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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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护士早上恰巧她浇花的时候手指被割破了，这样的话它那个通过血液就传染了。七天以后这个护士就已经昏迷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个南非整个就启动紧急的预案措施，一个是把这个护士，跟她接触过的二百一十六人全部隔离起来。而且马上给媒体做了一些交代，而且马上启动就是说那种防生化武器的设备，那种叫“屏蔽护理系统”。因为它这个南非呀，它曾经在研究非洲热带病的时候有这种系统，“屏蔽护理系统”就是说人和病人是零接触，所有都是零接触。而且马上启动这种系统，所以它这场灾难基本上没有波及别的人。后来就是当时在南非社会引起这场灾难，因为艾博拉病毒非常历害，结果就死了这位护士。所以这位护士后来南非人认为她是民族英雄。

　　　　主持人：南非那个灾难，就死了一个人吗。

　　　　王一方：就死了一个人，而且他当时还启动了非常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在第十九天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血样送到了美国亚特兰大的（CDC）研究中心，就鉴定出这种病毒的这种亚型，而且把这一个关于这种病毒传播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对艾博拉病毒传播过程的认知。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人类在跟瘟疫的这种共同斗争当中，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的。这一点是可以让大家感到镇定的，就是每一次跟疫病的斗争都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的。尽管可以胜，但是有时候代价非常沉重，我们刚才讲了，几千万几千万人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另外一个就是说瘟疫它体现一种历史的轮回，像一个钟摆一样的，它总是要隔几十年要回来的，所以我们讲瘟疫是可控不可灭的。所以我们现在说要把它灭掉，恐怕不是人类的初衷，也不是人类的能力所及。

　　　　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这种瘟疫，人们每一次都在苦难中反思，反思什么呢？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这种效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反思来反思去就要反思到人身上来了。很多东西、超级病毒是由于我们大量的对环境的侵入。比方说我们艾滋病就是我们对非洲这样一个环境的侵入。因为艾滋病它本来生存在非洲的一种猴，绿猴的身上。结果因为我们把它，很多人把它、猴子当做美味，吃猴脑，很多人把猴子拉出来做药物实验，这样传过来的。另外就像东北那次大鼠疫是为什么呢？东北的鼠疫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老鼠叫土拨鼠，当时东北开发的时候，当时御寒就剥土拨鼠的皮，去剥它的皮。这样的话由土拨鼠身上传到人身上。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更多是人对这种自然的侵害造成的。另外就是我们抗生素，高效抗生素、高效杀毒剂的大量使用。因为我们知道微生物世界是一个很完备的世界，它有各种各样的居民，有更多的是良民。按照托马斯·刘易斯讲，其实微生物它的世界跟你完全是和平共处的。它对人类发生攻击的那一部分很小，结果我们恰恰用大量的抗生素、消毒剂把那些正常的菌群，正常的细菌的群落给杀灭了。只有那种产生变异很大的，能够迅速变异的那些才留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用抗生素加速了这样一个对这个劣种的、有害的病毒和细菌的这种选择，用这种人为的力量促使那些超级病毒的产生。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这个观点是这个布鲁克·史密斯这个人在他的一本《未来的灾难》里边也谈到这个观点。

　　　　我们刚才讲，我们医学人文的最高境界是要思辨、是要顿悟，所以我们下面就把它引入医学思想史，有一些医学思想史和一些哲学的思考。比方说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回答一下什么是已知，什么是未知，什么是全知，什么是不可知。就是说我们现在科学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讲，过去的一百年就是科学的三个事件，一个叫“竞赛”，就是每个实验室都在比赛，谁能够发明最快。然后就是“征服”，看谁的实验室把这个人类的对立面都征服了。然后就“加冕”了，就是说然后就去得诺贝尔奖，去欢呼。就是说科学从新闻事件上讲，这是丹尼斯的一个观点，说这个科学成为一种社会事件以后就这三个阶段，就是竞赛、征服、加冕。这样的话，人们觉得科学力量大得不得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把这么一个过程简单化了，其实科学它是探索无知社会的，是探索无知世界的，如果说这个无知都没有了，还有科学存在的必要吗？其实在承认科学自身价值的时候就有一个巨大的无知的世界在那里，包括我们这次对SARS早期的反应。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如果我们像南非人那样，像南非人那样有一种敬畏感，对无知，对无知的东西，对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敬畏感，我们就可能会很快地去采取一种敬畏或者说敏感的办法。而恰恰我们很多临床大夫，很多的研究者觉得对待这种传染性疾病，对待感染性疾病，人类的办法多得一塌糊涂，怎么可能闹大乱子呢？不可能的。其实我们想就是说，哪怕你已知，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一个完全的已知，是一个或者我们讲是半知的概念，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追求对这种疾病恐慌的镇定，说我了解多一点就可以镇定，不是这么回事，你任何人的了解都不可能达到一个全知的境地。你不是说全知以后你才能够镇定，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你知道一点就可以镇定，这是一个适宜知晓的概念。

　　　　另外就是战争和共生，其实人和细菌和微生物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战争是这一次，我们这次在抗SARS的时候用得最多的概念，就是用战争的模型，战争的这种社会动员来对付SARS这件事。我们经常讲的叫三高一非，高投入、高风险、高组织性、然后非模式化，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天用的钱不亚于美国打伊拉克每天用的钱了，所以是高投入。然后就是高风险，谁也不能预料这场结果怎么样，我们必须得小心来对付。高组织性，必须得社会各个部门来动员，这就是战争模型的三高一非。但是在面对病毒，有一个内在的这种规律，从病毒的这种生存的条件和方式来讲，我们又不能完全把人和病毒的关系完全理解成为一场战争，这一点我想用托马斯·刘易斯的一段话来给大家，托马斯·刘易斯非常幽默，他用了这么一段话来跟我们讲，他说病毒就是一个活动基因，它来干什么，它到这个世界上，它不是一心一意来制造疾病和死亡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是个小顽童。它来的话就把这个病毒飘拂起来带到那个地方去，把那个病毒，把这个基因片段从这里搬到那里，从那来搬到这里，然后自己在复制过程中创造很多新的基因片段。托马斯·刘易斯这样讲，它如果说没有它存在，我们进化的过程就不会有意义。为什么呢？就是一场乏味的生物牌局，只有胜利者才能留在桌边继续玩下去。如果大家没有胜负之分，没有新旧之分，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变异之分，那么说就那么几个老人，在那里玩牌，一玩几亿年玩下去是非常乏味的。病毒的出现是帮助人们在生物进化当中，把这个牌玩得更精彩，玩得更有花样。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就是人和病毒，而且大量的病毒，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病毒来做基因治疗，病毒某种程度从群体来讲，病毒它实际上是跟人类共生的，而且长期共生的这么一种微生物。所以当然这次它闯了祸，我们必须要减毒，必须限制它，必须通过从疫苗的方式去替代它，调动人自己的免疫力。因为它这一次为什么引起恐慌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它是什么，如果知道了以后我们用疫苗，而且它一代一代的，它自身也有纠错机制，一代一代它也要减毒。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SARS，它也是一个病毒和人的关系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用刘易斯的一段话来讲，他就说这个是人和动物的过程当中，结果是有一个谈判，他说这种共生关系经常要谈判，这种谈判，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双方有一方越过了边界线，那么说就产生了疾病。所以这个当然刘易斯他这样讲，这实际上是我们跟病毒的关系在这一次边境谈判没谈好，结果它侵犯了我们的边境，我们把它赶回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提出口号，要把细菌全杀死，把病毒全杀死，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本意，也不是人类社会所能干得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敬畏和征服。我刚才讲了，就是人由于抗生素，抗生素是这个二十世纪医学的一个最伟大的发现。二十世纪医学有两个理论模型，一个就叫战争模型，叫征服的战争模型，另一个叫替代模型。战争模型就是说有什么病，我把它的病原体给杀死、把它打败，人就赢了，病就好了。这是一个模型，主要是对传染病。另外一个就是替代模型，比如说体内缺某种维生素，我给你补进来。比如说我这个器官坏了，把这个器官摘掉，拿一个人工器官或者拿一个别的器官替代进来，就是替代模型。或者说是一个假肢，或者说通过戴眼睛，都是替代，功能替代，就是说这两个模型是二十世纪医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获。但是这个时候容易把它泛化，就容易产生这种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征服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待病毒也好，对待生物也好，要更多地有敬畏感。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对病原的敬畏，实际上它本意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生命的丰富性的敬畏，对疾病对痛苦的敬畏。这一点在蒙田的随笔里面谈得非常多。其实人是非常脆弱的，在人类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它必须得有这一种退缩的机制。你比方说这一次我们讲这次SARS的治疗方案，第一是要抗病毒，是要用抗病毒药物。但是第二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降低人的免疫力，去减轻炎症反应。大家知道炎症干什么，炎症就是人调动体内的免疫机制跟病毒、细菌做斗争。结果它这个糖皮质激素使用不仅仅不让你做斗争，它还减低你这个炎症反应，它不让你去做斗争，它有点搞议会斗争的感觉。当然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讲，钟南山院士讲，早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对于挽救危重病人非常有利。这种妥协对人类来讲是必须的，不能一味地征服。在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前面用抗病毒药，这时候要用一点什么，用一点糖皮质激素，然后用了糖皮质激素再用抗继发感染的抗生素，然后再用支持疗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而不是说一味的逞一时之勇往前冲，把所有的病毒横扫一切病毒，横扫一切细菌，然后人类就胜利了，不是那么回事。

　　　　第三我们想讲一讲就是在SARS疫情当中，这种伦理学的东西。就是伦理学里面，我这里带来了一本书就是那个《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这本，这是一个史怀哲他的一个传记。这个人他就提出来，我刚才讲敬畏，他是敬畏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他在非洲丛林里面当了六十年的医生，他一直在对付热带病。他以他毕生的经历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敬畏，要敬畏一切包括自身的生命的意志也都要敬畏，而且这种敬畏不仅仅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这是他的一个伦理学贡献，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次SARS事件对于我们整个医学界，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科学界，在伦理学上，在道德上的这种震撼和唤起，有时候更大于对这一个病原的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伦理是要讲道德追求的，追求什么？当然这个史怀哲他作为道德圣人，他作为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获得者，他得的不是诺贝尔奖医学奖，他得的诺贝尔奖和平奖，他讲医学和人的至高境界是通过牺牲自我来赢得一种有教养的、有身份的、有次序的、文明的社会生活。就每个人都是有点像中国孔子讲的克己复礼的概念。就是通过自我的牺牲，通过自我的牺牲达到一个追求纯粹的一个过程。这次某种意义上讲，SARS事件对于我们整个的医学界来讲是一种唤起，因为过去我们在探讨医学人文问题的时候，在探讨生命伦理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公正、公平、权利、责任、义务。但这一次，由于这个SARS事件、突发事件来得特别快，整个的医学界都动员起来，它体现一种群体的献身精神。就是整个医学界，只要在有疫情的地方，我们的医学界就全民动员，而且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中国政府三十五个亿的投入，香港政府十九个亿的投入，很多方面都是政府买单。这样就改变了这样一个生命伦理学的思考主题，从平等、公正、知情、同意、病人权利这一些小问题上，一下子跃升到一个什么职业献身，怎么唤起一种崇高感，怎么来体验纯粹。平时好像觉得我们生活在产品社会当中，哪有什么崇高呀，英雄在哪里呀，纯粹在哪里，哪里有纯粹的人。

　　　　毛泽东演讲《纪念白求恩》，据说是秘书给他写的稿子，写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伟大的人，毛泽东说加上一句一个纯粹的人。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尤其搞医学，它需要纯粹，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两句加得非常好。纯粹的人是什么东西，这种道德纯粹来源于什么，这种道德纯粹来源于，不仅仅来源于这种职业的，我是医生我宣过誓，我从希波克拉底那里就有一种历史传统，这个东西都是外在的。道德它需要内化，需要每一个人通过道德体验去理解它，然后去实践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就给这个人类提供了这么一个，给医学界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因为过去我们讲商品社会当中我要讲回报呀，我这个事，我给你做手术我有投入呀，医院有投入我个人有投入呀，　我培养一个医生要那么长时间，他的价格定位怎么来确定。当然在这一次，在这个突发事件当中，就像战士一样冲向前线，而且毫不顾忌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去冲，这个东西引起什么，引起整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群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