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命如此-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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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遇到一位好老师，姓鲁名文瑞，我们同村人，相貌清秀、姿态儒雅。他教语录课和别的老师不同，他所选的语录都是毛主席勉励青年如何苦学如何立志，以及一些历史典故。课堂上，鲁老师用绵绵的声音讲，我们津津有味地听。鲁老师讲的这些课程都是正规教科书里没有的，但它却提起了我阅读的兴趣。过了不久，因为要烧书，有人砸开图书室的门，撬开书柜，一刹那小学校里所有的图书像瀑布似的倾泻出来，学生们狂喜不禁，在书籍上踩踏着、翻捡着，将选中的书悄悄塞进书包，偷回家里，我因此得以读到更多的书。“文革”期间这一点还是很有趣的，我与小朋友们互相交换偷来的书，看了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连环画和寓言故事，但像丹麦作家安徒生童话那样高品位的书，我那时没有见到。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四（2）…（图）
有人居然耻笑老村，说全国的人都富了，而老村穷得剩下一把胡子……老村愤然：这不符合事实，我还有一件褂子和一条裤子。
读书在农村的确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我的头二十年一直在图书极度匮乏中度过。时至今日，我仍常为自己的阅读量不足而感到心虚，甚至于自卑。譬如在京城里，面对我的一些学者朋友，我就时时感到自愧弗如。他们这些经过国家一流大学培养，经过七八年甚至更久的学理训练，同时又有名师或高朋的指点和提携，做起文字来，就明显比我要规范和成熟得多。近几年，随着我接触圈子的扩大，一些一流的学者和艺术家也进了我的视野，有的甚至成了我无话不谈的师长和朋友。面对这些上天特别施惠的杰人骄子，特别是他们满腹的学问、雄辩的口才和卓越的见识，仍旧一身乡土气的我，常常只能望洋兴叹。
童年以至少年，书籍对我来说简直是太缺乏了。那时候，为读一本书常常要空着肚子跑几十里路；为借一本书要给人家推半天磨子，待书拿到手里，人早已累得头昏眼花、辨不清东西南北了。即便有书读，白天总有这样那样的家务，诸如打猪草、挖野菜之类的活儿纠缠着你，晚上有时间了，却又被没有亮光所困扰。那时我两个晚上熬一灯油。一灯油需五分钱。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在母亲看来，一灯油足可以维持一星期家用，因此，为了那一灯油，我没少挨母亲的责骂。油灯底下读书，为省油将灯捻儿拨得小之又小，为看清字眼睛离书近之又近。一夜看下来，到天亮时，两只鼻孔都是黑的，手一抹，像画出来的胡子一样。后来，读到高尔基的《童年》，看到主人公阿廖沙为读书费尽心机的经历，不免感慨万千，我与他竟有着同样的经历和感受啊。
真正的读书犹如吸毒，一日没书便坐卧不宁。那时像我这样酷爱书籍的同乡孩子有四五人。我们经常交换书籍，交流阅读的感受。如今我们还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们是我作品最忠实的读者，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我写作素材最慷慨的提供者。古时就有许多有关读书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大多出身穷苦之家，他们穷途末路，不读书便无以为官，不读书便没脸做人，这种民生的气质，竟是那样的可敬又可爱。
我们酷爱读书，是因为书里有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外部世界，有我们难以实现的黄粱梦想。读书，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存在与梦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强化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反抗意识和叛逆个性。在农村那种懵懂的人群中，一个孩子读了书，很快就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象，神情沉稳、言谈有度。但读书也常使人表现出性情乖张、狂傲，说起话来出言不逊。有些人，读书虽使他变得聪明，却因此而尖酸刻薄，似乎什么都看了个通透，与社会不合作，和自己过不去。不过，这只是读书的初级阶段。有人说，读书是为长见识，错了！读书是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知书达理、高雅有趣的人，一个目光宏阔、抱负远大的人，一个能够承受得住人类的大痛苦、会以大爱去普施众生的人。
值此，我不能不双手合十感激天神，十二岁那年的秋天，我有幸遇到了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智慧书——《老子》。那是父亲的朋友王启祥，我叫他启祥叔，铁木业合作社里的临时工，他很看重我，曾多次当着我父亲和很多工匠的面夸奖我聪明。被如此儒雅之人夸奖，我受宠若惊，第一次感到了活着的尊严。我始意识到，一个人无论他长相多么丑陋，只要他聪明好学，有知识，同样会受到世人的尊敬。这一点对我太重要了！打那以后，我开始愈加注意锻炼和丰富自己的思维，以期获得人们更多的赞誉。恰在这时，启祥叔借给我一本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编撰的《老子今译》。
那天，我在木匠铺院内剥树皮，因为树皮可以拿回家给母亲当柴烧。启祥叔从山里回来，卸下木材，收拾绳索。他独住的那间小屋的门，朝我这边开着。我一眼望见他的木桌上放着一本书，一本薄薄的土黄色的小册子，便轻轻地走过去，摸到了那本书，光看书名就让人觉着稀奇。老子，什么是老子？这岂不是人们骂仗或者吹牛常用的那句流行语的代称吗？仔细看看，又不是。它由一句句像诗又不是诗的文字组成，逐句逐行，有文白对照。我读了几行，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其中这样写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另有这样的句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等等。
其时，我是不能够从更深刻的含义上理解老子无为自化的思想的，我只能借助任继愈先生的直译文字的表面，以我自己需要的角度去揣摸，从中学会最简单的辩证思维的方法。你也许会说，这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那时的我的确突然地从那些貌似枯燥的字里行间，发现它揭开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难道不就是玩弄着这样的统治伎俩，使老百姓无知无欲，成为任其欺凌和随便摆弄的“刍狗”吗？在当时，这该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经过深思的想法啊。
《老子今译》这本书教会了我逆向思维的方法。我用这方法看社会，在当时几乎是屡看屡中。我借到这本书，并用一个漂亮的小笔记本将它整整齐齐地抄写下来。这个小本我视为珍宝，珍藏了许多年，直到我当兵满三年后回家探亲，才发现它连同我仅有的几部书籍一起都遗失了。不过，这不足惜，因为里面的许多句子，已经铿铿锵锵地响彻在我灵魂的深处。许多年来，我一直将它视为我认识现实、辨析真伪的天赐之书。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四（3）…（图）
老村自己有时候站在公路边，真想让车撞一下，这样可以获得一大笔赔款，有了钱便可以放心写作。但前提是只能撞断一两条腿，千万别伤别的部件。
也许我不该这样说，这样说会被人指责为拿老子给自己脸上贴金，但我想，无所谓，假如人们了解了我幼年时的心理行为，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就不会有这种误解了。其实，不难想像，幼年的我，对周围是何等的敌视，以至于我的头发像黑毡似的披在头顶，不是被母亲骂急了，我都决不愿意轻易理掉它。加之家境的困难，身上衣着又都是拾哥哥们穿旧了的衣服尾巴，宽大而不合体。尽管我极不愿意这样，但别无选择。于是我只能披头散发、敞衣拖袖，以一个污浊而放肆的顽童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种心理和处境，在我后来的小说《畸人》中，在一个丑陋憎世的小人物身上，曾有过细致的描绘。那段文字我写得如此生动，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就是我，精神的我。
家境越来越贫困了。有几次断了顿，一家十多口人坐在灶房门外，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眼瞪小眼地等饭吃。我已好几次发现父亲为难不下，一个人偷偷地躲进厦屋里哭泣，哭过之后又平平静静地出门，四下为家人寻找果腹的粮食。他过去的那些朋友，死的死，逃的逃，即便侥幸活下来，也不敢随便往来走动。他外柔内刚的个性，又不允许他将无奈的泪水，展示在儿女们面前。也许家境到了这种时候，他仍旧那么坚定地认为，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他还有勇气，还要重新找回这支蔡姓人的曾经有过的兴旺。真够难为他了。这情形让我更增添了对他的敬重。所以，从那以后，每看到那些为子女衣食奔波的普通生命，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生出这种敬意，而不仅仅只对我的父亲。
孔子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父亲将我们这支蔡姓族人顽强的创业欲望和成就感，通过点点滴滴的生活行为，传递给了子女。尽管命运给他一次次打击，但他从没软弱或懈怠过，他仍在克己守责、默默劳作。只是像他们这些普普通通衣食男女的命运变迁，通常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依照心理学的理论，绝大多数有个性的孩子，在其成长的初期，对其父母和社会都会有思想感情上的叛逆过程。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压制的仇恨、对管教的抵触；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家长，还不太懂得如何尊重孩子的自尊。
上五年级的那年夏天，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令我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心惊胆战的事情，我最要好的小伙伴，终日里与我形影不离的李振保，因无法忍受其母的“虐待”，上吊死了。在这之前，我们俩常在一块玩耍，互诉怨苦，同病相怜。他小小年纪，居然说活着没有意思，结果没过多久，就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在村子西边田里的大柿树上，死时只有十四岁。那天下午，他的平日里残忍虐待他的六十岁的老母亲，披头散发地站立在村西的高崖上，奋力拍打着簸箕，朝着灰黄的苍天，长一句短一句苦声哀告着：“振保——回来吧——振保——回来……”
这是在招魂，招唤死者的亡魂。
事出之后，村里有人传言，振保是让狐仙迷去了。一个老太婆更说，亲眼看见那天大晌午的时候，振保与一个美貌的女子在柿树下嘻嘻说笑，玩耍打闹。这似乎给村西几孔塌败的土窑里住有狐仙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一时间各种说法沸沸扬扬，闹得村子里乌烟瘴气，鸡犬不宁。许多老太婆甚至偷着去庙里烧香，保佑她自家的娃子不被狐仙迷了去。
尽管我知道事情不是她们想的那样，但到后来，我还是恐惧了，越来越觉得振保之后，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再说，我似乎也同振保说过死的事情，但他终于抗不住，先我而去了。其时，我恰好独自一人睡在前院空荡的厦屋里。夜间，我不敢吹灯，不敢合眼，不敢向灯火之外的暗处探看，我甚至想像，那只迷惑了振保的狐仙，又开始纠缠上我了。在那些夜晚，我的感觉里，似乎能听见狐仙进门时的脚步声。那声音像秋风扫过落叶，沙沙沙，沙沙沙，仿佛来到了我身边，正用灵异的目光注视着油灯下蜷体而卧的孤立无援的我。我不能睡，也不敢把头探出被窝去看，时刻担心一不留神睡着了，那狐仙就有可能扑上来，将我的灵魂带走。我陷在无助的恐惧中，等待着它离开，好让我踏实入睡。但那狐仙似乎每天夜里都来，我能感觉得到。
这种恐惧一直持续了许多日子。一天夜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但我感觉到狐仙仍站在我的炕边，不知不觉中，我睡了过去，然后我感觉它突然朝我扑了上来，魇住了我。我大声呼叫，但没有人听见。我开始反抗，紧紧地揪住了它，死不丢手。它的毛茸茸的爪子在我脸上身上乱抓，还发出吱吱的惧怕的尖叫。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它也会怕人。从此以后，狐仙便再也没来打扰过我。从这件事便可以理解，在农村那种特别的环境里，迷信到了一定程度，它便成了你真真切切的生活内容，参与到你的经历、你的生命里。
现在回想，当时没能与振保一同去死，可能就是出于对狐仙的恐惧，因为那时候，我对狐仙操纵的世界实在太缺乏了解。如果在此事之前读过《聊斋》，以孩童的心理，或许我更愿意接受死亡。幼年的我们，曾是那样强烈地渴望得到大人的爱抚，我们甚至曾这样设想，假如我们死了，大人们也许会因没能给予我们足够的爱而惭愧，而自责，而流下一些悔恨的泪水，那我们即便死，也值得了。在这一点上，振保比我勇敢，他首先做到了。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四（4）
幼年的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惧怕，即经常想起传说中的阎王，那些庙里头摆放的青面獠牙的塑像。中国底层社会就是如此，它让你恐惧生，同时也害怕死。它将你赶在不生不死的夹缝中，慢慢地将你驯化成一个适应社会的温顺不语的人。总之，这竟是死亡之神给我心灵烙下的一道深深的印迹。当然，对于一个十四岁的生命来说，社会要他承受的，似乎还有更多的东西。
有书上说，十四五岁，是人生中最尴尬的年纪。每一个处于这一年龄段的孩童，或多或少都会遭遇一些尴尬。在这一阶段，相貌的困扰对我似乎尤为严重，我甚至敏感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街道上，我都不敢抬起头来走路。我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我，所有人都用嘲笑和蔑视的目光看我，都和我过不去，并且随时有可能走过来羞辱我。
十四岁那年的秋天，我和小伙伴们去地里拾玉米，由于贪玩儿，大半天一无所获，空着兜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受到三哥的一通指责。盛怒之下，我抡起兜就朝三哥砸去。兜里装着打鸟的铁弹弓，三哥的头顿时便血流如注，全家人都慌了神。我一看闯了大祸，转身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还想着自己的出路。那一次我是切切实实想远走他乡，像高尔基《童年》里的阿廖沙那样，做一个浪迹天涯的乞儿，到世界外面去寻找那些有知识有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