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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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父亲因病在301住院，家乡来人给他送去一点广柑，他高兴得很，拿在手里对医护人员介绍说：“这是我家乡的广柑，你们看多好啊！”
操不完的心（3）
他喜欢川剧，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都很优美，对川剧的一些老演员，名字他都熟悉，经常过问他们的情况。那时还没有VCD，省里来人给他捎来几盘川剧的录像带，他看了很高兴，还请工作人员看，并问他们好看吗？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就半开玩笑说：“明天再看，多看几次你们就觉得好看了。”
红军渡的老船工有些还健在，但有的生活困难的事情让他知道了，他对省、市的领导说：“长征期间，老百姓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帮助我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老了，生活上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后来省里落实了资金，他才放下了心，说：“凡是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
家乡断不了有些亲戚朋友写信甚至跑到北京来，要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父亲对这些事既非常关心，又严格要求，他总是提醒工作人员和省、市领导，一定要按政策办，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徇私情。
八十年代，父亲旧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几次提出修复意见，父亲都没同意，他怕浪费公家的钱财。后来旧居快要垮塌了，不保护不行了，他三番五次告诫省里和县里的领导：“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不要劳民伤财，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母亲也对当地领导再三交待：“尽量少花钱，按中央的要求来。”
根据父亲的要求，县里又重新修改了旧居修复方案。工程开始后，父亲再次强调，一定要节约，要如旧，不能搞新的装饰。据父亲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上记载，1985年2月14日，父亲不放心，让办公室与江津文物征集办联系，叮嘱他们，修复旧居一定按原平面图办，不准另占任何农田，不准铺张浪费，修复后希望在环境周围种些松柏竹子。另外，家乡要注意绿化。
父亲说：“希望家乡多种树，搞绿化，这是我最大愿望。”
父亲的旧居修好了，可是他却再也不能回来看一眼了。
对故乡，父亲充满深情。对晋察冀，父亲亦充满深情，甚至更有过之。
在我记忆中，父亲无数次提及晋察冀，提及华北，他眷恋着革命老区，惦记着那里的人民，早就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深爱这个故乡。
1989年暑假，张家口六中同学组织长城古道行夏令营，行经河北涞源的黄土岭地区，当地的老人陈云祥、陈云才得知同学们还要到北京，于是就托同学们带上一小袋小米，请替他们转交给“聂司令”。当那一小袋小米辗转送到父亲手上时，父亲捧着黄澄澄的小米，眼睛突然湿润了。
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可爱的河北》一书，父亲得知后，去信祝贺，他在信中说：“河北确实可爱，我与河北机缘最长。早在1930年我到顺直省委工作时，就与河北结了深缘。后来1937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时，我又在河北工作，一住就是12年。所以……我常说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河北度过的。河北的父老兄弟，河北的山水草木，我是熟悉的，很有感情，的确可爱！”
1987年8月，“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的同志，给父亲寄来一双他当年爱穿的纳底儿布鞋，希望他穿上纳底儿布鞋回到第二故乡来，再走一走他走过的路，再看一看当年他栽下的树，再喝一口滹沱河里的甜水，再吃一个太行山上的红枣，再与乡亲们拉拉家常。
父亲感动得不行，立即给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复信，信中说：“你们的来信和纳底布鞋，一下子又引起我对战争年代解放区生活的回忆。进城后，因工作等原因没有空到老区看看。文革后，几次想去，又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现在腿脚更不便了，真是遗憾！不过，我始终怀念着老区人民。我常讲，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华北，主要是在河北度过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木，我都不会忘记……”
我发现，父亲的身上，带有很多晋察冀的痕迹。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在那里打仗，他养成了看天气的习惯，因为天气决定收成，决定着人民群众和部队的生活，也影响着作战行动。“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火烧云，热死人”、“云烧火，没处躲”，这些谚语，是当年跟老房东学的，他一辈子都没忘。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不知多少次听他念叨这些谚语。他似乎每天都盼着华北地区下雨。在他坐上轮椅以后，仍然像过去那样，坚持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傍晚散步活动时，时不时地问一句：“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华北地区的干旱牵动着他的心，遇到风调雨顺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操不完的心（4）
河北省的领导有时来家里看他，他不停地嘱咐：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92岁那年，他还让秘书写信给晋察冀老区几个县的党政领导，表达他的意见：“由衷地感谢老区人民对我的关心……当我听到老区大部分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深感不安，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你们以后来，无论如何不要再带什么东西了（包括土特产）。否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
父亲的故乡情、老区情是发自内心的。他爱故乡，爱老区，所以就不停地为之操心。他最盼望那里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不就是图的这个吗？
2002年9月，我们到阜平寻访父亲的足迹时，县长孟祥伟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2002年1月14日晚上，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来阜平视察、听取县委汇报时，动情地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来阜平？因为多年来有个心愿未完成。1984年我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一天，杨德中副主任陪同我到聂帅家里拜访，和聂帅谈了近两个小时，内容几乎全跟阜平有关。聂帅讲，阜平过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千万不要忘了那个地方。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心愿，一定来阜平看看。以前有两次机会，都没来成，第一次是到了唐县，碰到你们这边修路，没来成；第二次到了涞源，赶上小平同志去世，又没来成。这次，总算完成心愿了。
孟祥伟说，听温副总理讲到这里，他们县委一班人都被深深感动了，为老一辈革命家，也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革命老区的真挚感情而感动。温副总理为阜平的发展出谋划策，几年过去，阜平经济又跨上了一个台阶。
我想，父亲在天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了。
应各方面的要求，父亲还为许多革命烈士、英模、领袖人物、革命纪念地、纪念馆或碑亭、一些书籍和报刊等，进行了大量的题词、作序或写贺信等活动。据统计，在他91岁到逝世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他共题词作序达228件。
他一辈子节俭，到了老年，仍然是老样子。有一年，39局电话局的老师傅来我家检修那部保密（电话）的红机子，老师傅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就笑了，大伙问他笑什么，老师傅说：“我讲一句话，你们可别见怪。你们这元帅府办公室的摆设，不如现在一些单位的收发室。”
想想也是，我家的东西很多都是解放初置办的，有些还是战争年代的玩意。父亲的一些私人物品，竟然装在两个手榴弹箱子里！想给他扔掉，他不干，想买个新的，他不让，说：“不是用得好好的嘛，搞那个排场干啥？”
家里的院子比较宽敞，他晚上有散步的习惯，走不动路了，坐上轮椅让人推着也要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有一年，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安装了三处照明灯，他开始觉得挺亮堂，晚上散步感觉很好。但没几天，他知道了每个灯是500瓦，三个灯每小时要耗1。5度电，他心疼了，就和我们商量，每次只开一个灯。试了几天，他还是决定恢复原来60瓦的普通灯泡。他说：“能看清路就行了，要那么亮干啥。”
家里如果谁离开房间忘了关灯，他就批评：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人走灯灭”的习惯都养不成！
有一年大旱，北京缺水严重，他听说了，让立即拆掉仅有的两台水冷式冷风机，因为这种冷风机浪费水。他还让工作人员暂时停浇院子里的树和花草，说要节约水。其实他心里很矛盾，冷风机可以拆掉，树不浇水怎么行？园林局的人来了一看，要求赶快浇水解旱。老工人感慨地说：聂帅注意节水节电，我们早就听说了，请告诉老帅，我们可节水的地方有很多，浇这几棵树的水，北京市还供得起！
我对他说：“你都快90了，还操这个心。”
他说：“活一天，就操心一天。”
他83岁那年，也就是他写回忆录那阵，在301住了4个月的院，差点不行。出院那天，院领导来看他，谁都以为他会感谢人家，他却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只是说：“你们要努力建成全国第一流的医院。一流的医院需要什么？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
我对他说：“你又替人家操心了。怎么不说句感谢的话？”
他说：“医生护士给人看病，是应该的。我给他们提这个要求，他们要是做到了，你说是不是更好？”
想想也是，这种话现在不新鲜了，而在1982年，应该算是有远见的。
他88岁那年，得知我国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时，高兴不已，马上张罗着给王淦昌、王大珩两位大科学家写信，信中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经济和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还特别强调“尤其是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王淦昌看到信，很受感动，他感慨地回忆说：“聂帅身体已很不好了，基本上不能行动。我几次去他家里看望，他仍然关心着我们的科技事业，关心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我向他汇报我在能源领域，特别是聚变研究方面的看法时，他聚精会神地听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态。”
操不完的心（5）
1990年，父亲已经91岁，健康更差了。但他关心我国科技事业的心情有增无减。7月16日，得知我国首发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发射成功后，当即致电祝贺，以表达他喜悦的心情，他高兴地说：“这在我国火箭发展史上，又是一个创举吧！”这次试验安排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因为在检测时发现了一点故障，当时，我们没有隐瞒他，免得他总惦念。听说实际情况后，他立即吩咐秘书写信，告诉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这样推迟几天是对的，慎重一点好，把原因查清楚，问题解决了再发射。”他的话传到西昌，令在场的人受到很大鼓舞。
父亲去世后，刘华清有个座谈讲话，他讲道：“每到他家去汇报请示工作，他都很热情，谈完工作，常留我吃饭，使人感动。特别是我到军委工作以后，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时刻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过上几个月，我总要到他家去谈谈。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重视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保卫好国家安全，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么老的一位元帅，时刻关心国家、军队的大事，鼓励我们更好地工作，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刘华清还回忆说：“在海湾战争紧急时期，老帅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全，一周之内找我谈了四次，还找迟浩田以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几次，希望我们转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同志，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我国的安全，不要疏忽大意。那时聂帅已是92岁高龄的人了……”
自从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丁结婚后，因为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我们一直和父母住一块。父亲行动不便后，只要我和老丁一进家门，他总要问长问短，问来问去总是离不开科技工作。尤其是有重大任务，比如卫星发射、新型火箭试验、新武器试验等等，他更是备加关心。成功了，他比你还高兴，不顺利乃至失败了，有时他也有心烦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讲鼓励的话。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医生有交待，要想法让他安静，不能再让他操心，不让他劳思费神受刺激，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尽量瞒着他。江泽民等中央首长来看他时，也都指示我们：不要让老帅再为国事操劳，你们要学会报喜不报忧，要老人家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可是，当他发现我们有些事情瞒着不说，他就生气了。有一次发牢骚说：“不错，我们是‘圣贤’（剩闲的谐音，意思是剩下的闲人）之人了。”又有一次，他对丁衡高发火，说：“不错，我们是废物了……废物还可以利用嘛。”他的意思是，他虽然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了，但还可以帮着出点主意。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表示：“我下来了，不管事了，但不能不关心事啊，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事。”
面对这样的老人，有时我们既心疼他，又感到很为难。
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1992年的3月，我们要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的事，他早早就知道了，而且也知道这次“打澳星”非同寻常。虽然这不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外星，但这次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这种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将来发射宇宙飞船也将采用它，所以对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非常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视。
父亲具有灵敏的嗅觉，你想瞒着他，根本不可能。2月中旬，某家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打澳星的报道，牵挂这事的父亲让秘书念给他听，其中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认真准备，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也是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