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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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这一联盟是不稳定的。一个主要的分裂是1971年清洗林彪的势力，据称是由于林彪的反毛政变阴谋。林彪的垮台显然主要是由于他的权力野心，但和他与毛泽东更隐蔽的分歧也不无关系，特别是在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问题上。这还伴随着军队其他几个高级将领的清洗，随后是解放军影响的减弱，导致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艰难的平衡。前者试图维护更加激进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而后者则竭力软化其后果，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发展。当周恩来为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除的老干部恢复工作时，某些改革措施退缩了。最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的复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与刘少奇直接有关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在1975年，当周恩来的健康恶化时，他成了政府工作实际的主持人。因此，1972—1976年时期的标记是：领导层内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对于关键性政治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不一致的解释，越来越大的劳工纠纷和社会动乱，以及公开宣布的1974—1976年的经济放缓。当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时，激进派（显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起了对邓的第二次清洗，总理职位给了相对来说是新人的华国锋。然而，邓小平的被罢黜只是加剧了冲突，导致进一步的动乱，这表现在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愤怒的群众游行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移去了公开对抗的最后障碍。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3）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毛泽东以后时期（1976—1985）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主导中国政治的主题，它强调物质刺激、效率、社会稳定和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规定和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努力在1976—1985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华国锋试图推进一项继续保留许多毛泽东主义象征和政策的现代化纲领，以此来巩固他的领导权。这一努力并未能阻止邓小平正在上升的影响力，邓在1978年代替华国锋成了事实上的领袖，开始了深刻改革和重新评价毛泽东主义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大约始于1981年，中共通过了一个更谨慎的“调整”战略，导致改革和保守力量之间的平衡。我们简略地描述一下这每一个阶段，并在结束时对中国从革命时代到革命后时代的转变作一个初步的估计。对毛泽东以后政治的详细分析，见J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与政治》，韦斯特维出版社1985年；PR小莫迪《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政治》，纽约，1983年；以及V尼等编《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柯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对1976年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分析，见H哈定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以及M雅胡达《孤立主义的结束：毛泽东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纽约，1983年。
华国锋与偏离毛泽东主义方向（1976—1978）1976年10月初，华国锋逮捕了“四人帮”——这是给那四个激进派分子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起的一个绰号——并发起了一场尖酸讽刺式的运动，反对他们歪曲毛的指示，以宗派活动破坏了政府和经济，在激进主义的幌子下普遍推行一条极右的路线。华国锋成了中共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同时继续保留总理职位。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个新领导层集中精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责难“四人帮”要为中国在此前10年的几乎所有问题负责任。这是在毛泽东的名义下进行的，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亲自选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并已认清“四人帮”的分裂和叛逆性质。华国锋和他的同事显然希望维持毛泽东主义的合法性，避免公开背离毛泽东的遗产。同时，对“四人帮”的批评必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朝向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这些变化在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初见端倪，大会通过了一个新党章，肯定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同样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很快成了新政策的发言人。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宪法，进一步推动了一条新路线的产生。这两次大会和各个特定政策领域的一系列全国会议详细阐述了华国锋的“四个现代化”主题：在2000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的前列，接近甚至超过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76—1985年的十年发展规划同样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提出了短期目标。华国锋论证说，周恩来在几年前已发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号召，只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才未能如愿；粉碎“四人帮”为社会主义团结和秩序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他还提出了加强教育、工作单位纪律和社会秩序、外贸、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新政策。可是，要一个如此依赖于毛泽东遗产的领导人在毛泽东主义的体制中提出根本的变化，那是困难的。
华国锋温和的毛泽东主义在1978年越来越受到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批评。年末，这个所谓的实践派（由于其实用主义的口号而得名，如“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力推进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更广泛的改革。许多问题集中到一起，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这一反对激进政策的群众抗议被打成了“反革命事件”，以便为镇压批评者的警察行动、第二次罢黜邓小平和肯定华国锋出任总理作辩解。同年11月，官方宣布这一事件是“完全革命的”行动，这表明1976年这一事件的牺牲者（邓小平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取得了胜利，而这一事件的首要受益者华国锋则已不在其位。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4）
“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的改革（1978—1980）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共决定性地脱离华国锋的过渡性领导体制，当然也摆脱了中国的革命时代。这种“转移”提出，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以此而取代了华国锋浮夸的发展目标和他所自称的毛泽东主义合法性。这一转移随着邓派力量的统治而导致党的领导层的变化；用批评毛泽东、毛泽东主义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来解释党史和党的学说；许多对内对外政策（包括现行体制的基本组织原则问题）都转向更有效地为现代化服务。尽管其中的某些变化在1978年12月之前已经发生（当然那时没有一个已经完成），但三中全会仍标志着与毛泽东主义的决裂和将中共纳入改革的轨道。
三中全会上领导权的变化导致华国锋的高层支持者的下台和邓小平集团许多人的提升。邓小平是中国整个1978—1985年时期统治的最高政治人物，尽管他不占有国家和党的正式领导职位。邓小平面临着持续的反对者，他在推进自己的主张方面也并不总是成功的，但三中全会确实把最高层的权力平衡转向了那些急于抛弃“文化大革命”和确立长期发展战略的人手中。
重新解释党的历史和学说是导向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论题。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胜利标志着在三个主要理论问题上重点的转移：物质目标和刺激，特别是全国经济发展目标的优先性和用物质奖励来鼓励生产者的合理性，代替了“文化大革命”对意识形态目标和刺激力的强调；社会和谐的形象，即靠社会主义制度团结起来，而不再需要群众斗争和运动的社会形象，取代了毛泽东主义关于在中国坚持尖锐的阶级斗争，需要“继续革命”的观点；社会主义法律和民主的机构程序代替了由领导的个人指示和权威来使政策和学说合法化的做法。这种对毛泽东主义明显的重新阐述提出了如何评价毛泽东个人在中共历史上作用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微妙问题的回答只能慢慢地作出；但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求面对这一问题。
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评首先出现在1978—1979年的“民主运动”期间的大字报上，事先未经党的批准。此后，1979年9月，叶剑英（在中共的排名表上位于华国锋和邓小平之间的一个最高军事和政治人物）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承认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许多政策是错误的，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并宣布中共将召开一次会议，总结对这些难题的评价。此后，官方对毛泽东主义时期的批评变得普遍了，当然，所许诺的关于党史的决议直到1981年6月才作出。这种拖延以及该文献的内容都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有争议性。中共保留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原则，坚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大于他所犯的错误。同时也把他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巨大错误的凡人地位，并且还揭露了这些错误和“文化大革命”失误的细节。这个决议尽管还算不上是十足的“非毛化”，但它在1957年前、1978年后的正确路线与毛泽东主义时期的错误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理论界限。
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政策迅速铺开，几乎触及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学界努力恢复和提高学术质量，以竞争性入学考试为基础的大学学生人数剧增。党的领导人强调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普遍贡献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一场有限制的学术和文艺的自由化允许讨论从前忌讳的问题或在表达形式上进行试验。自由化也具有政治含义，它导致1979年与官方认可重新评价毛泽东主义同时出现的某些公开的不同政见。社会主义法律与民主的加强成了一个普遍的论题，颁布了新的刑法，扩大了立法和司法机关，通过了有关地方政府和选举的新法律，给予群众政治参与以更大的活动余地。中共领导人坚持干部也必须遵守法治主义、纪律和效率的新标准，“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经济改革包括消费者受益的增多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三中全会决定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关键投入物品的价格，从而在数十年内第一次使农村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还给工薪收入者提高了工资，给生产工人发了奖金，并再度关心提高消费品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用“市场社会主义”来说明中国提高经济生产和效率的各种努力，那仍然是个不精确的术语。将某些决策权下放，更大地依靠专家和技术，改善管理体制，坚持企业应注重盈亏，这些并不必然地向中国的计划经济发出挑战。另一方面，扩大农村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允许农村和城市的某些生产单位根据市场调节它们的产品和价格，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所得利润（只要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些都是实质性地脱离了既成体制的改革。例如，农业上的责任制把大部分决定权交还给农户，允许农户在履行了对国家的合同义务之后到市场从事买卖，有效地废除了50年代中期建立的农业集体化制度。
在对外事务方面，三中全会制定了决定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它将通过扩大中国的国际联系来加速其现代化。从某些方面看，这种开放政策只是继续增加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扩大肇始于70年代初的战略转移、以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为标志的外交接触。但是，邓小平的对外政策要比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追求的那种有限的反苏统一战线更为野心勃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于1978年12月完全正常化，随后是中国于1979年2月出兵越南（紧接在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回国之后），这些都加强了关于中国与美国正在走向反对苏联的事实联盟的猜测。随着对外贸易的激增，国家批准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借贷，以及允许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直接投资的新政策。为了偿付更大的商品和资本进口额，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出口和吸引旅游者。发起大规模的文化和学术交流（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是“对外开放”措施的另一部分，这看起来改变了毛泽东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然而，改革在内外政策上的最初冲击波却被一个“调整”时期所取代，它修改了某些改革政策，同时也加强了另一些政策。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5）
调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调整”中国经济是70年代末的一个口号，因此它作为一项中心议题在1980—1981年出现，既不让人惊奇，也不是对改革的否定，而是表明中共领导人希望仔细地考察他们的改革，调整那些看起来是最成问题的东西。这第二种观点带有保守的偏见，但其结果仅仅是修改，而不是停止或甚至是偏离改革计划。调整的首要缘由是中国经济中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持续状况，以及由于增加进口、投资和补贴而使国家预算赤字增大。人们既关注中国经济在满足长期受压抑的消费者需求的同时维持迅速发展的能力，又担忧“自由化”和“开放”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后果。在国际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和以军事支持台湾的持续刺激表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没有为美中联盟扫清道路。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邓小平的反对者向他的改革计划发出了挑战，其结果是在三个主要领域的调整。
经济调整是1981—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问题。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该时期持续而稳妥的增长，当然随后的1986—1990年的时期也是如此，而所计划的高增长率只是安排在90年代。其核心是限制新的国家投资，在现有企业中提高效率，使生产增长依靠仔细的计划和技术投入。该项目标将集中于提高生产率，以此作为未来快速发展的基础。
调整的第二个领域是对外政策，伴之以中美关系的冷却和中苏关系的加温（主要是增加贸易和外交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