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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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集权主义的失去依据，共产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开始吸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们。如今，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苏联和东欧政治的研究中很普遍，但它在中国研究领域并未取得统治地位。很少见到学者们拥有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技巧和爱好。而且，中苏冲突和关于集权主义的辩论，使得人们很有理由对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相似性持怀疑态度。把中国包括进比较共产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内，这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大多取决于学者如何表明中国在这种范畴之内发生了多大的变异。例如，见C约翰逊《共产主义体制中的变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2）
“发展中国家”模式
中苏冲突于60年代激化，西方学术界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表了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献。尽管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够不上人们所大略地称呼的“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的典型，但可以理解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们仍然着手在这类发展文献中寻觅观念上的指导和可能的模式。把现代中国归入这一集团的可信性很大。它过去与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关系的经历，它的前工业化的农业经济，它与传统体制的革命性对抗，产生了与发展过程广泛联系的大多数问题。当然，并不存在发展中政治体制的单一模式，人们甚至对“发展”和“现代化”这样一些概念的定义也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此类文献提出了这些体制的某些范畴，这就可以将中国归属于这一模式，并可表明中国政治的一些重要特征。
有一个范畴取自现代广泛的历史背景，并将中国与其他几个数目相对少的国家划归一类，这些国家在西方范例的影响下开始了现代化，但未受外国的直接控制。它们的传统政府足以有效地抵制公开的殖民化，从而在实质性地延续民族传统、领土和人口的基础上开展了现代化。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纽约，哈珀1966年，第119～123页。布莱克置于这一“模式”之下的另外一些国家是俄国、日本、伊朗、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布莱克自然了解这些国家在它们的现代化经验中确实存在的巨大差别。
这种延续性保护了这些国家，使之避免了在其他转型社会所发生的那种个人和民族认同的机，但当现代化的精英最终摧毁了传统的权威体制时，却有可能产生一种“权威危机”。白鲁恂《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8年，特别是其中第1章。另一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的水平表明，最合适的方式是把中国归属于那些与它的经济环境大致相同的国家。提出这一观点的某些人论证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发达的现象”，共产主义运动“与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运动共同具有许多特征”。J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持续的神话和变化中的行为》，纽约，维利1968年，第1页、第3～4页。因此，这一范畴包括了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制度，其政治反映了从共同经济问题产生的诸多相似性。
中国所属的那种制度几乎显示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型态特征，人们根据这些特征而多样化地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关于动员系统，见D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特别是其中第10章。关于运动政权，见RC吐克《关于运动政权的比较政治学》，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5卷第2期（1961年6月），第281～289页。关于新列宁主义大众政党，见CH摩尔《独立以后的突尼斯：一党政府的动力学》，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年，特别是其导论部分。“激进的或极权主义的一党体制”是在公共领域使用的术语，其解释意义有一些差异。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用戴维·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
这些现代化和发展的文献，就像集权主义模式一样，孕育出了关于中国政治和发展的某些观点。然而，就特定的模式而言，其影响力却很小。研究中国的学者就像采购货物一样地利用之——在这儿引用一点，在那儿检验一个假说——但很少有人从中采用任何一般性的观点。
有一点很显然，即这些文献本身太松散，摊得太大，以致没有多大帮助；到了70年代，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缘由是其种族中心论的偏见和经验上的缺陷。作为批评的例子，见R桑德布鲁克《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危机”》，载《
发展研究杂志》第12卷第2期（1976年11月），第165～185页；以及DC梯
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一种批评观点》，载《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第15卷第2期（1973年3月），第199～226页。而且，尽管中国脱离了共产主义苏联，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作用，以及它的革命起源也有别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
对这种悖论作出的一个反应是把这里所讨论的两个一般性观点结合起来，即按照基本结构把中国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归一类，同时又不得不注意到，它所必须处理的发展问题更接近第三世界的同类问题。一般来说，这是本书所属的系列丛书的一个核心卷本所持的观点。GA阿尔蒙德和GB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第2版，波士顿，1978年，第71～76页、381～387页，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把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体制称作“渗透性、激进的权威主义”体制，从而把它们与那些未曾达到像共产主义体制已实现的那种动员和渗透的民主体制和各种非民主体制区别了开来。他们还把中国与其他几个追求“权威主义的技术动员”发展战略的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划归一类。诸如此类的标签只是大致地符合事实，因为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强调的，中国经历过可以说是彻底地应用上面所引用的这些变量的时期；也就是说，它依次地或积累性地表现出了这些特征，而不是在它的整个历史中一下子表现出来。然而，基本点仍然显而易见：中国与共产主义国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与第三世界共有许多发展战略和问题。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3）
中国模式
以集权主义、共产主义或是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中国，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实际上转向把中国政治体制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型来处理。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大多引用了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但他们实际认为自己所研究的这个体制是独特的，足以确立一个独立模式的基础。这种趋向在中国研究领域是自然的，又由于汉学传统中把中国问题研究当作一个自成体系的领域而得到了强化。确实，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于社会科学或比较概念侵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存有抵触情绪，以致其他人认为该领域的一些问题处在不愿接受外部观念指导的状况之中。《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和学科的研讨会》，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3卷第4期（1968年8月），第505～538页；C约翰逊《中国问题学者中社会科学的作用》，载《世界政治学》第17卷第2期（1965年1月），第256～271页；以及RW威尔逊《中国研究的危机》，载《世界政治学》第23卷第2期（1971年1月），第295～317页。
然而，70年代对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激烈的批评，指责西方学者未能认真地对待中国模式，他们将自己的种族中心观念和价值观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从而错误地理解和解释中国革命以及从中产生的毛泽东主义体制。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表述，可参见J佩克《革命与现代化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载V尼和佩克编《中国从1840年至今不间断的革命》，纽约，1973年，第57～217页。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观点？西方学者是否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功用？
这一论题大多产生于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直到1976年统治了中国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看起来使中国脱离了集权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和各种发展中国家模式，并规定了取代这些模式的毛泽东主义形式的发展模式的主要方面。因此，正如在辩论中所引证的，“中国模式”确实意味着一种“毛泽东主义模式”，人们认为它具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其目标是国家独立和自力更生，朝向自给自足以避免经济和政治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第二，它寻求全面发展，强调农业部门，该部门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最可能落后；它提倡中央集权化，以刺激地方增长和积极性，并指导资源（人力、服务、设施和资金）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第三，
它强调大众动员和参与，以此作为达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也以类似的态度看待伴随着将这种群众运动的做法神圣化而来的知识和技能的贬值。第四，它坚持继续革命，认为反复的、有可能是暴力的斗争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必要的，这种复辟倾向甚至有可能在党内产生。正确的意识形态——绝对地献身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共享的社会——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之，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评价人物及其行为、社会和文化表现的首要标准。
这几个重要原则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逝世前20年（特别是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所持续推行的毛泽东主义的总结。这些一般原则和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体制下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出发点。然而，人们如果在用这些观念表述中国模式时可达成相当的共识，那为什么还在持续地辩论西方的偏见是否阻碍了或歪曲了我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这一问题呢？答案在于，观察家们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毛泽东主义模式是个可取代其他发展战略的一个独特模式，而在该模式的功能、有效性和价值问题上也仍然存在着分歧。
对这一模式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各有众多的理由。有些人论证说，它主要可用作比喻或是布置橱窗，而掩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政治和严酷的现实。按此观点，这个模式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某些政策符合这一模式，某些理想主义者也相信它。另外一些人认为，人们虽然信奉并实践毛泽东主义，但它并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个乌托邦，因为它强调民众主义和意识形态，把这些置于计划和专业技能之上，并且认为，在我们这个技术上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实行自力更生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则看到，这一模式开始实现它的某些目标，但他们在这些目标的价值上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主义对它所可能实现的任何目标（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的目标），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4）
另一方面，仍有一些人承认毛泽东主义词句上的真实功用，彻底实践这个模式的长期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对于实现其目标的有效性，或是该模式的规范价值等等方面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但他们依然被这一模式的精神所感动，并相信它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批评家们表现出了某些种族中心主义或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从而有意无意地歪曲了毛泽东主义，其原因是毛泽东主义模式向自由主义、西方或苏联式的发展模式或是唯物主义的工业化文明伦理的正统发出了挑战。他们的批评者则认为，这些持同情态度的人过于天真，从最好处说是孤陋寡闻，从最坏处说则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毛泽东主义宣传的工具。
当然，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对这一模式并未采取严格的赞成或反对的立场，而是分处于上面所列举的各种观点谱系的不同点上，随着毛泽东主义时期政治的进展，有时也改变他们的观点。当然明显的是，由“文化大革命”激发出来的中国人的政治激情在外国观察家那里也找到了对应的派别，这些观察家中大多数人接受这样的前提，即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并且只能用其自身的术语去理解，尽管他们在哪些外国人能够突破自己的文化障碍，按照中国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中国这一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日子里，新的视角改变了围绕毛泽东主义模式展开的争论的内容。历史的回顾表明，该模式并不像其论敌所推论的那样明晰透彻，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采取了许多不同的立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也作出了某些重要的变更——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从未使毛泽东主义充分地体制化，从而使中国确实成为这一模式的一个检验案例。毛泽东主义作为一个取代那些更定型模式的模式，在理论上仍然引起
