体仁之主，下法司逮治。”如此看来，钱谦益自撰《丁丑狱志》所说是可信的：“乌程（温体仁）以阁讼逐余，既大拜（引者按：指温体仁升任内阁首辅），未尝顶刻忘杀余也。邑子陈履谦负罪逃入长安（北京），召奸人张汉段、王藩与谋曰：‘杀钱（谦益）以应乌程（温体仁）之募，富贵可立致也。’（张）汉儒遂上书告余，并及瞿给事式■。”钱谦益被捕入狱，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连上疏皇帝，为钱谦益鸣冤。钱谦益自己在狱中也接连上了两道奏疏，在为自己声辩的同时，揭露温体仁幕后操纵的蛛丝马迹。他写道：“（温）体仁攘居揆席，虑臣姓字尚在人口，死灰或至复燃，显示风指，阴设陷井必欲杀臣而后已。”然而他的声辩得不到回音，心境低沉，在狱中写了三十首诗，借以排遣内心的抑郁，其中之一吟咏道：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
在当时形势下，钱谦益有自知之明，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难乎其难，不得不托人情、通路子。他先是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求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这是因为，他曾经为前任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碑文，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彼此之间有一点交情。曹化淳为人还算正派，得知钱谦益的冤情后，决心尽力营救。而后，钱谦益又托密友冯舒求援于冯铨。冯舒结连三天拜访，都见不到冯铨，第四天二更时分才得以会晤。冯舒刚要开口，冯铨就直截了当地说：“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己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
事情的转机果然出现了。温体仁得知曹化淳在插手此事，指使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的匿名揭帖，义要王藩出面自首，诬陷钱谦益出银四万两求助于曹化淳。这一下弄巧成拙，激怒了曹化淳，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这样曹化淳有了奉旨清查的名义，可以无所顾忌的大力追查，终于查清陈履谦父子的罪行，把他们逮入东厂。他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一起，突击审讯。陈履谦招供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以及他们父子二人如何捏造“款曹击温”揭帖等情节，并且招供，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握定”。
皇帝获悉这一审讯结果，猛然省悟：“体仁有党！”他先前之所以宠信温体仁，就是因为他在朝廷中“无党”，现在看来远非如此，结党营私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于是痛下决心，除掉眷顾了八年的宠臣。
此时的温体仁正在沾沾自喜，在由他拟旨逮捕钱谦益、瞿式耜之后，以为胜券在握，义一如往常那样，每每欲兴大狱之时，必定称病休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到大局已定，才谎称病愈复出，造成他与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
皇帝对温体仁结党营私有所察觉，决心除掉温体仁。因此，当温体仁一手提拔进入内阁的张至发在温体仁的“引疾乞休”奏疏上票拟好谕旨呈进时，便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票拟，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
正在湖州会馆悠然自得吃饭的温体仁，听到“放他去”的圣旨，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京城百姓得知这个消息，欢声雷动。这时正是崇祯十年六月，距温体仁崇祯二年六月入阁，虚度八年，十足七年。
次年，温体仁病死于家中。
崇祯皇帝接到讣闻，觉得有点可惜，特地下旨，赠与太傅头衔，谥号文忠。“崇祯皇帝遭温了”，竟至于如此，罢温体仁的官，只是由于他“有党”，并不怀疑他的“朴忠”，所以死后还要追谥“文忠公”。无怪乎明朝的遗老遗少要慨乎言之，对于温体仁这样的奸臣，皇帝始终以为他是忠臣，不亡国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