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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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膊饕迥诓康娜叵担�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IJ金《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江西苏维埃》，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JE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S斯瓦鲁普《1927—1934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以及RC索恩顿《1928—1931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二，目前正在开展的究竟谁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讨论，是近期内更引起人们兴趣的论题。假定在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重要差别（目前已经看不到像过去那样否认这种差别的情况了），那么，是毛泽东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更符合其父辈学说？俄国人和一些西方分析家尽管观点并不一致，但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更正统，而毛泽东主义则偏离了正统，它偏向了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者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某种变种。中国人和另一些西方分析家（观点也不一致）则认为，毛泽东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而苏联表现出朝向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和全面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异端倾向。见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上的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论坛》，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3卷第1、2、4期（1977年1月、4月、10月）。这几期“论坛”中收集了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的几位学者的文章和评论。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辩论，实际情况要比这里所介绍的复杂得多，由于目前中国人正在推翻一向被认为是毛泽东主义核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政策，这一问题便更加复杂了。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以前肯定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相似性的观点又复活了，尽管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两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显而易见。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2）
中国与外国影响
当中苏分裂使得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的争议冷却下来的时候，与此相关而又更加微妙的问题被提上了前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究竟是表示可能毁灭中国传统的外国思想（西方思想，假如不是俄国思想的话）征服了中国呢，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这个新朝代的某些作风是外来的，但又忠实于传统的统治模式？尽管人们有时会暗喻中共的“朝代”或把毛泽东比作“皇帝”，但如果严肃讨论这个论题，就应避免正式接受这两种极端观点中的任何一个。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也是传播异于中国的外来价值观的温床，这种看法变得更为普遍了，尽管它很少不加修饰地出现；当然它在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的自我形象中找到了强烈的依据。CP菲兹吉拉尔德则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另外一种观点，他指出了共产党人与中国传统统治方式之间强烈的相似性。他特别强调“世界主权权威”的观念，为了平衡经济而实行的国家管理，以及为了整合社会和提供选拔精英标准而确立的一种正统学说。CP菲兹吉拉尔德《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企鹅出版公司1964年，第41～42页及其他各处。
当代中国政治显然表现为内部和外来影响的混合。上述辩论的真正价值不是证明某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而是要确定这种混合影响究竟是什么。由于主导倾向集中于中共精英所实现和寻求的变革，因而人们便会很正常地注意另外那些肯定中国的“中国性”的人们。费正清曾持有一种中庸观点，而且他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始终不渝的发言人，他要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在当代已被削或破坏的结论持慎重态度，无论意识形态和官方导向怎样有可能暗示这一点，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历史为中国人的行为提供了某种解释。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坎布里奇，贝尔克纳普出版社1967年。后面几章的分析将探讨中国历史的影响依然明显存在的许多种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中国与外国影响的确切作用的辩论，并不只是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关注，好像中国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自从19世纪晚期起就一直明确地关注这一问题，他们对于如何运用外国和中国的东西重建自己制度的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对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分析，可见SR施兰姆《导论：从历史角度看文化革命》，载施兰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3～27页。中国人最近谴责“四人帮”不合理地赞扬中国的东西、排斥外国的东西，这正是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颇为引人注目。中国人试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所遇到的困难，指出了长期“封建权威主义”传统和很短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经验，也肯定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学习先进国家，这些例子表明他们再度感兴趣于外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的积极方面。如此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视角都在转向更细致地评估中国传统和外国对革命影响的益处和责任的复杂方面。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3）
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
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三个主要争论点是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中胜利的根源问题。怎样的条件和诉求赋予中共夺取胜利的力量？它又导致了怎样一种革命？C约翰逊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共产党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最具挑战性的论点。C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对约翰逊这一论题的批评由E勒纳作了总结。见《中国农民和帝国主义：评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载《研究亚洲学者通报》第6卷第2期（1974年4—8月），第43～56页。约翰逊对他的批评者们作了回答：《再论农民民族主义：一本书的传记》，载《中国季刊》第72期（1977年12月），第766～785页。约翰逊论证说，中共领导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义的农民，这一点与该党上升为全国政权的争夺者有联系；共产主义革命从民族主义的诉求中，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改革的方案中为自己争取了主要的力量。日本的侵略显然使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该党在战争期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对于走向最后胜利、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人所作出的反应对于中共夺得大陆政权的时间和阶段安排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在确定共产党人胜利的基础时，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国民党的弱点和共产党的力量，特别是双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都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中共党员的组织才能和个人行为对扩大党的影响起了主要的作用，且不说某些特定的争议使得某个方面容易受到共产党人的渗透。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这种能力体现了似乎是共产党革命的悖论：即它与其说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倒不如说是以农民为基础。而且，由于其农民基础，这一运动与许多传统的农村组织和反抗形式发生联系，并受其影响。为了列举共产党革命的多样化的解释，可参见L拜艾诺《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RE伊斯特曼《破坏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的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W辛顿《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文献》，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6年；R小霍夫海因兹《打碎的浪潮》，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农村影响类型，1923—1945》，载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第3～77页；Tetsuya Kataoka 《中国的抵抗与革命：共产党人与二次统一战线》，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EJ佩
里《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M塞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R萨克斯顿《论农民革命和全国抵抗：一个特别与现代中国有关的农民动员和革命战争的理论》，载《世界政治》第30卷第1期（1977年10月），第24～57页。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抵消日本人的出现和中共为抵抗它而诉诸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但这些因素毕竟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个多因素的现象，不能只是把它贴上“全国性”革命或是“社会”革命的标签。也可以这样来谈论1949年以后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家独立和重建的主题继续与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论题混合在一起。
上述围绕中国共产主义本质的辩论提出了有关1949年以后体制的重要问题，但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当然，这些问题本身以及回答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并不只是中国所独有的；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学者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并不十分成功。正如本章前面介绍性的段落所指出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实质本身向任何简单的定义发出了挑战。
在中国人的例子中，当学者的研究范围成倍地扩大时，原先的“要么……要么……”的问题已不再适用，人们开始认识到所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这也许是一项健康的发展。无论如何，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政治的归类问题何以无功而返，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个题目。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1）
在60年代，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开始降温，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文献大量涌现。此类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并不具有一个主导模式，而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主导模式，它就可为人们分析该体制的归属问题及其相当的多样性提供一条指导线索。最初的一种倾向是称中国为集权体制，或者至少是把它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入一类。取代这一倾向的是，人们更感兴趣于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的制度，这就脱离了欧洲中心的模式，转而强调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似性。还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用该体制自己的语言来确定它的归属，把它当作中国的或毛泽东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亦可算作一个独立的类型。
集权主义模式
集权主义（Totalitarian）的理论对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很具有诱惑力，这一点不足为怪。集权主义理论原本是从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它把苏联当作战后时代集权主义的主要模式。当中国宣布自己效仿苏联模式时——当时斯大林还活着——人们自然倾向于把中国划归集权主义模式。而且，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行为和体制表现出足以“适合”这一模式，特别是当它趋向意识形态的划一性和一个政党垄断权力的时候，更可以为它所宣称的适用性作辩护。尽管人们广泛接受了这一术语并隐含地使用了这一模式，但并未展开对“中国集权主义”的规模的充分分析。人们不愿意将这种集权主义模式系统地运用于中国体制的所有方面。
如此不情愿的一个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这一模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学术界对集权主义模式最清楚、最有代表性的阐述指出了“集权主义专政”的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其典型特征是由一人独断领导；通过技术垄断了的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权；通过官僚来实现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控制和指导。C弗里德里希和ZK布热津斯基《集权主义专政与独裁》，纽约，普莱格1961年，第9～10页。然而在中国，毛泽东对中共的领导体制看起来并不能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毛泽东的统治更多地依赖灌输和说服的心理压力，依靠干部进行严格的个人监督，而不是警察的恐怖手段；特别是在1957年以后，中央官僚计划和控制不像苏联那么突出。而且，有关集权主义的理论把集权主义现象看作是对现代国家的反动或悖逆，而现代国家“只能在大众民主和现代技术的历史条件中产生”。引自前书第31页；以及H艾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纽约，梅利丹1958年。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并不能把它与集权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类型联系在一起。
将集权主义模式应用于中国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60年代产生的有关这种模式的根本恰当性的问题。主要从事苏联集团国家在斯大林之后的发展研究的评论家们认为：这一模式过于受特定的个人（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端行为的影响；它不能说明在所谓“一元化”的集权主义国家中的多元化现象；而且它也未能恰当地区分不同类型体制（例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这些体制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征。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有关的学者们建议放弃这一模式，将其适用范围限制于极少数与它相近的历史例子，或是对它作重要修正，以便与它在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权威主义的一党国家中的变体相适应。对集权主义讨论及其批评者的一个小结，可见R布罗斯《极权主义：修订了的标准版本》，载《世界政治》第21卷第2期（1969年1月），第272～294页；还可见《比较政治和共产主义体制研讨会》论文，载《斯拉夫评论》第26卷第1期（1967年3月）。总之，对这个模式的可信性提出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使它渐渐失去了作为严格分析中国制度的一种指南的吸引力。
随着集权主义的失去依据，共产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开始吸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们。如今，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