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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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强调经济增长和物质进步，早年的某些政治紧张关系开始消退。群众组织更多地关注增加生产。1955年重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和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这就提醒人们，中共决心镇压政治反对派。可是，到了1956年，在允许对党的行为和正统性提出某些疑问的更开放的传播政策下，显然出现了一种比较自由化的气候。在外交政策上，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和平共处”原则，这导致了扩大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接触和谈判。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3）
1956—1957年的“自由化”和辩论
“自由化”在1957年5—6月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其内容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短时期内爆发出的批评，它导致了政治上的逆转，并最终抛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国家发展方针。有关百花齐放时期的文献和分析，见R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0年；以及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一：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先培育然后又铲除这些“百花”，这一问题要比容许知识分子不同政见的有限问题更有争议得多。所牵涉到的是关于中国怎样发展和应当怎样发展的严肃辩论。这场辩论主要在1956—1957年展开；当然，其中的某些争议在此前已经初见端倪，而大部分问题从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引发出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这场辩论的焦点是中共不满意或是不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问题就非常容易了。我们在指出这场辩论的界限时，不是试图详细说明领导层中个人或派别的立场，而是要概括地表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的保守和激进的反应。
突出的争议问题之一是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恰当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在坚持必须实现工业化这一点上，中共精英们是一致的； 但他们也承认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相对薄弱，必须加强，以确保用于重工业的恰当投资。城市化人口和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加剧了他们对农业和消费品短缺的担忧。他们相应地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农业和轻工业投资目标的适量增长，但保守派不愿意走得离这一点过远。他们对农业集体化在生产和农民反应方面的结果持悲观态度；他们宁愿慢慢来，以防止扰乱农业形势，并且让工业化把农民渐渐引导到比较集体化的经济。激进观点主张更超前的政策，推进集体化并依靠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在农村开展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些观点之间的斗争始于毛1955年末加速集体化的号召，它导致了1955—1957年间农业政策的几次波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公认的缺陷是它过分主张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以至于领导者后来大多认为，中央的部委应当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下级单位，并展开了对官僚行为的批评。激进派要求简化官僚机构，精简人员（1956年毛泽东提议党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减少2/3），并要求由委员会或群众来扩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因为国家部委的权力对党的权威提出了日益增长的挑战，也是苏联影响的一个象征。中共在作出最早脱离苏联模式体制的尝试时放弃了企业的“一长制”，主张由党委实行较大的控制；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加强在各条战线上党委的领导已经成了既定的政策。然而，保守派对从总体上削弱权力结构的任何做法都缺乏热情，他们也不准备贬低官僚和技术专业化的价值。激进派在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推进群众路线（不只是加强党委领导）时究竟能走多远，这仍然有待考察。
最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了关于中共与中国社会其他团体关系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由于赫鲁晓夫1956年初谴责斯大林的沉重冲击与随后的波兰和匈牙利起义而突显了出来。 在这一问题上，中共精英也至少达成了部分共识，即政治的稳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因此反革命的危险已经不大，党在与非党分子的关系中可以不那么权威主义。这些信念促成了1956—1957年的“自由化”；但领导人对其意义并不只持有一种想法。一种比较保守的观点把经济和政治的稳固看作是革命时期结束的标志；因此中共可以通过新机构而不是通过群众运动来行使领导，群众运动在其时兴的时期是必要的，但此时却容易导致错误、过火和低效率。在持续的政治动员和斗争的情形下，这一观点意味着法律规范化，更严格地监督机构程序，对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国家所必需的技能但却仍未被利用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作某种物质上的让步。保守派实质上倾向于在不强调或扩大非党团体的政治作用的前提下与它们和解或合作。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是比较激进观点的最充分表述。其中心论点是，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实行公开辩论。毛泽东在肯定党的基本领导和监督地位的同时，也指出非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辩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可改造这些团体自身，而且还可刺激社会主义制度加强自身的力量。正是毛泽东针对他的某些同事的保留意见而提出的这些推动措施，使得“自由化”成了短期的“百花齐放”。
中共不久便发现知识分子的批评过于严重，散布这些意见的危险性太大，以致不能允许“百花齐放”的实验继续进行下去。批评者沉默了，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惩罚，党则通过提出一种新观点来解决这场辩论。其结果是大跃进，它在1957年已经成形，在此后的三年主导了中国政治。大跃进也标志着中国脱离了指导着1949—1957年决策过程的苏联模式，并朝向在此后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有意义的是，1978年前后，中共从毛泽东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成了它的第二个主要转折点，此时它又重新提起上面描述的1956—1957年间的许多保守观点。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4）
大跃进（1957—1960）
大跃进并不是具有一贯指导方针或目标的一项具体计划，而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大跃进的开始正好与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相吻合，但这一计划中途夭折）。这种态度是以充满浮夸和鼓励的高度修辞性的语言来表述的。它说全中国同步前进，但在实际上，在时间和地点上有许多变量和偏向。它还提出了承担统一和永久的责任，但大跃进政策直到1958年秋才完全形成，并且几乎立即又作了局部的修改，这表明对这场运动所承担的责任并不像宣称的那样肯定。换言之，关于大跃进的目标、运作甚至还有持续的时间，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然而，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大跃进的主题
渗透于大跃进的华美词句中的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表现了有关这场运动性质的一般形象。对大跃进观点所作的最美好的表述表明了这里所指出的四个主题，见刘少奇《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对大跃进所作的学术上最充分的说明，可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二：大跃进，1958—196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其一是热烈的乐观主义，宣称国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历史性的任务，认为先前的问题已经找到并将得到解决。
另一个主题是将群众路线的原则神圣化，认为人的努力和意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大众动员是解决所有行动领域的问题的有效方法。这种拔高群众路线的做法十分强调所动员人力的数量，颂扬牺牲精神和体力劳动的价值，贬低专业化技能和知识精英的专业知识。其中一个特别的结果是“下放”，将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送到基层从事比较低级的劳动。
第三个主题是“政治挂帅”，它断言正确的政治觉悟最重要，因而是社会行动的惟一恰当的基础。这一原则要求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努力保证政治思想推动和指导群众动员。这对中共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政治公正性的惟一裁判，它是能够规定用什么政治来挂帅的独一无二的组织。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党委在贯彻中央政策时的权力。
最后，大跃进相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进步是可能的，它不承认在发展中存在不可克服的限制或是相互排斥的可能性。关于全面进步的观念，表现在可以说是那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口号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如这一口号和刘少奇对它的论述所表明的，大跃进的哲学坚持认为速度可以与效率相结合，量可以与质相结合，农业和地方的发展可以与工业和全国的发展相结合。这种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放松机构控制（通过分散权力和群众运动来实现），以便鼓励每一个社会单位最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潜力。
产生与起源
从1957年末开始，党内在将这些主题联成一体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意见，它掩盖了大跃进政策产生过程的渐进性和有争议性。它的许多特征实际上在1955年末和1956年初（即在毛泽东于1955年7月作出关于农业集体化的讲话之后）已经显现出来。刘少奇在1958年5月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1955—1956年的早期的“跃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建立了恰当的模式。可是，反对毛泽东的保守派却坚持，必须停止1955—1956年的“跃进”和开展1956—1957年的辩论。甚至在1957年夏的“反右”斗争使“百花齐放”的批评者们沉默之后，保守的经济政策仍然显而易见。发动大跃进的关键的决定是在1957年9—10月的三中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的两项决定特别引人注目。一项是扩大反右斗争（在此之前主要关心“百花齐放”的实验），把它扩展成一场彻底的、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向工人、农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清除党内与其他精英团体内的“右派”和各种错误倾向。全会的另一项决定是分散权力的计划，把许多企业和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从中央的各个部下放到省级。这些决定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强化，为清除或分化党的保守官员，也为通过牺牲中央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提高党委（特别是省委）的权力提供了基础。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5）
在1957年冬到1958年间，全国为在农村建设灌溉和防汛工程而动员了大规模的劳力。农村组织规模的扩大刺激了一些现存的合作社合并成更大的单位。当1958年春耕开始时，这场动员扩大到农业生产本身， 并强调一系列劳力密集型的技术。他们还在农村、街道工厂或各种副业和工余企业组织起劳动单位，以此强迫非农业人口进行生产服务。这种大规模的人力动员实际上是试图在无需重要资金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剧烈地提高生产，因而刺激了乐观的经济预测，一再地提高产量目标。第一个实验农村人民公社于1958年夏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冬天开始的使农村组织合并成较大单位的做法；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人民公社，并号召在全国推广。几星期内，人民公社成了农村人口的首要生产和行政单位，实质上已建成了大跃进的构架。
既然大跃进方针与党内的许多较保守的倾向相冲突，并且将会导致如此破坏性的后果，但中共却仍然采取了这一方针，对此应当作何解释呢？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是毛泽东的权威和说服力量，他首倡了大跃进的政策并为实现这些政策而积极努力。然而问题仍然在于，毛泽东的论证何以发生效力。原因之一是，大跃进对于中共精英具有强大的、内在的吸引力。它迎合了他们迅速进行社会经济变革、“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并重新肯定了这样一些革命论点，如英勇斗争、大众动员、自力更生等等；它导致了1956—1957年发展起来的关于需要分散权力、更强的党的领导和更迅速的农业发展的共识。因此，它在历史经验和近期的政策观念中都有牢固的根基。
而且，毛泽东的大部分火力是指向那些赞扬社会主义机构的效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专长的保守人士的；而“百花齐放”的结果似乎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然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中盛行，社会主义机构的建立还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有必要让革命继续下去，过快的机构化看起来是一个错误。因此，尽管毛泽东促进了1956—1957年的“自由化”，其结果却支持他推进一场以意识形态的战斗性和大众动员为基础的新的革命的号召。
最后，大跃进的许多破坏性后果大多不是出于它的逻辑原理——劳力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刺激在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金和技术贫乏的国家有它的道理——而是由于它所追求的那种空想主义。在1957—1958年，若干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共精英对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跃进多远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