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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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颇有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刘诏的参奏，魏忠贤立即派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捕入狱。这就更加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的程度超过蓟州，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黄）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按：指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黄）运泰扬扬甚得意也。”礼仪之隆重比祭祀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谀奉承言辞之露骨、肉麻之极。
如此这般，魏忠贤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生祠之风愈刮愈猛，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浪潮也越发高涨。
被人们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偶像是什么模样呢？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喜容”是“垂旒执笏”的帝王相。朱彝尊有更具体的描绘：“祠以宏丽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腑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
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供奉起来，作为崇拜的对象，因而其褒颂之词当然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由此可见当时风靡全国的建生祠运动，所营造的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令人齿冷的是，参与吹捧的官僚未必不知道魏忠贤原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一个低贱的“小火者”，凭借他的阴谋与权术，一步步爬到了宫内太监的顶层。后来记载这段历史的学者对此无不感慨系之，李逊之针对官僚们阿谀魏忠贤的现象说：“疏语皆扬诩赞叹，几同劝进，旨亦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朱长祚也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
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于。”
在滚滚热浪中，魏忠贤个人崇拜愈来愈离谱。不知从那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陆万龄，献媚唯恐落后，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这个最高学府的学生如同痴人说梦般信口胡诌什么“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云云，还说魏忠贤芟除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之笔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离奇荒诞，登峰造极。
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阉竖配祀孔子，以为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可以和孔予孟子比肩，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居然还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叫好，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导致道德沦丧到了毫无是非可言的地步。
“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2）
魏忠贤个人崇拜在短短几年中风靡朝廷上下内外，席卷全国，光凭个人再大的能耐也难成气候，必定要有制度与权力的保障。有熹宗皇帝、熹宗乳母客氏以及众大臣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密切配合，方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难以制衡。一种难以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它会导致权力崇拜，并引向迷信的程度。因此在那个时代出现皇帝个人崇拜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刑余之人，何以能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关键在于皇帝和它赖以存在的专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权力让给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熹宗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父亲（光宗朱常洛）没有受到太子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逊一筹。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 朱东润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知无能的一个。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一向贪玩，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要是不当皇帝的话，他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
每当他与亲信太监潜心于斧砍刀削之时，非平素亲昵近臣不得窥视。魏忠贤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泥木工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面经营鄙事，一面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 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使他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宗因而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对他的擅权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熹宗对他的褒奖是至高无上的：“尔忠贤之念急公家，勋高磐石。。。。。。故特举尔大节，载在汗青，以作楷一时，流芳百世。念尔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载于兹矣。夙兴以图，心力为悴……朕用是耳目四达，政事肇新。皆赖尔任劳任怨于一身，展经展纶于三事，苦心茂绩，轶古冠今。”这毫无疑问是内阁辅臣代皇帝拟的谕旨，但毕竟是皇帝意旨的体现，正如朱长祚在引用这段谕旨时所加的按语说：“逆挡之蛊惑圣聪，事事归功于己，而辅恶之谄媚权阉，言言称颂其美。”因此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宫廷和政府）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
魏忠贤的一步步发迹，直至控制朝政，宫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熹宗的乳母客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儿子后被选入宫充任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的乳母。此人极为妖艳，朱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在熹宗心目中，客氏远远超出乳母的概念，是集各种女性角色于一身的不可须臾或缺的伴侣。熹宗即位不过十天，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及至熹宗完婚，忙于和后妃过从，客氏心中不悦，熹宗不得不用重赏抚慰，宠幸较前更甚。客氏偶尔外出，用八抬大轿，威风显赫比后妃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为了窃权，千方百计巴结客氏；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贤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人一拍即合，关系非同一般。而且配合得非常默契：“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告假，则忠贤留中。” 当时人说，熹宗“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旦夕不相离；外有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而忠贤素所宠信，气指颐使，骤列大■，且倚客氏，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魏忠贤的肆虐，如危害皇后所生长子，迫害裕妃、成妃，任用可以任意操纵的王体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等，多是客氏一手促成的。这个客氏在宫中称为“老祖太太千岁”，往来乘坐小轿由宦官鸣锣开道，俨然”‘熹宗八母”之一。她与魏忠贤“对食”，策划种种阴谋，直至使熹宗“无后”，政治野心非同小可。后世历史学家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称为“客魏”，是“客”在前“魏”在后，实在是深知其中三昧的画龙点睛之笔。
有了熹宗和客氏的纵容与支持，如果没有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轿子，魏忠贤个人崇拜决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魏广微、顾秉谦等内阁大臣，把政府大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与附庸，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造成“内外一体”“宫府一体”的局面。
推而广之，掌握人事权的吏部、都察院，掌握军权的兵部等要害部门的大臣，以及地方封疆大吏，几乎个个以争当魏忠贤亲信甚至于儿义子为荣，献媚谄附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他们个人而言，是道德与气节的沦丧，是丑恶灵魂的大暴露；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帮吹鼓手演出了一幕幕个人崇拜的大合唱，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明史》的“阉党传”只列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刘志选、曹钦程、王绍徽、霍维华、阎鸣泰、贾继春、田尔耕、许显纯等。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那么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吕毖《明朝小史》说：“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历史上“千岁”、“九千岁”时有所闻，“九千九百岁”闻所未闻，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如果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人们在惊诧之余，必然会问一句：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学家批判的锋芒不仅应该触及具体个人的灵魂，而且应该触及一种制度一个时代固有的劣根性。别以为魏忠贤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的特例。只有要专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个人崇拜就不可能绝迹。
钱谦益与马士英钱谦益与马士英（1）
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从政总是处在两难境地，刚直不阿则为当道所不容，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于是乎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失节降清，遭到遗老遗少的蔑视，后人也因为非议他的人品，而对他的文品嗤之以鼻。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却火之偏颇，缺乏客观公允的心态。人品与文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需要加以分析。笔者对钱谦益的才华极为欣赏，对他在政坛上不断遭到挫折深表同情，为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士大夫生存状态的无奈，感慨系之。与那些慷慨激昂的志士仁人相比，钱谦益活得很累，在南明与清初的历史剧变中，显得过于寡断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传统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他，难以摆脱，扭曲了他的心灵。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日本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11—35页），开掘出观察钱谦益政治生涯的一个视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
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回到常熟家乡服丧守制。这种守制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他并没有复出，在乡里整整闲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他才官复原职，很快又碰到麻烦。那就是天启元年出任浙江主考官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无关，但不久还是因此而罢官归乡。天启四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因为与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之中。阉党骨干分子王绍徽根据魏忠贤的授意炮制《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把东林人士一百零八人编入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