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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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金是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三十女杰”的第一个孩子，１９３６年９月生于陕北保安。“罗”是取父亲李维汉（罗迈）的原姓，“小金”里面含有母亲金维映（阿金）的姓。据记载，罗小金是由金维映的三位战友：我外婆和刘英奶奶、李坚真奶奶三人接生的。＇注６＇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有３０位英勇坚强的女战士，即“三十女杰”。钟月林是“三十女杰”中年纪最小的女红军之一。７０年后，她谈起长征路上外婆对自己的姐妹之情，仍然激动地不能自已。她告诉我：“提起你外婆，别人老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有点过？不是的。她的好，怎么说也说不完。”
钟月林的婚姻也是外婆等姐妹撮合的。１９３６年她在陕北瓦窑堡与宋任穷结婚，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生下第一个孩子。分娩前外婆天天来照料，她说：“月林，我生过好多孩子，我知道怎么带孩子，我来帮你”。一天晚上，她又来看望，离开后却再没来过。孩子出生后，钟月林听说“出事了”――外婆从她家出来后，和洋记者史沫特莱发生冲突，一病不起。从此外婆决心出去做手术，养好身体，再回国工作。
钟月林告诉我：她在延安苦劝外婆，求她不要离开。外婆的妯娌钱希均在西安做外婆的工作，姐妹推心置腹长谈；在兰州，外公至交谢觉哉继续劝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外婆的好友彭儒、陈正人夫妇受外公委托，在国内最后一次挽留外婆。无奈外婆去意已决，外婆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两年，正好是１９３９年。
１９３９年，在延安同时生活着三位贺家人，那就是外婆的母亲温吐秀，姨婆的继子刘子毅和外婆的幼女毛娇娇，也就是我的妈妈－－李敏。当时三岁的她，对前两位，尤其是她的外婆，已经没有丝毫记忆了。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打击向我出国不久的外婆袭来。这位井冈山上的女战士，长征路上的女英雄，被命运一次次推倒在地，又一次次踉跄爬起。只不过，这一次她是在孤军奋战。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可能是外婆在苏联见到的年龄最大的“红色后代”。２００４年，年过八旬的瞿阿姨向我讲述外婆与自己的交往。她记得外婆１９３９年痛失爱子后精神很差，睡眠不好。自己每天早晨负责叫学员出操，总是敲不开外婆的门。瞿阿姨反复强调：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她是谁（为了保密，当时学员每个人都起了化名），不然我一定会好好帮帮她，言语中包含着无限的惋惜。
有两件人生中的大不幸在１９３９年之前已经发生，只是外婆当时远在异乡，无从得知――她的父亲和母亲已分别在赣南赣州和陕北延安去世了。
张闻天夫人刘英这样回忆与外婆在苏联的交往：
我同蔡树藩、钟赤兵和徐梦秋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开延安的，到西安时增加了一个贺子珍。她那时正怀着身孕，是同毛主席闹了别扭跑到西安去的，已经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阵。
我一直同贺子珍在一道。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休养，我的肺病、肠胃病大有好转，人也长胖了。她的情况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一个男孩，养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葬到后面花园里。她伤心之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主席又不给她写信。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
“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帮她（贺子珍）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注７］
提起外婆出国，说来话长。千头万绪，容我慢慢讲来。
外婆是与长征时期战友刘英等人一起经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出国的。到达兰州后，外婆见到了陈云，而这或许是外婆与王明之间惟一一次间接接触。
遵义会议闭幕后不久，中央决定陈云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同年７月，陈云受命离开长征队伍到达上海，后辗转万里于同年９月到达苏联，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迪化代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去延安时中途停靠迪化，陈云同机离开。王明一行抵达兰州后，得知张闻天夫人刘英和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等也在同一城市，便派陈云给她们送去一百美元表示慰问。＇注８＇
“王明”这个名字，在外婆晚年成为困扰她生活的梦魇，耐人寻味的是她并未见过此人。王明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外公不得不与这位“钦差大臣”面对面打起了交道。历史证明这对他们两人而言，都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身怀弹片急于医治的外婆不会想到，她在长征途中负伤竟成为陈云动员红军在新疆学飞行的素材。有关书中这样记载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吕黎平将军的经历：
（１９３７年５月在迪化）一天，陈云同志把吕黎平找去，开口就问：“小吕，你对今后的工作去向有什么打算呀？”
问题提得突然，吕黎平回答得也很坦率，他想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陈云一边踱步，一边说：“小吕呀，你一定还记得长征路上，贺子珍同志在贵州被飞机炸伤的情景吧？”
吕黎平不知老首长为什么提这件事，有些不解又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
“一颗炸弹下来，贺子珍身上中了九块弹片，真惨呀……”陈云说到这里，语调更深沉了。“在根据地，在长征路上，我们许多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下……小吕，如果组织上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你怎么想！”
“学飞行？！”吕黎平的眼瞪圆了，“这可能吗？”＇注９＇
当然可能。事实是，吕黎平从此走上了飞行之路并成为我军空军高级指挥员。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也就是陈云在兰州见到外婆一行不久，他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并获批准，从原红一、二、四方面军中挑选１８人前往新疆航空队学习。这些人成为我军第一批空军飞行员。
第一部分１９３９，情牵延安（4）
我在延安期间，去了凤凰山麓吴家窑外公外婆故居，这个毛贺最后的家。
１９３７年１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外公外婆和妈妈到延安后把家安在凤凰山下。这里就是外公和外婆一立一坐两张合影的拍摄地。
凤凰山麓吴家窑是外公和外婆最后共同生活的地方。那里是吴姓财主的家产，分成三四个院落。外公住在一头，朱德、周恩来住在另一头。这张毛、朱、周和林伯渠四人合影就是在此拍的。
我来到外公和外婆当年住过的两个房间，陈设依然简单，只是新添了一把摇椅和澡盆。但我还是觉得保安更真实。毕竟，从１９３７年底外婆出走到１９３８年底外公再婚一年间，这里已不可能完全保留她在时的原貌。
我走到外公与外婆坐下合影的石凳旁，请人给我拍照。我要带回去，给去苏联后就再没回延安的妈妈看看。当年的两口大缸还在石凳上放着，讲解员说：那是老乡做豆腐用的。以前我和妈妈一直以为那是花盆，难怪里面没有花了。
１９３８年底，外公再婚当天，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延安民间有“主席结婚，惊天动地”的说法。外公连夜搬到目标较小并较开阔的杨家岭，从此离开了凤凰山――这个毛贺最后的家。
１９３９年夏天，周恩来堕马后右臂粉碎性骨折。由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疗伤。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特派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到延安。周恩来一行乘此专机抵达兰州后，换乘苏联专机飞往莫斯科。乘客中没有娇娇，她是１９４１年初乘苏军一架运输机去的苏联。１４岁的朱德之女朱敏和另外两位大哥哥领着四岁多一点的娇娇，把她毫发无损带到外婆身边。
周恩来离开延安才几天，１９３６年夏天到陕北保安第一位采访毛贺的美国记者斯诺到达延安。他后来在《红色中华散记》中略带遗憾地提到：在我这次来延安之前，毛泽东却与贺子珍离婚了……
在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中，有一附录为《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斯诺是这样评价我外婆的：
在外表看起来，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其实，她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很少有人看见她穿长衣服，十年来总是穿着那一套红军的制服，皮带上挂着手枪；她曾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剿共军队对过阵，在前线上运伤兵。到后方去，调护病人，组织女军，而且，在北上战役中曾受过伤，甚至几乎送了性命。
自与毛泽东同居以来，九年之中终日是奔走劳碌，七年之中生过五个孩子，但这些孩子全送给了人家；她自己一个也不要。
红军由江西总退却时，她随军同行，直到陕境，步行二万五千里。她先后被炸伤廿几处，到现在，身上还找得到累累的创痕。
她现在二十七岁，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在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受伤以后，先叫人抬着走，以后换人背着，用骡马驮着，到最后人和马全没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时，在长征途中又产生了一个小孩，她真是受尽痛苦的人了。
在红军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为江西永新云山人，是一个小地主的女儿，她父亲也曾当过一任县长。
她曾进过教会小学，她妹妹嫁给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泽覃为国军所杀，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学校出来后，就在本县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是年八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军抵抗国军一役，即由她领导（引者注：此为误传）。
她同毛泽东是在民国十七年结的婚。她在共军中曾先后担任政治教授，看护，妇女组织的领袖；而在战时，她又是军人――总之，随时随地，她全有工作。＇注１０＇
“但这些孩子全送给了人家，她自己一个也不要。”――这何尝是外婆的本意呢！尤其是失落在苏区的毛毛，这是外公和外婆最疼爱的孩子。
平心而论，毛毛舅舅让人如此牵肠挂肚，是因为他在外公外婆身边生活过两年时光，而他在闽西苏区夭折的姐姐、在中央苏区夭折的弟弟以及长征中在四川失落的妹妹，甚至包括我的妈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外婆一生怀过十胎，生育六次，最艰辛的莫过于长征中在川黔两省交界处那次了。２００４年８月，我采访了长征中外婆的小姐妹（休养连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８９岁的宋任穷夫人钟月林。她清楚地记得：外婆在行军路上突然生产，她和几个女战士把外婆抬到山坡上，孩子刚生下来就送走了。
结束了保安、延安之行，我坐火车回到西安。在这座千年古都，现在能找到惟一一处与外婆有关的遗址就是城内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了。１９３７年冬，外婆从延安到此，不久又离开此地。然后就是兰州，再就是迪化，最后是苏联。
八路军办事处外婆住过的屋外有一小段简短的说明，告诉人们曾经来到过这里的女性，她们是：贺子珍（１９２６年入党）、刘英（１９２５年入党，系张闻天夫人）、杨之华（１９２５年入党，瞿秋白夫人）、林月琴、谢飞（１９２７年入党）、陈琮英、张琴秋（１９２４年入党）、王定国（谢觉哉夫人）、钱希均（１９２５年入党）、危秀英、邓六金等人。
外婆晚年谈过自己出国的理由：治伤、学习、休息，而最后一条是最耐人寻味的。
长征改变了贺家，长征更改变了外婆。首先，长征使她受伤，身中多块弹片，终生都未取出，日夜困扰着她的生活。为此，她先是急于去上海，后来又坚持去苏联，想取出弹片，养好身体，才好做更多的工作。
其次，中央红军从江西走到陕西，逃过了灭顶之灾顽强地生存下来，影响越来越大。斯诺开启的红都之旅日加兴旺，而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的外公日益忙碌。外婆感觉到被冷落的寂寞。在当时舆论中，她居然变成了“政治落后”分子。
最后，长征给予外婆最大的打击，是失去一对儿女。事实上，在陕北立住脚跟的共产党人在国内形势开始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在努力寻访散落在民间的红色后代（大规模寻访还是在解放之后）。外公和外婆又怎能忘记托付给毛泽覃和贺怡的毛毛？我想，他们肯定是托人寻访过，姨婆贺怡也一定会尽快与姐姐和姐夫取得联系。然而此时毛毛已经丢失，外婆想必知道后已不抱希望了，她已经开始心灰意冷了。
对此，外公心里当然也不好受，他在与曾志谈起毛毛时曾一度哽咽。然而，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在于：男人更看重事业，女人更看重家庭。
第一部分１９３９，情牵延安（5）
丢失了在外婆协助下写成的《永新调查》使外公遗憾非常，他说过：“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而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重新发现外公１９３０年５月写的《调查工作》一文（收入“毛选”二版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则使外公兴奋异常，就像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把失子之痛转化为对事业、对著作的感情，这就是外公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本色，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１９３７年外婆远走苏联一事，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１９９８年，曾志回忆录出版，其中披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