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淡如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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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不泄气，仍旧继续苦练，他搜集了许多公众人物迷人的笑脸照片，贴满屋子，以便随时观摩。
他还买了一面与身体同高的大镜子摆在厕所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隔了一阵子，他又去见经理，经理冷淡地说：“好一点了，不过还是不够吸引人。”
威廉不认输，回去加紧练习。有一天，他散步时碰到社区的管理员，很自然地笑了笑，跟管理员打招呼，管理员对他说：“怀拉先生，你看起来跟过去不一样了。”这句话使他信心大增，立刻又跑去见经理，经理对他说：“是有点味道了，不过那仍然不是发自内心的笑。”
威廉不死心。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有志者事竟成，威廉苦练笑容的经历，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解。
一个不会笑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人生的美妙。
把自己卖出去
一切只能靠自己
王红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9届的学生，在今天的大气候下，人大新闻系学生仍然走俏市场，王红梅心中自有打算，因为她从大二开始便瞄上了这家全国有名的大报社了。
读中文学新闻的学生都认为进报社当编辑做记者是种比较理想的选择，更何况这种一提名字文化人都知道的大报社，发行量大，品位高，经济效益也自然不差。就是凭一个记者证那种潇洒的劲儿也足够让人羡慕的，记者，那可是“无冕之王”啊！
报社有名而且报酬不低，其门槛也就自然不低。在这个“自由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中，择业讲究的是有真实本事。而作为新闻专业的红梅，也自然知道求职应该要有哪些硬件：专业成绩不俗自不用说，最好是拿下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至少也会操作，这是当今时髦。更加重要的是，要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最好有点“大部头”著作让人家刮目相看，因为大家都盯着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呢。
红梅一无背景，二无关系，更糟糕的是她的文笔一直很普通。到大三了，只发表过几篇微不足道的小报道，自己都嫌拿不出手，更不好意思在人前提起。也正因为这样，红梅一直把这个想进大报社的念头压在心底，从未对他人谈起过，恐怕被他人耻笑。每每大家谈到将来工作的事情，她就采取低调态度，说随便找家什么单位平凡过一生得了。事实上，她并不是这么想的，她是个极要强的女孩，并不甘心低人一等，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那家大报社的记者。因此，她在学习期间努力练笔，多方投稿，争取取得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王红梅事后对我谈起这些事，很谦虚地说：“当时的情况，我在班上算丑小鸭一类，并不被大家看好。”
爱屋及乌，从大二开始，王红梅以满腔的热情关注起那份报纸来，并不断地向这家报社投稿，争取多积累战绩，到时成为向这家报社求职的敲门砖。到了大三时，班上的同学纷纷出击，物色单位了，红梅仍然不为所动，密切关注动态，希望找到什么突破口，最好是找到机会去这家单位实习，而按惯例，这家报社很少来要人实习。因此，必须自己来创造机会，实现第一步目标。
机会终于来了。1998年元旦期间，这家报社的副刊搞了个征文比赛，面向社会各界征稿并将评奖和颁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红梅立刻根据其要求，到图书馆查资料并开始动笔写草稿，写完第一稿后自己看了也不满意。又重新写了一遍，让班上同学看，让他们提意见，大家说写得不错。她仍然不放心，又把这篇稿子送给专业写作老师看，并很真诚地和老师谈了这篇稿子的重要性，希望老师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争取拿个奖回来。就这样，不断地修改，不断地完善，最后认为差不多了，才把这篇稿子工工整整地抄好，装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
等待是漫长的，更何况这种决定个人前途的等待。过了两个月，获奖情况终于在报上登出来了，老天不负有心人，王红梅的这篇文章获得了一等奖，并将出席颁奖大会。
颁奖活动上，王红梅装扮得极为得体、活泼，让人一看有种极清纯的印象，充分展示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并且言谈举止表现出色，当场给报社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也不失时机地把自己介绍给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回到学校不久，红梅就给报纸副刊编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言辞真诚的信，希望有机会能去这家报社实习。正因为有了征文获奖、以及颁奖活动上的出色表现，报社负责人对她极为赏识，答应让她来报社实习。得到这个消息，王红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第一步成功了，这是她求职生涯中一次成功的“诺曼底登陆”。
王红梅当然知道，这个实习机会来之不易，能否进入这家报社也就在此一举了。所以，她把一切都押在实习上。在这三个月里，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匆匆洗漱完毕，就开始乘车向报社出发。换两次车到达报社，距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红梅提前进入办公室，把地拖干净，把开水打好放在桌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每张桌上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把窗户打开，放进新鲜空气，有时还买来鲜花插在窗台上的花瓶里。也许这办公室里已许久没有这样焕然一新了，当她第一次把这一切干好后，来上班的办公室人员大吃一惊，还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当知道这一切是这个实习的小姑娘干的之后，当然免不了一番夸奖，王红梅也自然因此而获得了一笔无形资产。实习期间，虽然业务是一片陌生，但她仍全心投入，使出浑身解数，既要跑新闻想选题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又要融洽关系。三个月下来，红梅整整瘦了5斤，但是也正是这三个月的实习，为她进入这家报社工作赢得了入场券。
当王红梅如愿以偿地和报社签下协议时。她甜甜地笑了，笑得舒畅了。消息传出，立刻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不明详情的人还以为王红梅可能有很硬的后台，走了一条捷径。当我问她是如何看待别人的猜测时，她十分感慨地说了这一番话：“别人怎么看，这无所谓，我自己知道这一切是我奋斗得来的。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出身农村、没有社会关系可依靠的年轻人来说，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奋斗。有句歌词说得好：‘不要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她显得很平静。我相信，今后的人生之路，在她脚下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本文作者：赵叶飞）
第二章杨振宁为谁流泪
奔腾于胸中的那股热流，带着火辣辣的冲击力，不可遏止地冲向喉咙。他只觉得握信的手在颤抖，鼻头一阵发酸，滚烫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了。
是谁创造了奇迹
1964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杨振宁去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克。夜已经很深了，摇晃的车上空荡荡的。夜行列车上那些带血腥味的匪盗故事令人发怵。杨振宁一眼瞥见一位头戴便帽的黄皮肤老人，正含着友善的微笑打量着自己，便靠着老人坐下来。
一搭话，杨振宁才知道老者是浙江人。庚于赔款那年随父亲到美国，六十多年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码头干过苦力，现在还在一家洗衣店打工。当杨振宁问到他家中有什么人时，老人竟老泪纵横：“我就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老人核桃壳一样打皱的脸上没有一丝怨尤。车到贝当，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过灯光暗淡的过道，到了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
望着老人被岁月压弯的后背，杨振宁暗自垂泪，心中涌动着无尽的酸楚与愤怒。
杨振宁是在情绪最低沉的日子里听到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的。深夜，东京发布的新闻宜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从高空收集到放射性尘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爆炸的不是初级的原子弹——钚弹，第一次爆的就是铀弹！
整个世界被这一声巨响震惊了。
震惊之余，有的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中国是靠苏联帮助才造出原子弹的。对此，杨振宁没有来得及细想。物理学家的严谨告诉他：一切都需要证实。但不需证实的是中国人已经拥有原子弹。
一连几天，处于兴奋之中的杨振宁都在默默哼唱着父亲教他唱的那首《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朋友们都说他好激动，是“性情中人”。此刻，童年的歌让他胸中涌动着一股火辣辣的热流。是什么样的中国男儿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奇迹？
当年，美国政府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实施“曼哈顿计划”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意大利来的费米、匈牙利来的泰勒、新西兰来的卢瑟福、德国来的海森堡，真是群星会集，灿若银河，加上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原子弹诞生在美国是不足为奇的。而中国呢，仅凭本国的科学家和并不强大的国力，怎么能造出原子弹？
太多的疑问，太多的不可知，只有问邓稼先了。据多家报刊披露，邓稼先就是中国的奥本海默。从1949年，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与他一别就是15年！
依然没有答案
北海公园的盛夏，绿云拥白塔，柳风送荷香。邓稼先、许鹿希夫妇在古香古色的仿膳设宴招待回国访问的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在这之前，当中国政府请杨振宁写下他想见到的人的名字时，杨振宁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一见面，杨振宁就注意到了，邓稼先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倦容，加上被大戈壁的风沙烈日染黑的皮肤，已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奥本海默”的艰辛。
老友见面，亲切万分，一阵阵笑声中，大家都变得年轻了。
杨振宁提出了大胆的建议：“稼先，你去借两辆自行车吧，我们往清华、北大、圆明圆兜它一大圈——找一找咱们从前玩耍过的地方，从老气象台的那个坡上冲下来。”
邓稼先当即反对：“你怎么就忘了，那一回，你骑车在金鱼缸中间玩花样，车上还搭上振平，结果栽了，把振平额头上撞了个大口子，血直往外流，把我们都吓呆了。后来，我们把振平送到医院，你给振平买金钱酥，哄他别给爸爸讲。结果呢，伯父还是知道了，把你狠狠骂了一顿……这回，你要是摔了跤，我没法给七亿中国人交待呀！”
杨振宁勇敢的骑车计划在女士们的笑声中被否决。
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中国的原子弹上。
“你说我们的大炮仗？”邓稼先显得很自信，“我知道，国外有各式各样的猜测。”
“最近有一种新的说法，是美国人JoanHinton——中文名寒春，帮助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寒春曾经是费米的助手。”
邓稼先略微皱了皱眉头：“寒春？我觉得没有他参加。”
既然不是美国人帮忙，更不像是苏联人帮忙，那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谁制造出来的呢？七年来，困扰着杨振宁的问题就要得到明确的答案了。
邓稼先却神秘地一笑，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需要证实一下。”
泪飞顿作倾盆雨
早晨，杨振宁走出宾馆，在林阴道上散步。
上海的早晨是紧张的，满街是行色匆匆的人们。转进一条弄堂，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小食店正在炸油条。顾客们或坐或站，喝着热腾腾的甜豆浆，嚓嚓有声地大嚼着又脆又香的油条。哦，久违了的中国早餐！吃腻了宾馆的西式早餐，杨振宁不假思索就坐下来，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杨振宁刚用筷子夹起油条，还没来得及朝嘴里送，服务员大嫂突然冲着杨振宁吼起来：“同志，粮票？粮票有无呐？”杨振宁瞪大了眼睛：“粮票？什么，什么粮票？我不是付了钱吗？”“侬神经有毛病呐？没粮票，吃油条，勿来塞！”说话间，服务员大嫂把杨振宁面前的两根油条端走，把一毛二分钱扔在桌子上。
所有顾客的眼中都写满了惊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种惊奇——这个人居然不知道中国人吃饭要粮票！
杨振宁不知怎样离开那令他十分尴尬的小食店的。这一次极不愉快的经历令大物理学家思索：在中国，粮食非常有限，人们过着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而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稼先，你太艰难了！
8月16日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为杨振宁夫妇饯行。
市革委会的领导人有分寸的热情、措辞准确的欢迎词，包括鼓掌与微笑的时机，都让杨振宁感觉到那是在演戏。
他想起在北京周总理宴请时，气氛多么热烈多么亲切。席间，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在总理面前无拘无束，神情自如，让杨振宁充分感受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
而此刻，在黄浦江畔，面对满桌的佳肴，他却缺乏胃口。
一位秘书彬彬有礼地走过来，打开文件夹：“杨振宁博士，这是你的信。”
信封上是他熟悉的字：
请交：
杨振宁博士
邓托
是稼先的信！稼先赶在我回美国之前托人专门送来此信，肯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杨振宁立即把信拆开，信很短，却有一行字挟着惊雷闪电：
我已经得到完全的证实，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极少的“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仿佛稼先就在身旁亲切耳语，口气非常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