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诗学-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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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凡新在喊着口令，同学们在向右看齐、稍息、立定、向前看。他们都看到了我，可都没有什么反应。我从球台上跳下来，站在榆树下，想：我究竟是过去还是不过去？跑过去还是走过去？跟乔老师报告一声再进队伍，还时直接进队伍？我这么想的时候，脚已经带着我往前走了几步。乔老师突然转过身。好像他的屁股后面长有眼似的，他看见了我的移动，突然转过身，命令我原地踏步，然后立定，然后向前走，走到球台跟前，立定，向后转。这期间，同学们嘻嘻发笑，像看猴那样发笑，像被谁胳肢了一下似的发笑。然后他们就把我忘了。他们在乔老师带领下，喊着冗长的口号，他们越喊越兴奋。他们每喊一句，我的嘴巴也要条件反射地动一下，可是我无法把整句话重复下来。
第二天，他们都到村南的路边迎接知青去了。我的父母和全村的大人也去了。我的父亲负责敲锣，天不亮，他就站在院子里复习敲锣的技艺。出门的时候，他敲两下锣，赶紧用手捂住，然后再敲，这样循环往复了几遍之后，他对我说：你们学生中谁负责敲锣？没有定下来的话，你跟乔凡新说一下，说你会敲锣，跟你爹学的，比谁敲得都响，能给他增光呢。可我怎么去跟乔老师说呢？我对父亲说：爸，我们只喊口号，不敲锣打鼓。父亲说：不让学生敲也好，他们敲不成，光会瞎敲。父亲这话是对母亲说的，母亲抱着我弟弟，跟父亲往村南口去了。现在到了这篇小说“仪式”这一章里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我所说的“有意思”，主要是说这一段故事比较滑稽。滑稽必定可笑，可我当时却觉得一点也不可笑。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3）
事实上，我当时还因它的“有意思”而受了一点皮肉之苦。这么说吧，正是所受的皮肉之苦，使我加深了对这段故事的记忆。那天，全村老少涌向村南口迎接知青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无事可干，打乒乓球是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可是没人和我对打。以前我倒是喜欢对着黑板撞球，可是教室的门都锁死了。教室的墙按说也可以凑合着用，但我从小就带着唯美主义的倾向，凡事都不愿凑合着来。我只能像一只野狗那样在校园里溜着墙根乱转。后来我发现了校长住室后面有小片菜地，里面长着一个半大的冬瓜，几株尖椒，几棵丝瓜。这片菜地以前我曾光顾过，为了翻蚯蚓钓鱼，可我不知道它是菜地。看见这里长出了可以毁坏的蔬菜，菜地这个概念才确立起来。我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只能给它以小小的破坏。将它们连根拔掉，是不行的，因为他会追查到我。谁都明白，这一天全村人只有我一个无事可干。得考虑到时间因素，也就是说，我所干的事，应该不给人造成是这一天干的印象。
屁股后面的一把削铅笔刀提醒了我，我用小刀在冬瓜上面挖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口，将三角形的瓜皮小心翼翼地翻过来放在地上，然后我把小鸡从短裤旁边掏了出来。我往里面尿一点，等它渗下去之后，再尿一点。后来渗不下去了，我就把多余的尿尿到了尖椒上面，这使我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我的小鸡跟尖椒的形状有点类似，差别只在温度和颜色。尿完之后，我把那个三角形的瓜皮又放到原处。为了让它能彻底还原，不影响它的长势，我捏了一点土放到上面，像给它上消炎粉似的。后来，我就朝村北的济河边走去。我往那边走的时候，心想：现在他们在村南干什么呢？很可能已经接住知青鬼子们了，知青们长的是什么样子呢？对未知事物的猜测，使我显得更加孤单。我坐在河岸边，望着河面，突然有点莫名其妙的害怕。那时候已到正午，在正午的旷野里，一个孩子莫名其妙的恐惧，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当他们在河面上出现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这更使我惊惧起来，我一下子在河岸上站了起来。我往河边走了几步，确信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之后，我的恐惧才去掉。他们乘坐着两条小船，往这边漂。两条船就像一个巨大的镜面上水银剥落的两个斑点。那两个斑点，会发出尖叫，带着标准的普通话话音的尖叫。我听到这种尖叫声，老毛病又犯了，嘴巴条件反射似的，一张一闭。后来，我不由自主地也尖叫起来。他们就是村里正在等待的知青。关于他们上岸的情景，关于我和他们相遇时的情景，可以写成一部书，像克洛德·西蒙受普桑的绘画作品启发写成的《双目失明的奥利翁》那样的一部书。我现在只想拣一个细节说一说。他们上岸之前，不光看我的脸，也看我的腿。我的腿被岸边的流沙深埋着，看上去就像没长脚一样。为了让他们知道我长有脚，我把脚从沙中抽了出来，然后把拎在手中的凉鞋套到脚上。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要搞错了，我们枋口人都是有脚的，跟你们一样，都有腿有脚。船又拐回去拉人了，他们是第一批，河那边还有一大群人。我注意到他们中的女人都很白，女人一白就漂亮。我们把女人漂亮叫做白。当然，这里的语义有点混杂，有些女人并不白，可她长得顺眼，我们就仍然说她白。因为是初次见面，我还无法把这个女人与那个女人分开，她们一白，就让我找不出区别了。我领着他们往村里走。我没有把他们领到村支书家，而是把他们往我家领。在到达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把他们关在门外，往厢房跑去。我在屋里转了一圈，跑出来，对他们说：我们家没有人，你们走吧。他们都笑了起来，问我他们该到哪里去。我说到乔红军家里去。乔红军？他们说他们不认识乔红军。我只好对他们说：乔红军就是那个拖着鼻涕虫的人，他是村支书的儿子，大人们都说，村支书小时候鼻涕也是最多的。他们还是坚持让我带他们去找红军。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乔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那个词，“恍然大悟”。我恍然大悟，他们刚来，还不知道乔红军爱流鼻涕。我把他们往乔红军家引。乔红军家的门上着锁，我只好把他们往村里的大庙引。大庙就是祠堂，因为它很大，就叫大庙。我知道人们经常在那里开大会，看电影。“知青是驴”这一名言，就是在那里诞生的。那里还经常开斗争会。有一次，一个外来的木匠和村里民兵营长的老婆睡了觉，被捉住了。人们把木匠带到大庙前打了两天。那两天，全村人像过年一样喜笑颜开。那个木匠不把睡觉叫睡觉，
我们都没见过火车。我不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大人们也没见过火车，但他们却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你从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知道的。我把他们往大庙引的时候，我感到有必要问一下，他们这些知青是不是见过火车挂钩。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失望，他们说火车倒是见过，但没见过挂钩。路上遇到了村支书的老婆，也就是红军他妈。红军他妈看到我们，突然叫了一声“娘啊——”，扭头就跑。我继续把他们往大庙引。在空荡荡的大庙前，我感到有必要跟他们说点什么。我突然想起几天前乔老师曾对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说，知青们连什么叫大粪都不知道，他还说他是听付连战说的。那次他们还提到了大粪坑。大粪坑是枋口村人村南那个用来储存牲口粪、绿肥的大坑。他说知青们来了，肯定认为大粪坑是来存大粪的，他们不知道，大粪坑是说粪坑很大，而且里面偏偏是不存大粪的。许多年之后，我又想起乔老师的话，我才理解，乔老师实际上是想出道语文题考考知青们的水平，他出的题是让他们划分词组结构的。那一天，我感到跟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大粪是很有必要的，免得他们日后出丑。我说：大粪就是人屎。我说过这话，他们毫无反应。我又重复了一遍，他们还是没有反应。他们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面，没人说话。他们都看着我，我从他们的眼神上判断，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坦率地说，我当时急坏了。我只好蹲到地上，嘴里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然后用手背擦擦裤裆，站起来，指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说：大粪。我做这番动作的时候，突然获得了一种优越感，一种由于知道“大粪即人屎”而生长起来的文化优越感。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4）
这种感觉使我非常舒服。我得把这种感觉继续保持下去。我下面的表现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一种获得身心自由之后的表演。我围着那堆想像中的物质转了几圈，用手捂着鼻子，像是在表演哑剧。捂鼻子的动作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那东西很臭，还有比人屎更臭的东西吗？这期间，我注意到一个最白（即最漂亮）的女知青（她后来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捂着鼻子和嘴巴笑了起来。她用胳膊肘顶了顶坐在她身边的一个男知青。那个男知青一直坐在铺盖卷上玩扑克，现在，他把牌收成一叠，摸了摸嘴唇上面的胡子，抬眼看我。她的笑很快传染给他，他也笑了，后来很多人都笑了。在他们的笑声中，我绕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又走了两圈，然后就站定了，意思是说，既然你们已经懂得了“大粪即人屎”的道理（要是不懂，他们是不好意思发笑的。当学生的都这样），那这堂临时增设的课就可以结束了。我也笑了起来，我为自己有机会给他们上第一课而感到高兴。村里的大队人马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们围着我们（我和知青）站成一圈，都有点气喘吁吁（说明他们是跑过来的）。他们不但看知青，还看我。特别是班上的同学，看我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他们都气得要死，他们没想到，全班人在村南等了整整一个上午，没有等到，倒让我等到了。乔老师和付连战看我的眼神也有点不对头。乔红军他爹，也就是村支书先下手，把知青的铺盖卷提了起来。另外几个村干部也照葫芦画瓢，各自提起来一个铺盖卷儿。我当时一下子傻了，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然，我也没有闲着，顺手从地上拿起一个知青们用的军用水壶。
放下，说你呢，放下。乔老师对我喊了一声。那一声低沉而有力。还没等我放下军用水壶，乔老师就把它夺了过去。乔老师自己没有拿多久，他很快就把它转交给了我们的班长福贵。福贵接住之后，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又摇了一摇，放到耳边听着。他似乎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是水壶，笨蛋。我对福贵说。水壶？我看是尿壶。福贵故意气我。他不但这么说，还要这么比画。他把它放到裆前，活灵活现地比画了一下。乔老师不但没有生气，还很亲切地在福贵的头顶上拍了一下。这期间，我们已经跟着村支书往村南走，村南的路口，到处都贴着标语。乔老师边走边对一个村干部说：写标语，手都写酸了。他夸张地活动着手腕，往前走了几步，对另一个村干部说：你看我的手是不是肿了？写标语写的。他挨个儿讲了一遍，才回到学生们中间。村支书把知青们领到村地的运河桥上，就不再往前领了。他要求大家把行李还给知青。知青们接行李的时候，有点手足无措，有点尴尬。一个知青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擦汗，同时偷偷问道：进错了村子？这不是枋口吗？支书推着他们，把他们往村外赶。那道运河桥大概只有二十来米长，可他们竟然走了半堂课之久。他们走几步，停下来商量一会儿，脸上的疑惑增加几分。等他们过了运河桥，村支书就迅速从桥上退回来。他命令我父亲他们赶紧敲锣打鼓。锣鼓一响，知青们在桥头愣了一会儿，就加快步伐往远处走。
还不把他们给我追回来。村支书跺脚喊道。那戴过绿帽子的民兵营长，像狗一样蹿了出去。他截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他笨手笨脚地拉一个女知青的行李的时候，这边的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了一声：挂上钩，别让她跑了。人们都嘿嘿笑了起来。村支书也笑了，他同时打手势让大家别笑。喊口号，大家跟着我喊口号，他说。口号震天。当时喊的口号我大都记不清了，不过其中有一句我记得很清楚，全句是：反对知识青年下乡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句话太文绉绉了，也太冗长了，不易掌握，所以村支书把这句话分成三段来喊，大家也照葫芦画瓢跟着喊：反对知识青年下乡！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知青们这时候大概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在民兵营长的指挥下，又踏上了运河桥，向这边走过来。出于对仪式的尊重，他们一边走，一边也跟着村支书喊起了口号，并且让脸上浮出笑来。在往大庙走的途中，由于他们的加入，口号声显得更加参差不齐。迎接知青的仪式到大庙之后就结束了。当我跟着人们往家走的时候，我没想到，一顿皮肉之苦正在悄悄地来临。那天晚上，父亲回来之后，很快又被人叫走了。他们走得那样匆忙，似乎有什么要紧事。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我当时大概正在梦中打乒乓球，因为我至今仍记得我是从乒乓球案上被拎起来的。突然升空的感觉是让人又惊又喜的，但是，接踵而至的疼痛破坏了我的感觉。我睁眼的时候，父亲的手正朝我的脸扇过来，来回扇了几遍之后，他把我扔到了墙角。接下来是一场对话，父与子的对话。暴力充斥其间，加大了父亲话语的力度。
父亲说：说，上午干什么去了。我说我在学校玩耍。父亲就说：同学们都去接知青了，你为什么不去？我说乔老师不让我去。乔凡新为什么不让你去？乔老师……乔老师……我说不出来乔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去。这时，父亲加进来一脚，这一脚踢到了我的膝盖上。你没去接知青，你干什么去了？我去济河边逮螃蟹了。逮了螃蟹，还干什么了？接知青了，我说。谁让你接知青了？父亲说着，又踢了我一脚，另加一记耳光。说，谁派你去接知青了？父亲说。父亲当然知道没人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