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i-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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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 ：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释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四轻〃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对此我不应有任何异议。在一个无需〃原创性〃的时代，散文作家应当放弃进行精英话语推销的使命，他们的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只需进行各种小型话语复制（〃克隆〃）：从历史和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贴到〃散文〃文本里，藉此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份和解的状态。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是如此。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王蒙迷雾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无疑以他勤奋而富有才智的创作占据了一隅显赫的位置。众多不乏重复的评论，曾经异口同声地肯定过王蒙的忠诚和信念，王蒙的敏锐的宽容。以及王蒙大胆的艺术精神和多才多艺。虽然在枝节问题上不乏否定之音，但王蒙终于不仅在五六十年代他那个打成右派的作家行列中显得卓然不群，而且在比他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中，也是一面最先冲击着沉闷的文坛的旗帜。不过，在新旧观念交替和反复的大变动时期，在老中青作家之间的代沟显得越来越深的时候，王蒙以他的应变能力获得了差不多来自几方面的喝彩，
也遇到了各式人等的批评，这种现象不啻是饶有情趣，它的正面和负面，无疑还蕴含着中国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及其人格方面的内容。王蒙实际上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而且还是作为一个深谙中国政治环境的作家，作为一个集传统儒道文化于一体的大成者，机智地活跃在当代文化发生深层裂变的缝隙中。虽然在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会有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相同的苦闷，但是他的素质所产生的自我调节力，使他总的看起来生活显得并不太坏。精明与圆滑，深刻与噱头，自我保护与保护他人，宽容与愤怒，他都运用得游刃有余，并使王蒙看起来好似一团难以驱散的迷雾。的确，驱散这团迷雾是困难的，但这又是必须的。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权威意识与忠诚信念（上）
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王蒙形象，大概是80年代由岳之峰、钟亦成、曹千里、张思远、缪可言这些一生坎坷多舛、但始终保持着对我们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人物组成的。借用李子云当初的话说，这些人物群像浑身充溢着“对于理想及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愉的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参见李子云与王蒙的通信），他们毫无疑问出自王蒙对于文化大革命后全民的“信仰危机”的一种主观性应战。这一现象在王蒙笔下及时出现，再一次昭示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劫难，从文化的意义上，并没有将我们对“信念”的认识提高到西
方文艺复兴的水平。一方面，新时期确实以她对人价值、尊严的呼唤，回荡着一股人道主义主潮； 另一方面，更多的人们或在痛惜信念幻灭或在因信念的幻灭而导致逍遥与玩世，以及不能忍受这种幻灭而重新寻找信念过程的痛苦与迷惘——它们分别由王蒙和梁晓声的肯定信念、刘索拉与王朔的否定信念而调侃、张抗抗和孔捷生的试图重新寻找信念的典范作品所构成。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在表面上纷繁的境况下暗潜着两条尚不搭界的河流 ：对于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大部分作品来说，他们无形中张扬着对权威意识和虚幻的信念反思的一种独立人格。这种人格发展下去，便是现代人个体的、孤独的、也是坚强的灵魂铸造：他们决不轻易地再追求和相信什么，但是他们也不会采取逍遥的态度调侃一切，嘲笑一切。而对于王蒙、梁晓声、刘索拉和张抗抗来说，人格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的心态依然沉浸在对昔日的信念或倦怠、或厌恶、或重建之中。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获得失去了大地、母亲、理想和信念偎依的共产党员及一群可观的知青游子的强烈共鸣时，笼罩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主要氛围，就不是一种清醒的人格意识，而是一种温暖的恋家情结（后者在另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寻根文学的产生。
王蒙显然代表了那簇曾经初放的鲜花，在遭到扼杀并二度开放后面向社会的一种执着的姿态。那种“九死而未悔”的信念和忠诚通过他笔下的钟亦成、曹千里系列形象和各种明暗的象征符号如老马、破旧的闷罐子车与崭新的火车头、蝴蝶、深的湖，的确得到过令人敬佩的体现，也几乎涵盖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经过了类似中世纪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戕害之后，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种整体的尚未改变的文化态度。强烈的责任感是这批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和性格特征。这种责任感强调通过外界决定人自身，个人对外部事物负责，因此就截然不同于《老人与海》那种外界通过人来界定，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负责的“桑地亚哥”精神。而且外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可以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可是指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暗含着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中体味出来。并且我们已习惯了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人与大自然的搏斗与和谐。在缺少希腊文化那种探索与社会和世俗无关的大自然的奥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这一点似乎是必然的。
认识这一点对理解王蒙十分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评论界为什么一致肯定过王蒙获得全国小说大奖的《春之声》，那些破烂寒伧的、已经剥落掉漆的闷罐子车，被一台蛮好的甚至崭新的内燃车头牵引着的社会化意味并不是偶然的（尽管王蒙曾经竭力否认过这种社会意味，但是王蒙也很难肯定他的出发点就没有这种意味）。问题在于，这种象征所构成的沉重的、略带滑稽的因而也让人振奋和兴奋不起来的另一种意味被评论界所忽略了，因而今天我们重新体味闷罐子车厢撞击铁轨的噪音，是无论如何与泉水的叮咚声联系不起来的。如果说铁轨的噪音和泉水叮咚以及广州人凉棚下面的三角形瓷板在清风中的叮咚声，联合展示出生活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和张思远立志为他曾经劳动过的家乡努力工作，使之早日富起来的希望一样，是否显得廉价了一些？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权威意识与忠诚信念（下）
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产生希望，正如中国农民很容易因为有口饭吃（现在是有口肉吃）就感到满足一样，并不一是件值得讴歌的事。严格说来，廉价希望的产生是一种尚未断奶的孩童的心理。因此钟亦成式的知识分子也会因为被平了反而这样感叹：“二十多年的学费没有白交，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都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显然，钟亦成对党的未来是充满信念的。这种信念单独看来并无什么不可，问题在于这种信念是源于党过去太稚嫩，而现在已经成熟。它传达的另
一种信息便是我们党不会再出现失误。但是王蒙在进一步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么乐观这一点上却显得力不从心，与其说王蒙和他笔下的钟亦成是在坚信党会纠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不如说是他们在祝愿党在一早上就恢复她健康的肌体。
因此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钟亦成式的忠诚和信念是否能有效地作为其中一员参与党的自身肌体的深刻变革，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显然不简单地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对理想和事业的忠诚信念以及献身的热情——正如理想和信念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支柱一样，每一个个体的人，也无时不在寻求信念和理想得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单单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放弃历史的评论，理解诸如梁晓声笔下那帮知青轰轰烈烈在北大荒的献身运动，也进而可以理解张承志的“恋父情绪”和部分寻根派作家对土地的眷念。
在人总得信念着什么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理解古代人对神和图腾的崇拜，中世纪人对上帝和基督的虔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皇帝的愚忠，这种在抽象的意义上关于信念的评价，我们暂时显然应该放弃。因为我们不但缺乏形而上思辨的传统，而且也缺乏审美评价的传统。我们常常以情感评价替代理性反思，因此在理性评价有待于深入的时候，情感评价反倒是有害的。梁晓声的《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便是鲜明的一例。
就其根本来说，梁晓声是着重于情感性地评价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知青运动。他关注知青人们献身在北大荒、以及征服沼泽地中迸发出的惊人的勇敢、自信和力量，相比较“伤痕文学”那过于直露的功利的历史评价，前者无疑更容易激起人们对那段几乎每人都有过的历史的一种情感性眷念。甚至我们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眷念之中。但是我们何以要从应该否定的历史中去发现“价值”本身，这已经显示出我们不能忍受真正痛苦的孱弱性。对“文化大革命”和“知青运动”的审视如果是理性的和历史的，那就必然应该是痛苦的。只有经过这种痛苦，其情感性的眷念才是有益无害的。可惜“伤痕文学”在肉体戕害的意义才刚刚开始对历史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还没有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次，梁晓声的知青文学便以一种相反的价值取向取而代之——想想家家户户在电视机旁为《今夜有暴风雪》中的裴晓云抹眼泪的时候，我就不自禁地有些耽心人们是否能从这种同情中醒悟过来、而对之采取一种批评的眼光。联想到张抗抗笔下的岑岑对可望不可即的“北极光”投注于一种审美的憧憬时，我同样耽心她是否有一天会理解“信念，不仅仅是信念着，而且还包含信念什么”。当目的成为和一个不确定性存在的时候，作为过程的献身便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欺骗性。
裴晓云和岑岑显然就是这种被欺骗的产物。一旦她们有一天醒悟到这种欺骗，她们便仍然会以一种情感态度对待过去的追求的事物，因此她们就难免不会成为刘索拉和王朔笔下的李鸣、莉莉和吴迪，以一种嘲弄一切的态度把玩自己。而且，一旦有一天她们又重新发现了“北极光”，比如说发现了天堂和北极光原来不在中国，她们便有可能重新投入当年裴晓云和岑岑的热情与代价为国献身。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性循环。
这样看来，王蒙式的忠诚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不太被我们所察觉的文化积淀。在这种积淀中，理想、信念与我们每个个体的关系就永远是一种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于是，“不管母亲有什么错，母亲毕竟是母亲”就成了一条通理。当血缘性关系渗透在社会与个人的原本应该是理性的关系之中时，一个被宽容了的母亲便永远会被宽容下去，而是否称职这个问题便永远属于了儿子。
不过，这种血缘性关系在王蒙这里应该说还有些特别。王蒙的忠诚还不像更年轻一代的知识青年们那样纯真和充满血气，毋宁说王蒙的忠诚是全方位的。他忠诚党，也忠诚于人民，在党和人民之间，他所起的应该说是类似张思远那样的“桥梁”作用。或者说，他尽量在起着这种“桥梁”性的作用。当他忠于人民时，他无疑便成为普通群众的一份子老张头，同时会深深地眷念和回忆起青春年华和热情，从心底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搏击风浪的冲动（缪可言）；当他忠于党时，他又会成为《悠悠寸草心》里的“老理发师”，充分地理解和体谅我们党探索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而不是简单地发牢骚。因为，“一个丢失了公民责任感的人的牢骚，究竟值几分钱呢？”（《蝴蝶》）
王蒙确实成熟了。这种成熟一方面标明了王蒙开始意识到“切切实实”地为人民的事业做一些实际工作的必要性，比单纯的牢骚不知强多少倍，另一方面又透示着今天的王蒙在沉重的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可奈何，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之下隐隐地潜藏着“生存着是重要的”文化意识和“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对现实的默认。桥梁作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平衡，平衡又往往会产生力的抵消。特别是，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文学家和作为一个有政治家的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之间产生不一致的时候，平衡和调解在这里便是一种缓冲，其结局往往是什么事也做不成。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深层变革并且对立的因素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种“平衡”和“沟通”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恐怕是自以为很有经验的王蒙始料不及的，并且将直接在另一个层面上影响王蒙对社会的批判。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在世故中把玩“批判”（上）
王蒙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文学以外，他会像他笔下的张思远部长那样努力维护人民的事业（包括文学事业），在文学以内，他又尽量通过文学传达对生活和事业的一种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是他善于用美好的眼光看待社会的十九岁的青春的延续。把握这一点也同样重要。王蒙对社会各种不正常的丑恶的现象的揭示，正是以这种对社会的乐观态度为底蕴的。王蒙的机智、幽默和宽容正是一种“费厄泼赖”式的面向社会的精神体现。因此王蒙式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种肯定性批判或批判性肯定。这种批判带有一定的超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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