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命如此-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的我似乎已经脆弱得经不起人间哪怕最微弱的外力的打击，只能等翅膀长硬了再说。所以，后来我读到路遥的《人生》时，看到高加林这个形象，除了感到有一定的真实之外，内心并不怎么佩服。我甚至还想，我酝酿一个形象，他的痛苦一定更加巨大，思想更加深刻，意志更加坚韧，方式也更加聪明，他不仅来自贫瘠的黄土地，他还要来自久远的历史，你们等着瞧吧！
冰冷的早晨，在锣鼓声中，我们一行二十位应征入伍的农村青年，披红戴花，告别了一个个哭哭泣泣的父母和亲人们，告别了这片没给过我们许多吃食、却让我们饱尝苦难的黄土地，向着一个未知的，然而却可能是有指望的目标出发了。离别的路上，我坐在解放牌汽车里，扶着车厢帮，看到坡地上耕地的亲人们鞭打着拽铁犁的黄牛，“嘚啾嘚啾”地吆喝着，晨阳将人和牛的影子在坡地上拉得老长老长，几乎让你望不到边。田野开始解冻了，散发出春天的湿气。山坡上那些熟悉的家园在我眼里渐渐地变小，变小，变小，最后终于消失在黄土地宽广的胸怀和褶皱里，我的泪水一下子蒙上了双眼。
我哭了。我的镇子在我的泪眼里模糊了，消失了，最终凝固成心底深处一个坚固影子。啊，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老村，穿越历史的老村。这永恒的影子，我永远不会忘怀，她将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刻写在我未来的作品中。
她生长了我，虐待了我，但我还是爱她。
在我将要离家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黄河断流了。夜里，我梦见村头的大槐树，根部被一大群红蚂蚁蛀蚀空了，忽然倾倒在地上，魂魄飘散。我于是慌忙四下里寻找镢头，准备刨它枯死的根子。
断流的黄河是黄土文明危机的象征。
我得去寻找“镢头”。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1）…（图）
我自以为是个好文人，半夜起来构思小说，比巴尔扎克还沉重……但结果是写的书没人爱看，这又成了我半夜起来的问题之一。
我从家乡澄城一直哭到了渭南。泪流了一百多公里，快到西安时才止住了泪水。换上去西安的卡车，从别的新兵口里知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青海。青海，一听这名字就觉着它十二分优美，更何况它暗中扣合了父母给我取的名字，先不咋便有了吉祥的预兆。莫不是这隐示着我命里的机缘？
当天下午，从西安上火车。进火车站的路上，我看到了楼房的样子，看到了城里的水泥街道和漂亮女人，这些都让我感觉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火车一启动，对面王庄公社几个新兵便抛开了家乡土语，开始用一种生硬的普通话大声交谈，听起来让人好笑，似乎上了火车，他便不再是他了。新的环境让他们产生了错觉。他们忠厚如此，充满激情如此，却不知道除了口音之外，改不了的东西其实还有许多许多。他们仍旧将眼睛念作“年丁”，皮鞋念做“皮亥”，茶杯说成“缸子”，椅子说成“靠子”。
车厢里唱起“语录歌”。我约略有些伤感，但没表露出来，只是拘谨地坐在一边，怯生生地看着那些活跃分子，很佩服他们。很明显，我没他们见过的世面多。那几个人很活跃，他们大声唱歌，跑前跑后，到接兵的部队首长身边说话、大献殷勤。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而在我要做到这些，还不知要学习多久！那天的天气非常好，灿烂的阳光照进车厢里。我一路流泪的心，被大自然这双温暖的看不见的手缓缓给抚平了。家乡的种种感觉随着车轮愉快的节奏，渐渐地被抛在了脑后。我们走了两天两夜，经过了无数的村镇和城市，还有大山与河流……看起来外面的世界的确比家乡的刘家洼小镇大得多，也精彩得多。不过，越往前走，气温渐冷下来。透过车窗，我望见了外面积雪的山峰。下火车的时候，接兵的首长叮嘱我们穿好衣服。紧接着，我的双脚终于平生第一次踏到了异乡的土地。
有一首诗写着，旅客们沉重的皮靴在月台上踏步。
新兵在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一下火车，立刻被潮湿阴冷的风包裹起来。五百多名刚穿上军装的农村青年用崭新的大头靴子跺得广场咚咚作响。然后大家又依次上了大卡车。在这座城市的七一路，我看到路北是一座高大的红土山，路南则是土坡，土坡上有楼房，楼房的脚下是破旧的用麦草和瓦片盖起的小房子。我们被夹在楼房与土山中间，在泥泞污浊的马路上缓慢前行。
从大街上穿过的时候，我看到路上的行人里有许多回民和藏人，他们旁无他顾地做自己的生意，走自己的路，对我们的到来似乎并不在意，这让刚刚摘去红花的我感到有些意外。总之，这个城市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过，时隔多年后，我方懂得了在这貌似冷淡的面容之下所蕴含的真情厚义。这是它的坦率。它从解放以来，一直没断过这样那样的部队从大街上穿过，部队已经成为它肌体的一部分，它的民生经营和部队紧紧联系着。
我蛮指望我们这就到目的地了，不再往前走了。实则不然，我们还有很远的路程，卡车又把我们拉到了市郊的一座军营里，简单地洗涮之后，便开始以临时编好的班为单位，在训练场围成一个个圈，蹲在地上吃早餐。带兵的首长与我们一起吃，他的话不管有趣没趣都会引起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一阵阵笑声，里面免不了些许谄媚的成分，因为我们恐惧，我们都明白，过不了半个钟头，我们个人的何去何从，将会出现在一纸分配名单里，我们将被划拉开，或是留在城市，或是发配到荒凉艰苦而又遥远的雪山哨卡去。
我既没留到城里也没发配到哨卡，而是去了驻扎在距西宁市数百公里之外的民和县官厅乡的步兵八团。这个团与其说是部队倒不如说是个大农场。新兵一到连队，便开始了三个月紧张的训练。这种训练是极其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酷的。不过在训练中我还是极其认真，并乐意承受。这时的我，也可能与我后来的长篇小说《鹫王》中的主人公华云策一样，一天将近十个小时单调的队列训练都不觉得乏味，只是觉得这里有我的未来和梦想。没过多久，我们团接到上级换防的命令，虽然没有完成必要的训练科目，但我们必须迅速离开。官厅居住的大多是土族，比起我的出生地渭北，这里的环境不知要好到多少。田地里有纵横交错的水渠，渠边生长着一排排高高的杨树。土族人的服装在我看来是所有少数民族中最艳丽的，再加上闲暇的时间里，官兵之间充满着温情，我在家乡备受冷遇的心，一点点儿地得到了缓解。
第一个星期天，新兵被允许去团部小卖部购买日用品。这天，我将第一个月六块钱津贴中的三块钱买了半挎包奶糖，一人独行了几里路，爬上一座高高的土岗，坐下来，其疲乏之状态，犹如法国画家米勒的名画《割草的农夫》，望着下面大片大片尚在封冻中的田野，打开黄挎包，一口气将其中的奶糖一块块都吞进了肚子里。那天的天空并不十分晴朗，刮着阴冷的西北风，我每剥开一块糖，风便将糖纸吹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尝到了自由，尝到了透骨的甜蜜。
我开始激动，这有点儿像对过去苦难生活的报复。然而，在这种淋漓尽致的甜蜜感觉中，我并没有十分张狂，而只是静静地消受着，到了后来，竟渐渐地品到了一种酸楚，因为我知道，那些仍然蜗居在被称之为刘家洼的偏僻乡村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哪一个能够像我此刻这样！而我，此刻也不过只是吃了几块糖，我的明天或许还能得到更多的甜蜜，但他们却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存在于我所经历过的苦难里。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2）…（图）
忽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你为什么不画漫画，画漫画或许是你人生的最后的一招……”他想，但愿漫画能像一盏小油灯，照亮他的生活……但愿。
我作品里对吃的描写很多，也很投入，饥饿的特殊经历，不会不使人对口腹之乐抱有近乎贪婪的渴望。这几乎是病态。但老实说，以我之贱命，所向往和所能承受的，也只能是普通的糖块和蒸馍，而非美酒佳肴。我甚至一直以为，人最好的饭食莫过于一碗面条、几叶青菜。在部队里，我之所以能够立住脚、混下去，靠的也就是这个。
事实上，一个年轻人在部队里能不能有所发展，第一年很重要，而这重要的一年里头，前三个月更尤为关键。此所谓第一印象。在这百十天里，新兵们时刻都在连排长的监视之下，他观察你的言行，注意你的为人，以考虑你将来的安置，同时，上级机关也不会放过这一年一茬的新兵，他们会以很大的耐心倾听连排长的报告，有时还亲自下到连队，考察挑选，因而这一时期，对新兵来说，每时每刻都可能意味着机遇，并多有戏剧性。我便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被团司令部选中，做了军务股的打字员。
我认为我了解军人，特别是中国军人。他们大多都出身农民，绝大多数人与其说热爱军旅倒不如说热爱军衔。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真正的军人是战争的产物，和平年代的军人，已退化成一种职业。这些军人里也不乏出类拔萃之辈，他们绝大多数也都适得其所没有被埋没。应该说，在部队里，很少出现怀才不遇的。所以，优秀的年轻人到部队锻炼锻炼，很有必要。
部队会让你迅速成熟，并培养起你对社会的责任感来。
部队给我的不仅是吃粮的饭碗，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它将我从一个农民逐渐变成为一个开始有了国家和民众意识的公民。总之，自从我从连里调出来，坐在团部的打字机旁边，我就已经意识到，从此刻始，自己开始挣脱农家孩子那层厚重的壳子，真真正正地再生了。
打字员是机关里最辛苦的工作，但我来自苦难，比这大得多的苦都吃过，这点儿苦简直算不得什么。做打字员之后，我开始偷着读《红楼梦》。我将书塞进打字机下面的抽屉里，利用打字的间歇阅读，一有人敲门便塞进去。大家都忙工作，没人注意到我。到了节假日，大家都休息了，我反而放下书本，争分夺秒地大干，这倒让顶头的首长感动不已，我也因此屡屡受到表扬。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朋友们听，我的朋友们听了都哈哈大笑，末了还忘不了说一句：你太鬼了。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至今我还记得，一次团队换防，我认识了三营文书麦天枢。麦天枢与我同龄，入伍却早我两年。他是一个聪颖超常同时又很精谨细密的人。他宏观的感知能力和精确的逻辑思维似乎与生俱来。我们都知道，这两种出色的特征常常不可能为一个人所共有，但造物主却为他一时疏漏，将灵光过多地眷顾于较之我的渭北旱塬更为贫困的地方，投在了宁夏那片草木稀疏之地的一户贫民人家，投给了麦。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他的确是一个从农家土院里走出的十分优秀的思想者。
没过多久，我们又在同一个团队里相遇，几乎又住在一起。他由于出色的新闻写作才华首先被破例提干，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工作。我们两人因此经常形影不离。一天不见他，我都觉得是一种缺憾。他有着非常实用但又绝不落入俗套的智慧，他的许多言行，对我有着无形的影响。
我们二人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散步。草原的中央有一条生锈的钢轨。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迈动年轻的双腿，沿着铁轨朝前走，谈着各自的志向。那时候，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充满着诗意和幻想，同时也培养着野心。相同的苦难经历使我们气吞山河。
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在干部股林（文端）干事的帮助下，参加了地方的考试，当年整个军区的数百名考生中，就考上我和他两人。他为山西财经学院录取，我考入了青海师专中文系，两人自此各奔东西。时光飞逝，一晃就是十七年，其间我们既没有谋面，也没有互通过讯息。或许我们都在想，对于我们这种人，除了事业，再没有什么更配作为介绍自己情况的资料了。一直到一九九五年，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一家宾馆里，我才再次见到了他。我们互致问候，感慨万千。寥寥数语，我发现了麦的变化。这时的他，深邃的思想和耀人的真知已达到既让人敬佩又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告诉我，他在大学啃了四年《资本论》，将马克思及其哲学不仅嚼碎了，还消化在了他的血液里。他在首都高层知识分子中奔走，意识到这批人有着明显的缺点和局限，于是便毅然决然地走出了他们的圈子，独自一人用几年的时间，埋头在晋陕交界的一个小山村里，做起了艰苦的实地考察，尝试着以一个村庄作为起点，对东方文化进行一次深度的研究。他的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和求实的精神，为国内外一些明智的中华学子所褒叹。他为思想界认识中国，提供了一种来自底层与久远历史的评判角度和分析方法。
我所就读的青海师专，是解放前马步芳的青海女子中学。一进校门，我就发现这个学校的条件之差令人吃惊。报到的第一天，学校的宿舍楼就浸泡在一片污浊的脏水里，我得踩着放在水中的砖块进出宿舍。也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需要大力办教育，一些边远的省份便不管够不够格，都匆匆忙忙挂起了大学的牌子。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所可以给我铁饭碗的大学啊！我作为其间仅有的几个穿着军装的军人，主动地跑前跑后，组织同学们打扫卫生，帮助老师们刻印教材，一时间竟忙得不亦乐乎。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3）
师专的教师大多来自中学，够资历、有学识者寥寥无几，惟有教古典文学的冯兆兴教授给我印象深刻，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仍常回想起他低着头用他干柴一般的手指翻动书卷的样子。冯老先生皓首穷经，钻了一辈子古纸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