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国酷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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鸩毒之所以经常为人采用，是因为鸩毒的毒性大，人服毒后到致死所需时间短，正如东汉霍諝所言“未入肠胃，已绝咽喉”，中毒致死如此迅速，即使有解药也来不及救命。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对老臣周本不放心，就在一次宴会时将杯中酒下了鸩毒，赐给周本，周本非常警觉，心中怀疑，假装醉而不饮，就另外找一只空杯子，把那杯有毒的酒分作两份，以其中的一杯递给烈祖，请求同饮，并且说：“我用这杯酒祝皇上千秋万岁。陛下若不饮，就不是君臣同心同德的意思了。”烈祖面色骤变，十分尴尬，无话可答，也不敢接酒，在座的臣僚们面面相顾，大惊失色，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著名优人申渐高看见僵局，心中明白，就假借跳舞助兴的名义，进入宴会大厅，来到烈祖面前说：“这杯酒让我先饮吧！”说着，就把两半杯酒合在一起干了，把杯子也揣在怀里，匆忙离去。烈祖暗地派亲信带着最好的解毒药去救申渐高，但未能见效，申渐高脑浆迸裂而死。2
由于鸩毒害人非常残酷，所以古代有人早就反对使用鸩毒。战国时，楚国的使者驸马共前往巴国，途中看见一个人挑着一担下了鸩毒的酒，问他担这毒酒干什么，那人说是用来鸩杀人的。驸马共请求买下他的毒酒，那人同意出卖，驸马共带的钱不够，就把车和马都给了他，买到这些酒之后全部倒到江里。原来驸马共买它就是为了销毁这些毒品。3这个故事，被作为古代宣扬仁慈的例子广为流传。晋代，朝廷曾下令禁止鸩毒，并且规定鸩鸟不许过江。石崇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时，曾捕获一只鸩鸟雏，交给后军将军王恺养护，司隶校尉傅诋告发了这件事，朝廷下诏宽宥了石崇，命令把那只鸩鸟雏在街市当众烧死。东晋升平二年（358年），佽飞督王饶向朝廷进献鸩鸟，晋穆帝司马聃大怒，下令把王饶鞭打二百，另派中御史某把那只鸩鸟烧死在京城里的十字路口。但是，需要说明一点，晋代禁绝用鸩毒，并不是禁绝一切毒死人的做法，那时常用的杀毒人的方法是饮金屑酒。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就是被赵王司马伦用金屑酒毒死的。
晋代以后，毒杀人的方法越来越多，更为常见的是使用信石（即砒霜）。由于鸩毒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的方法，所以即使使用其他毒品谋害人命，也习惯地称为鸩或鸩杀。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说是鸩杀，其实潘金莲使用的是西门庆生药铺里的砒霜。当然，鸩毒这传统的方法也没有丢弃，直到清代仍有人使用。如明末著名奸臣阮大铖的女儿阮丽珍本来嫁给了杨龙友的儿子杨作霖，入清后她流落到某亲王府中，这位亲王的福晋（太太）非常妒忌，就用鸩酒把他毒死了。
鸩毒杀人无疑是非常残酷的，但让人中毒而不让人死，故意观看人在中毒时痛苦的惨状，更是丧失人性的暴虐行为。明太祖朱元璋就干过这样的事情。洪武年间奇書∧網，锦衣卫有个名叫王宗的厨师，犯了罪害怕杀头，让家里人向医生王允坚买了一包毒药。朱元璋得知此事，下令逮捕王允坚，让他把自己卖出的这包毒药当场吞下。王允坚手拿毒药，大惊失色，态度犹豫，不敢吞服，武士在旁边催逼，王允坚不得已把毒药吃下去，这时，朱元璋细细问他这毒药是怎么配制的，吃下去之后多长时间会死，如果中毒而死还有什么留恋等问题，王允坚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朱元璋又问他这毒药有没有办法消解，王允坚说，用凉水、生豆汁、熟豆清掺合在一起让服毒者饮下，可以解毒，若用“粪清插凉水”解毒更快。于是，朱元璋叫人取来凉水半碗，粪清少许，在旁边等待。不一会，王允坚出现中毒症状，眼神四顾，烦躁不安，两手不住往身上搔来搔去，朱元璋又喋喋不休地问他中毒后的感觉以及多长时间内可解、过了多长时间就不可解等问题，直到看到王允坚痛苦难耐、生命垂危的时候，才叫人给他灌下解毒的粪清和凉水。王允坚受尽折磨，奄奄一息，侥幸没有死，但是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又下令把王允坚处以斩刑，并枭首示众。朱元璋这种凶残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用活人进行灭绝人性的毒品试验，受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这种违背人道主义的做法，朱元璋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实践过了。王允坚的毒药是怎么配制的，其中有没有鸩毒的成分，现在已难以考证清楚。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化学毒剂（如氰化物等）及其他毒品大量出现，鸩毒已成为历史的概念，鸩鸟这种动物如今似乎也见不到了。
1。关于鸩鸟的特征、习性的记述，见《山海经·中山经》注、《淮南子·缪称训》注、《广雅·释鸟》、《尔雅翼·鸩》等处。 回文章
2。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又见陆游《南唐书·杂艺传》。而郑文宝《江表志》又云烈祖以鸩酒毒其弟知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所记同《资治通鉴》。诸说不一，待考。 回文章
3。《尸子》卷下。清汪继培注《尸子》谓“驸马共”疑为“巫马共”。
黥 面
黥面就是墨刑，周代五刑的第一种。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的字成为永久性的记号。同劓、宫、刖、杀相比，黥面显然是最轻微的。但是，这种刑罚也要伤及皮肉甚至筋骨，而且施加于身体的明显部位，无法掩饰，不仅给人造成肉体的痛苦，同时使人蒙受巨大的精神羞辱。因此，本书也把它列为酷刑之一。
黥面是一种很古老的刑罚，它在尧舜时就出现了。当时三苗之君使用的五虐之刑，包括黥面在内。1尧诛三苗，废“五虐”，改用“象刑”，就是给犯罪者穿上与常人不同的衣服，以示惩罚，其中当受墨刑者要戴黑色的头巾。2禹继尧舜之后开始使用肉刑，以后正式把墨刑定为五刑之一。
最初，墨刑的施行方法是用刀刻人的皮肤，然后在刻痕上涂墨。《尚书·吕刑》篇中“墨辟疑赦”一句后，孔安传云：“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 。《周礼．司刑》一节中“墨罪五百”一句话，郑玄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以墨窒疮孔，令变色也。”《礼记·文王世子》篇注云，墨刑和劓、刖等刑一样，“皆以刀锯刺割人体也。”《国语·鲁语》也曾说：“小刑用钻凿，次刑用刀锯。”墨刑为小刑，当是使用钻或凿为刑具。其它各书述及墨刑时都是说用刀刻。这些说明，墨刑在最初规定为刑罚的时候，施行时用刀，而不是后世才采用的针刺。人的面部神经是极其敏感的，犯人在被黥面时的疼痛之状可想而知。由于伤口感染，有的犯人也会因黥面而致死。
从西周时起，墨刑的使用很普遍。周初刑法规定“墨罪五百”，即列举应处以墨刑的罪状有五百条之多。《尚书·吕刑》篇亦云：“墨罚之属千。”可见，当时的刑罚是很严厉的，民众稍有小过，就要被黥面。周代，奴隶主贵族常用黥面者作守门人。因为这些人的脸上带有耻辱的标记，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逃跑。而且，黥面者的四肢是健全的，不影响劳作。春秋战国时，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种苦役。秦国商鞅变法时用法严酷，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孙贾黥面，以示惩诫。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儒家书籍，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城旦”，是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当时，“黥为城旦”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处罚犯人的措施，这样的犯人遍布全国各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有许多是受到黥面之刑的囚徒。汉初被高祖刘邦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年轻时也曾因小罪被黥面，因此，人们就把他的名字成为黥布。
汉初刑法沿袭秦制，仍使用黥面之刑。《汉书·刑法志》规定“墨罪五百”，条款数目同周初一样。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规定将当受黥面之刑者“髡钳为城旦舂”。意思是，男子应当黥面者，该为剃去头发、颈上戴着铁制的刑具、去做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去做为期四年的舂米的苦役。此后直至汉末，黥面未再实行。但在汉代时，匈奴曾规定，汉朝的使节如果不以黥面，不得进入他们的单于所居住的穹庐。有一次，王鸟充任汉朝的使节，出使匈奴时就顺从了他们的规矩，单于大喜，同意让匈奴的太子到汉朝作人质，请求与汉和亲。有人说，匈奴的这种规定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只是用墨昼在脸上，象征性地表示黥面，并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这和作为刑罚的黥面当有所区别。
汉代以后，随着某些肉刑的恢复，黥面也重新被采用。晋代规定，奴婢如果逃亡，抓回来之后要黥其两眼上方，并加铜青色；如果第二次逃跑，再黥两颊；第三次逃跑，黥两眼下方。上述三处，施行时都要使黥痕长一寸五分，宽五分。这种黥痕可以深深印到人的骨头上。唐代贞元年间，段成式的从兄经过一个叫黄坑的地方，他的随从拾取死人的头颅骨，打算用它配药，看见一片骨头上有「逃走奴」三个字的痕迹，色如淡墨。段成式判断这是古时被黥面的人的头骨，而且很可能就是晋代逃亡过的奴婢的遗骨。黥面之刑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南朝泰始四年（468），宋明帝刘彧颁行黥刑和刖刑的条律，规定对犯有劫窃官杖、伤害吏人等罪者，要依旧制论斩；若遇赦令，改为在犯人两颊黥上“劫”字，同时割断两脚筋，发配边远军州；若是五人一下结伙以暴力夺取他人财物者，也同样处罚。梁天监元年（502），梁武帝萧衍又颁定黵面之刑。黵面的施行方法，大概不是用刀刻，而是用针刺。如果犯有抢劫罪应当斩首而遇赦者，要黵面为“劫”字。这种刑罚实行的时间不长，天监十四年（515）即予以废除。
北宋时，黥面之刑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犯人的罪状不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样排列的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字排列成一个方块；若为杖罪，所刺的字排列为圆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须发配远恶军州的牢城营者，都要黥面，当时称为刺配。如《水浒传》中写林冲被刺配沧州牢城，武松被刺配孟州牢城；陆谦指使董超薛霸在半路上结束林冲性命，特意嘱咐他们揭取林冲脸上刺字的那块面皮来回话；武松被黥面是刺在额角上的，后来他扮成行者，把头发垂下来可以遮盖着被刺的字。小说中的这些描写，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理解北宋时期黥刺刑罚的例证。北宋名臣狄青年轻时也曾被刺配，后来贵显，仍保留着刺的印记，不愿除掉它。直到南宋时，刺配的做法都是常见的。
辽代刑法也有黥刺，和北宋的施行方法相同，也是用针刺，但刺的位置不完全一样。重熙二年（1033），辽兴宗耶律真宗规定，对判为徒刑的犯人，要刺在颈部。奴婢私自逃走被抓回，如果他她同时盗窃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不得黥刺其面，要刺在他/她的颈或臂上。犯有盗窃罪的，第一次犯刺右臂，第二次犯刺左臂，第三次犯刺脖颈的右侧，第四次犯刺脖颈的左侧，如果第五次再犯，就要处死。辽代其他刑罚非常残酷，唯独黥面之刑比以前要宽大一些。
金代规定犯有盗窃罪且赃物在十贯以上五十贯以下者要处以徒刑，同时刺字于面部，赃物在五十贯以上者要处死。元代仿照宋、金的有关法律，对盗窃罪要予以刺字，并同时施加杖刑，刺的方法和杖的数目有非常细致的条款，另外，对什么情况下免刺、什么情况下已经刺过仍要补刺等等，也有具体的规定。
明代关于黥刑的法律，与宋元大同小异，但使用的范围要更狭窄一些。洪武三十年（1397）规定，谋反叛逆者的家属及某些必须刺字的犯人予以刺字，其他各类犯人一律不再用宋代那种刺配的方法。另外，对于盗窃犯，初犯者要在右小臂上刺“盗窃”二字，再犯者刺左小臂，第三次犯者要处以绞刑。对于白昼抢劫他人财物者，要在右小臂上刺“抢夺”二字，如果再犯抢夺罪者，照例在右小臂上重刺。情节比较轻微的偷摸都无须刺字。明代的法律中对免刺、补刺也有明确的条文。
清代的黥刑主要施用于奴婢逃跑，而且常和鞭刑并用，称为鞭刺。顺治十一年（1654），朝廷议准，对于逃亡的奴婢凡是七十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要免于鞭刺。顺治十三年（1656）又规定，犯盗窃罪者也要刺字。康熙四年（1665）规定，对逃亡的奴婢的刺字不再刺在面部，和盗窃罪一样都刺小臂。第二年又下令说，如果逃亡者改刺小臂，这样逃亡者越来越多，无法稽查，因此仍旧改为刺面。康熙十二年（1673）诏令，凡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逃亡者要免于鞭刺，如果是夫带妻逃、或父带女逃、或子带母妹逃者，妇女免于鞭刺，如果是妇女单独逃亡者不能免除。这样的规定，说明清代奴婢的处境悲惨，而且逃亡现象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