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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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对吕不韦由商贾从政多有诟病，但是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投机钻营的商人，他具有超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才华，也有纵横捭阖、统御天下的才能。《吕氏春秋》的编纂固然有为自己造势、为自己留名的一面，但同时也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政治和文化支持。当时，秦国通过商鞅的改革国力日益强盛，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大势已成。但是出身西戎的秦国在文化上却是一个矮子，吕不韦深知统一天下可以靠武力，然而统治天下绝非武力就可以成就。因此，在吕不韦专权的12年中，他一方面派兵攻打赵国、灭周国，另一方面将天下贤士聚集到秦国，使秦国的文化有了一个跃升。后来秦始皇重法家，只是一味强调苛刑竣法，终二世而亡，以此相较足可见吕氏目光之长远。
《吕氏春秋》名列杂家之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广阔的心胸和非凡的气魄对诸子百家之学进行取长补短，以求能成一家之言。《孟夏纪·用众篇》中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乎贤者。……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这与执己一端、排除异己的诸子学说明显不同，以实用为原则，只要有利于我统治的观点，都可以收罗起来汇入书中，这成为《吕氏春秋》的一个指导思想。
尽管《吕氏春秋》观点庞杂，并且由众多宾客集体编纂而成，但它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形式框架，全书分纪、览、论三大部分，其中纪以春夏秋冬四季来命名，每一个季节又各自分为孟、仲、季三部分，由此形成十二纪，每纪有5篇。览有八览，每览八篇，共64篇。六论每论6篇，计36篇，全书共计16篇。这种系统性、整体性的编撰方式在先秦还是第一次，明显有为秦的统一大业服务的政治功能。
《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既为宾客，就不免带有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之风，再加上有相国撑腰，所以文章多方言无忌、气势恢宏，比较多地运用层递、排比、反复、对比等等手法。如：“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车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重己》）又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数，风有八等，水有六川。”由七个排句组成，语句简洁有力。《吕氏春秋》中广泛运用排比，使得气势浩荡、节奏畅达、层次分明，对后世骈文有很深的影响。
《吕氏春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比较注重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了诸子文学中善用寓言、神话表达思想的传统，比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荆人袭宋、涸泽而渔等等。同时文中多有格言警句，如：“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诚廉》）“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自知》）“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务大》）等等。
《吕氏春秋》集百家之言，是整合中华文化的一种尝试，然而统一性同多样性始终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吕氏春秋》标志着诸子时代的结束，而后秦统一六国，而后焚书坑儒，百家争鸣的盛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部分千古才情———贾谊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孟夏的一个黄昏，一只涢鸟（古书中像猫头鹰一类的鸟）飞到长沙王太傅贾谊的房中，悠然自得地停落在一个角落里。据说这是种不祥之鸟，“野鸟入室兮，主人不在”。看到它，被贬谪居长沙已3年的贾谊想到自己的生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忧伤，援笔写下了名篇《涢鸟赋》。
赋云：“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还。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既然在万千变化中祸福、忧喜、吉凶这些对立事物皆有其相同之处，相反的事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也就不必去执著于一端。天道难测，生死有命，谁知道死神哪天会降临呢？
赋中又云：“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既然在世为人只是天地造化的一个偶然，那么为人一生也无需过分把玩，生命之长短就更无需过分在意了。作者能“同生死，轻去就”，如此看得开，也是无奈中的一种消极自慰，苦闷忧伤到极点后的一种乐观旷达吧！
贾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对生死问题如此超然呢？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是荀子的再传弟子，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汉文帝因吴公的推荐，任其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当时他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为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意见，还积极主张变法，制定了各种仪式法度。汉文帝非常赏识他，想晋升他为公卿，但这遭到朝中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文帝让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职有名而无实，位高但权轻，并且当时长沙在人们眼中仍是蛮荒之地，实际上贾谊是被贬了。当他赴任途经湘江时，触景生情想起了遭贬的爱国诗人屈原，于是提笔写就名篇《吊屈原赋》。
“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髷。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这里通过大量的比喻，描写了当时楚国黑白颠倒、贤愚倒置的事实。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这一部分既写出了对于屈原一味求忠，未能“远浊世而自藏”，同时也表达了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要“凤凰翔于千仞”的志向。总体来说，本赋继承了楚辞中感情激越、郁郁不平的特点，同时也脱离了诗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赋。
此后3年，贾谊作了《涢鸟赋》，表达了他谪居长沙的抑郁心情。文帝七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贾谊一直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到1年便死去。
贾谊的文章不仅有辞赋，还有政论，辞赋展现出他充沛的感情，而政论文更多表现他的治国才华，然而赋中有文，文中有赋，相得益彰。《过秦论》兼顾了辞赋的文采语势和政论的雄辩精辟，以汪洋恣肆之文表达经世济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旨在讲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说秦之过而是先列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书秦之盛，全文看来只是由“然而”一词连接的两个句子，前一句只写秦之强盛，后一句专写陈胜等的弱小，但是在两相强烈对比之下，作者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壮阔，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从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贾谊死时只有33岁，他的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国时代，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善于论辩，就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主，获得地位与权势。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纵横家与策士的时代结束了。
第二部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史记》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的必读书目中。其实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腾虎跃，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之滨的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四处漫游，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积累了很多生动活泼的素材，同时也为《史记》那种“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熟悉史事与天文地理，汉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论载“天下之史文”，但始终没有如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不久，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作《史记》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司马迁以先贤鼓励自己，虽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记》，终于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响，撰述《史记》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还要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如何使史学真正担负起研究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中作了叙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形成了极具个性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主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论组成，记载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近3000年的历史；精心结构、谋篇布局，表现了结构美。全书共130篇，中本纪12篇，记载历代帝王世系与国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迹；表10篇，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与简要的政治事迹；书８篇，分别记述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情况；世家30篇，主要记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世系及历史，汉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陈涉的事迹；列传70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记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全书大多篇章后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及一些史实的补充，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自己的家世和事迹，以及撰写本书的经过、意旨及作者的史学见解。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体现司马迁个性的不仅是他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还有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